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提问”重庆金融改革 委托“一行三会”分支机构做规划 要求当地三家银行中间业务费占比三年升至30% 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依旧有7%~8%,在全球经济体中仍是高增长态势,即使遇上风险冲击,能够抵御风险的防弹衣我们还有三件,每件都是3万亿美元的概念,都很厚实 重庆市19日召集该市68家金融监管机构及金融机构开了一个“协调联席会”,委托“一行三会”在渝机构为重庆“西部金融中心”目标做规划。 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提出了重庆金融改革的一些思路和设想:即2015年前,重庆市市属3家银行中间业务费占总收入比要提升至25%~30%。 此外,他还为当地金融机构“打气”称,中国至少还有3套3万亿美元的抵御经济风险的“防弹衣”。 委托“一行三会”做规划 “大家注意一下,学习一下深圳、温州,或者现在广东,它们都在搞金融改革或者发展规划。”会上,黄奇帆就当地金融改革向与会者提问,“我们下一步应该有什么?” 重庆市于2007年获得“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资格。200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国发【2009】3号文),其中有多条有关金融改革的政策,包括设立六七个要素市场,金融结算、银证保改革及农村金融改革等。 “现在沿海地区搞的有些金融改革,我们‘3号文件’里都有,这几年都是根据这个展开。”黄奇帆说,“我们不一定要有‘金融改革试验区’这顶‘帽子’,但实质性内容要有进展。” 所谓“实质性内容要有进展”,是指重庆计划推进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并在2017年兑现此目标,以及当地政府想借助“一行三会”在渝分支机构的力量,促进地方金融改革。 “除了原来归纳的一种体系,如银证保、非银行金融机构、要素市场这种板块分类之外,能不能考虑根据行业来拟定相关规划和政策?我们在产业金融服务上怎么搞?科技金融服务怎么搞?农业金融怎么搞?”黄奇帆说。 目前重庆市政府正委托“一行三会”在渝的分支机构草拟有关重庆金融业发展的规划和路径,预计此规划将在3个月后的新一轮该协调联席会上讨论。 银行改革:不靠利差吃饭 黄奇帆还在会上就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行业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并就此提出了重庆版金融改革的一些思路和设想。 其初步构想是:要求重庆市属3家银行在2015年前,将中间业务产生的收益占总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几个百分点提升至25%至30%,借此反向刺激其他银行跟进;要求西南证券突破现有的发展思维,在现有的IPO、自营业务、经纪业务基础上,增加理财、投资及融资业务,并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介入银行、保险等行业,打通全牌照通道。 此前,重庆市在提及打造金融中心时,主要提“另类金融中心”概念,即通过快速构建国内电子商务结算中心、全球离岸金融中心,以及一批吸纳国内私募基金、非银行金融机构聚集,构建一个“结算型金融中心”。 重庆市这次为什么会选择“银行中间业务占收益比例”作为改革突破口? “我们要逼一下重庆的三大银行,不管是三峡银行、重庆银行还是重庆农商行,我们给你定一个指标,到2015年,中间业务费占总收入的比重要达到30%,至少25%,2020年到40%或者45%。”黄奇帆称,“要有这个勇气,如果你们带头,其他银行也会跟进和超越你们。未来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存贷差利润会下来,如果中间服务费用又没有上去,银行会有很大的困难。” 3套“3万亿美元防弹衣” 黄奇帆还就目前经济学界唱衰中国经济的一些“流行”观点发表了看法,为当地金融界“打气”。他说,现在“许多经济专家像娱乐节目主持人一样讨论问题,经济专家八卦化,其吸引眼球的噱头就是唱衰中国”。 黄奇帆认为,中国对付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冲击有杀手锏,即中国比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多了至少3个3万亿美元的调控能力。 首先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对付收支平衡的重要杀手锏,“哪个国家看到我们有这一块总是肃然起敬”。 其次,“我国政府债务只占GDP的40%,中央和地方各占20%,美国、欧洲的债务与GDP比是100%。通常65%是安全警戒线,我们债务余额有25%的余地,大致为3万亿美元,这也是我们(对)国家形势依然看好的自信心。” 其三,“大家一定要明白,中国政府是拥有国有资产的政府,美国基本没有,欧洲也没有,所以它的政府一旦破产,没有东西好卖,只能靠政府再举新债还老债。中国的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算在一起是几十万亿总资产,即使只算央企,也有3万亿美元净资本,我们当然不是说都卖掉,是万一有事、实在不行,卖掉一块也是钱。”黄奇帆说。 黄奇帆认为:“中国调控有弹性,防弹衣很厚,唱衰中国的人很容易忘记这些基本特征,把欧洲一些情况听过来唬人,人家生病我们一起就跟着吃猛药、吃错药。” 黄奇帆在给当地的金融机构负责人“打气”时说,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依旧有7%~8%,在全球经济体中仍是高增长态势,即使遇上风险冲击,“能够抵御风险的防弹衣我们还有三件,每件都是3万亿美元的概念,都很厚实。” 此外,黄奇帆还驳斥了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城市化率仅为50%,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用不着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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