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斯诺登美国将会怎样？

小五

【美国《纽约时报》6月27日文章】题：斯诺登的贡献（作者专栏作家罗杰 科恩）过去几周，美国全球监视计划的揭秘者爱德华 斯诺登已经被美国国会议员冠上了各种称号，比如“叛逃者”、犯下“叛国罪”的人。联邦检察官也已经准备好了一份针对他的起诉书。

与此同时，他却被维基揭秘网创始人朱利安 阿桑奇称为是“年轻、有技术头脑”且被“奥巴马背叛”的一代人中的一员。阿桑奇说奥巴马才是真正的“叛国者”。在世界各地以及美国国内，有很多人同情斯诺登。他们认为他的泄密行为是必要的，是对个人自由的主张，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以安全为由开展大规模监视活动的抵制。

斯诺登显然正躲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的过境区，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一个办法也许是想像如果这个人从未出现过，情况会如何。我不太喜欢做违背现实的假设-一那样假设出来的历史虽然引人入胜，但毫无意义--但这一次，做个这样的假设可能会有用。

设问让人警醒如果不是斯诺登，我们不会知道，通过开展“棱镜”和其他一些项目，NSA已经成为“美国人和外国人数字资产实际上的房东”，这里是引用我的同事詹姆斯 里森和埃里克 利希特布劳的话。我们也不会知道：NSA如何访问了全球各国民众的电子邮件、“脸谱”账户或视频；它如何悄悄获取了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电话记录；如何通过向顺从的、秘密的涉外情报调查法院(FISA)提出申请，从而令九家美国互联网公司屈服于它的要求，然后获取这些公司用户的数字信息。

如果不是斯诺登，我们不会讨论，美国是否真的应该把监控业务发展壮大，向布兹一艾伦一汉密尔顿控股公司这样的公司提供数据挖掘合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对数不清的人进行高级忠贞审查，而这些人可能本不需要经受这些。而且，关于自由和安全之间恰当的平衡点在哪里，美国人和隐私观更加严格的欧洲人之间也不会进行一场严肃的辩论。

如果不是斯诺登，我们不会有立法来支持隐私保护、要求更多监督，这部法律是由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 莱希提出的。我们也不会看到，两名民主党人发信给NSA局长基思 亚历山大将军，声称美国政府海外监控情况制衡机制失灵可能本不需要经受这些。而且，关于自由和安全之间恰当的平衡点在哪里，美国人和隐私观更加严格的欧洲人之间也不会进行一场严肃的辩论。

如果不是斯诺登，我们不会有立法来支持隐私保护、要求更多监督，这部法律是由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 莱希提出的。我们也不会看到，两名民主党人发信给NSA局长基思 亚历山大将军，声称美国政府海外监控情况说明书中“含有不准确的陈述”（这会把亚历山大关于“棱镜”计划有效性和必要性的说法置于何地？）

简而言之，如果没有斯诺登，关于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以安全的名义做了什么以及没有做什么--FISA法庭实行的标准，围绕它和“棱镜”计划的预防和监管规范，保护公民自由不被拥有数据处理新技术的情报机构吞噬--就不会有一场姗姗来迟的辩论，至少现在不会有。

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需要的，因为自从美国以一种难以想像的方式遭受攻击之后，它经历了一场，“大迷失”。构成美国民主和公民自由的制衡机制，其核心机构已失灵。国会开了一张空白支票给总统，让他可以在他喜欢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发动战争。新闻界几乎没有质疑过以虚假幌子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关塔那摩则是对法定诉讼程序的嘲弄。用奥巴马自己的话来说，当总统拥有了“不受约束的权力”时，美国就放弃了它的“基本价值”。斯诺登说的“一站式专政”太过极端，但是它仍然令人担忧。

将由历史评判

奥巴马总统任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就是自2008年以来，他在这些问题上发表的说辞和采取的任何整顿行动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如果他为增进国家安全而做的任何事情，牺牲了美国人本应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有一个揭秘者是很重要的。

斯诺登已触犯美国法律。我们不知道他向中国或俄罗斯透露了什么信息（如果他真的透露了），或者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诱骗而透露了什么。他已经通过自己选择的目的地，拥护了压制个人权利、并且把互联网作为一种开展控制和迫害活动工具的国家。他的行动发出了错误的信息。

尽管如此，斯诺登已经作出了重要贡献。真正的历史会宽容地评判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