“这么多年，我栏目不换、老公不换、车也不换，可能骨子里我就不是一个寻求变化的人。”——敬一丹
我们当然需要打老虎，但是打老虎也需要条件；你还得问问自己，你是不是武松。——敬一丹
我们已经结婚33年了，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所谓的大款呢？我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党校老师，教经济学的。我后来还偷偷听了他的一堂课，他正在讲一把斧子换五只羊，讲货币的产生。——敬一丹
“我现在有点倒计时心态。每次进直播间我都会想这是倒数第多少次。”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叫“珍惜”。
熟悉她的人都叫她敬大姐，她也觉得这是最好的称呼。
2015年4月，敬大姐要满60岁了，要从央视退休了。
20年前《焦点访谈》开播，敬大姐一年后进驻，19年来都没有离开过《焦点访谈》的主播台。“大家一看这张要出事的面孔，我还能去做什么节目呢？”敬大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年前，打动敬大姐加盟最关键的原因是：居然能在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每天播出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它就是为了让人民保持痛感。”敬大姐说，别人是“刺痛”，她选择“隐痛”。
2014年初，《焦点访谈》曝光东莞色情服务业，当期节目的主持正是敬一丹。
她走进演播室，看到大屏幕上，一排女孩儿站在那儿等待挑选，坚决要求换掉镜头；即使要用，也必须打上马赛克。当她确认看不出面目之后，才开始录制这期节目。
“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我们挖这事的根源，你不能最后打在这些女孩子身上。”敬一丹强调。但是节目出来后，有的镜头并没有打马赛克，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
“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敬一丹对南方周末记者反复强调自己的难过。
“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会影响这个人的命运。”敬大姐20年里，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分寸”。
退休后的敬大姐也会很忙，2014年9月开始，她将在北京大学开课，继续她的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长期给国家部委领导干部培训班和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课。
“我是一个广播人，从看不起电视到加入电视，然后到电视的巅峰；在快要退休的时候，互联网崛起。特别有意思的过程。接下来怎么面对互联网这个强大的对手，让白岩松、水均益他们去对付吧。”
2014年7月21日，在北京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家宾馆，敬一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
“舆论监督节目居然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
南方周末：白岩松说，敬大姐狠不下心来，这是误解吗？
敬一丹：不是误解，很多同事都觉得我心太软，我确实缺少一点锐。
白岩松、柴静，还有更多的记者，我们很多同事很有锋芒。
《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我们这一行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对社会机体是不是健康保持警觉。痛感有刺痛，也有隐痛，我可能就属于那种隐痛。我虽然没有那么锋芒，但也不是让人轻松的人，很多人都说，一看你就皱着眉头，好像有多少沉重似的。可能一个栏目，刺痛、隐痛都需要。
南方周末：当时孙玉胜是怎么说服你去《焦点访谈》的？你当时是铁饭碗，他们是临时工。
敬一丹：今年是《焦点访谈》开播20周年。我是《焦点访谈》一周年的时候加入的。筹备时，孙玉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话非常平实：现在准备办一个栏目，舆论监督性的，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你考虑一下。
这个短短的电话，给我提供了几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最让我兴奋和意外的是，国家电视台居然能在每天黄金时间播舆论监督。在这之前央视有点舆论监督色彩的节目是《观察与思考》，一周一次，有时候还要断顿，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
那时我在《经济半小时》，做的也都是深度报道，也参加过《质量万里行》，典型的舆论监督节目，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个栏目天天播出，这是什么力度？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方宏进，我暗自比较了一下，我们两个人有相似的地方吗？为什么会首先想到的主持人是我和方宏进呢？ 没有下决心最重要的理由，是当时我正在办《一丹话题》，《一丹话题》是赵化勇点的题，当时他是经济部的主任。这里链接一下，当时我想办一个小节目《黄金书屋》，介绍经济界学人、经济类的书，好像一个书屋女主人那样。我和赵化勇谈这个想法，他说，你可以办《一丹话题》，你适合办言论性节目。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你适合什么，那是赵化勇对我非常重要的点拨，是我职业生涯中得到的非常重要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一丹话题》。
南方周末：但你还是去了《东方时空》。
敬一丹：那时《一丹话题》正在办的过程中，就好像一个小婴儿，不能一下子就撒手。我一边办着这个，一边就注意着孙玉胜他们的准备。《东方时空》是一个孵化器，它一开办的时候，我们全台的铁饭碗都在关注，《东方时空》会是什么样子。
开播那天，我是早上上了闹铃起来等着看的，那个时候早晨完全没有看电视的习惯，早上上了闹铃看电视这是第一次。
刚播出的时候，先放一个《东方晨曲》，一个鸽子飞过来，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一大早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起来了，看着电视，我当时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但是我就分明觉得，和我们平常办的节目很不一样。后来再办《焦点访谈》，我就会想象：会是怎样的。
南方周末：和你的判断有出入吗？
敬一丹：我记得《焦点访谈》第一期，并不是我预想的舆论监督节目，很稳重地在谈国库券的发行，挺中性的。
我观察了很久，它唤起了我：这是央视黄金时间的舆论监督节目，如果我能身在其中，那真是赶上了。
我跟孙玉胜说，过一段时间我来，还行吗？孙玉胜也特别简单地说：什么时候都行，等你。我在《一丹话题》办了一年的时候，果断结束，录像时直接把告别的话录完了——你们谁都不能说服我了，我去意已决。
《一丹话题》结束在问号里，最后三期节目是关于道德的问号。那是1994年，对于道德困惑，我也无解，我深知像《一丹话题》这样一个小作坊式节目再这么做下去，我会没有弹性的，因为决定节目内容的几乎就是我自己。我也看到了《焦点访谈》那种集团式的作战，很前沿，很现代，最重要还是：舆论监督这种节目能出现在中国电视上，没什么能比这个让我更兴奋。 “过把瘾就死， 不是成年人的态度”
南方周末：突然转向一个舆论监督的节目，你有适应期吗？
敬一丹：有很长的适应期。我一上手做的第一个节目，制片人就说我锐度不够。
北京市有些人滥印地图，印错了，我拿着这个印错的地图说，这有多严重，会带来多少麻烦。制片人说，你得往下挖，谁印错的。这还用挖？底下都写着某某出版社。不行，你得找到这个人，采访他——这和我在经济部时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经济部说出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挖到这个人。
我就去采访，是一个专业出版社，我拿着地图找主编。主编一看就是一个老编辑出身的文人，说真是对不起，我们这个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技术性的，这个书籍出一本赔一本，我们刚批了一个综合编辑部，还能挣点钱，刚印了一个地图就印错了。我实在不忍心采访他了。
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责任编辑找来，好吗？责任编辑来了，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羽毛球拍进来的，兴冲冲地问什么事。他们头儿跟他说，这是央视记者，了解了解情况。
我本来想问，你知不知道把地图印错了，后果有多严重吗？可是一开口我就变了问法：你以前印过地图吗，编过地图吗？那个小伙子说没有，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确实弄错了。
从这个责任编辑到那个主编，都一副认错的态度，我判定这不是恶性的，只是过失，没强调他们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把那个小伙子由于经验不足带来的原因编进去了。就这样，我心里还在想，节目播了，这个小伙子将来还能评职称吗？
头儿看了以后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孙玉胜也跟我说，你不够前卫。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
我试图改变。做了一个“假种子”事件。湖北出现了假种子，我们到现场，看到愤怒的农民把粮库砸了一个大窟窿，误了农时了。我也很愤怒，到处找县长找书记，找不着，人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县长、书记全都到第一线去了。《焦点访谈》的思路是：真的吗？在哪？我们跟过去。
县长和书记真在那儿，带着农业科技人员教农民紧急情况下的育种。我就想，我不能在只用被农民砸烂的粮库的镜头，也要用县长和书记如何紧急处置。如果只停留在粮库的大窟窿上，再渲染一下：它如何误了农时，如何影响了农民，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节目会很火，但后面才是我所看到的全部。
后面这部分用上了，我起了个题目叫《谷雨话种子》，不是冒着火星的标题。节目播出以后，他们也说“有点温”。《焦点访谈》在那个锋芒毕露的年代，“温”是一种很大的批评。
南方周末：你接受这种批评吗？
敬一丹：节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也确实不愿意违背内心，我宁可节目温。我的弱点可能真不太适合短兵相接。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
我去采访失足少年，摄像在旁边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个少年，然后才是“犯”。
后来《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我们这几个总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就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它需要沉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
南方周末：锐和温之间的分寸，怎么平衡？
敬一丹：一次在《直播中国》里的一些采访细节，我就放弃了。
采访一个女孩，她家境非常困难，爸爸在小煤窑做事，她去给爸爸送饭时，小煤窑出事了，女孩提着一瓦罐的午饭，眼睁睁看着她父亲出不来了。先期已经确定了这个女孩可以接受采访。我看着她，七八岁的样子，我说不能采访。为什么啊？物色的几个小孩里，这是最困难的，也是最有效果的。我不能让这个女孩再重复自己看见父亲再也出不来了的那种情景，我绝不能采访。
我问女孩，家里还有什么人？说还有叔叔。成年人承受能力比较强，我说可以采访叔叔，让他来复述矿难情景。后来这个小女孩只是在镜头里出现，我都没有让她说话。
这种放弃，可能会让一期节目失去了一个看点泪点，但会让我内心安宁。
而且常态也不一定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后来采访了一个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杨芳，父母双全，有个姐姐，都是普通农民。我就看她画画，画的熊猫、竹子什么的，全都是蓝色的，我问她竹子什么颜色的，她说绿的，我说那为什么用蓝的呢，她说，我只有一支圆珠笔。这就成了一个点。老师说他自己也没有彩色粉笔，要画一朵红花，只能用白色粉笔泡在红墨水里晒干了，变成红粉笔，给同学们画一个红色的花。
这组镜头播出以后，这个小姑娘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几百盒彩色的笔，老师把这些彩笔分发给了同学们。
南方周末：这是对待弱势群体，对待强势群体呢？
敬一丹：《焦点访谈》对人的干预很厉害，他们用了一个词说《焦点访谈》“毁人不倦”，经常我们节目播出第二天，对方就乌纱落地，对这些人来说，命运就改变了。
《焦点访谈》越火，我就越觉得我们得谨慎，你的每一个镜头，都可能影响这个人的命运，不管他是强势还是弱势。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有限，否则明天我可能会为我昨天说的话脸红。当特别热闹的现象出现，节目必须面对它的时候，我要“留有余地”，我不会在节目里做出欢呼状，经常会是问句，留一点空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也是留给时间的。
过把瘾就死，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过把瘾就死，也不是成年人的态度，我们不是要很多愤青在这儿表达。
《焦点访谈》最初，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推搡记者挡镜头时，特别暗自兴奋，初期时这些镜头我们直接编到节目里，很有力量，大家一看就会觉得：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让用这些镜头了，应该说《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 “你可以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我不能”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今年初《焦点访谈》做的“东莞系列”，影响很大，质疑也很大。
敬一丹：东莞这期，是一边制作编辑，一边在录演播室部分的。我还没看到编成的节目，就已经在录演播室了。后面的大屏幕，镜头是一排女孩站在那儿等待挑选，我说不能用，他说我们只能在那几个镜头里选了，我说你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说明问题吗？
演播室工作环节，我和其他工种不是上下级关系，但是那天，我坚持所有有女孩的镜头都要打马赛克，看不出面目的时候，才录。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我最直觉的想法就是，她们家人看到会怎样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事情根源，不能最后落在这些女孩身上，你可以特别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但是我不能。
让我特别难受的是，节目播出后，我看见有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没人给我一个回答；我说为什么那些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呢，你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还是保护他们正在调查事件的权利？但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我觉得这个不用什么大词，最朴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邻居呢？她们还那么年轻，这是人之常情，还不要说新闻伦理。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每年底有一个电视批评的发布，叫“掌声与嘘声”，其中的嘘声就给了屏幕上那个该打马赛克而不打马赛克的现象。这种情况屡屡出现，这个很容易被理解的新闻伦理，为什么会屡屡突破底线呢？
我且不议论这个报道怎样组织的，报道频次，都有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仅仅是离我最近的这个细节：片子里边为什么不打马赛克？
后来我看到其他媒体同行对东莞事件的后期调查，我觉得有些就是负责任的，不是那种热闹的。
南方周末：有人批评《感动中国》没用，你当时表示不理解，现在认同了吗？
敬一丹：有它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没有它会有缺失。什么叫有用，这个用是直接推动吗，能立竿见影解决吗？我还是很看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存在。《感动中国》，我最肯定价值，就是它是给我们信心，在一个我们经常感觉混乱的时候，这些很单纯的人给我们一种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我觉得很危险。
我一直弄不清，网上吐槽的人，是认真的，还是有点故意的？当我和他面对面的时候，在真实生活中，他也这样吗？
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
谈小崔
小崔有病，大家特别心疼；小崔睡不着觉，所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开，让他上午睡觉，没人抱怨，大家都心疼他。
幽默只不过是观众看到的小崔的一部分而已。大家觉得我看起来很严肃，但是就认真程度来说，小崔比我更较真，他会奋不顾身地论战，他也才会抑郁。
谈白岩松
白岩松没人心疼。
白岩松一天干多少事，他几乎是我们频道最忙的一个主持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也能做。
有次白岩松骨折了，拄着拐来直播。直播完了，夜里头，一个孤独的身影拄着一个拐，走出我们的楼，自己上车了。我说你没找个人开车？他说，自己开，没事儿。
白岩松承受力极强，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我经常会为小白捏把汗，看他在节目里头表达，我就紧张，每次他又总能把话绕回来，在一定的空间里，他对边界还是有把握的。
（消息来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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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5 09: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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