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落马省部级高官：副职多二线多

海芬心语

19名落马省部级高官：副职多 退居二线多 文章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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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底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当即向全党发出警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随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又发出“打虎”宣言：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若把省部级及以上的贪腐高官称之为“老虎”，以十八大为开端，中共反腐大幕由此拉开。从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开始，至今已有19名省部级高官落马，“打虎”硕果累累。

不半途而废

经济观察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1987年至今的“打虎”史上，共有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1998年-1999年、2003年、2009年、2013年分别是4个“打虎”高峰阶段，落马高官人数达到14个，13个、18个、18个。

而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分别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举行，可见在新一届党代会开完后，都有密集查办省部级贪腐高官的现象。

事实上，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在反腐问题上都表现得态度坚决，即便对方是国家领导人，只要涉嫌贪污也绝不手软。比如在江泽民任期内，就查办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以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200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上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半年后，2003年5月9日，正部级高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北京以受贿罪被判死缓。在胡锦涛主政的十年内，还有陈良宇和薄熙来两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落马。

反腐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对此解释说，每一届党代会前后，百姓反腐败呼声都很高，所以新政府上台反腐首先是顺应民意。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就要惩治腐败。更重要的是通过惩治腐败推进各项工作。

对于三代领导人的反腐目标和手段，制度反腐学者李永忠认为，在以往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突出特点：一是当前以治标为主的思想坚决；二是聚焦重点、整合力量，打好歼灭战的战役思想正确；三是改革纪检体制，强化异体监督，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略思想清楚。他认为反腐的成效不在于查了多少案子，打了多少高官。查高官是为了形成高压态势，好比一个高压锅达不到一定压力，饭是做不好的。但仅有压力也不行，水加多少，解压阀好不好，都是能不能煮好饭的关键。

王明高对此也持相同意见。他认为，不能用抓到的人数多少来评价反腐败成效，而是要让官员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

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分析，习式反腐最大的特点在于一查到底，不半途而废。

“老虎”脸谱图

历数本次被打下的“老虎”，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脸谱：副职多、退居二线多、偏安一隅的多，其中还不乏窝案。

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共19人（加上2012年底的李春城）。其中，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为正部级官员，其他皆为副省部级官员。

王明高解释，这些人在当副职之前，都是颇有权力的正职官员，比如市委书记。

在这些省部级落马官员中，不少在退居二线后才东窗事发。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

王明高表示，当官员还在一个地方任职时查案比较有难度，人走了就好查了。这些落马的官员有不少已退休或者是在人大政协任职，但只有极少数是因人大政协的位置而受贿的，主要还是过去当实权领导的余威在起作用。

重拳出击打击“偏安一隅”的老“老虎”亦是去年查处案件的特点之一。梳理落马高官简历不难发现，其中不少都是盘踞此地多年的“官场老人”，有些甚至就是生在本地、长在本地、仕在本地的官员。比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等六名落马官员。而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以及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等，虽然并非本地人，但他们在该地官场也深耕十年以上。

在去年8月的一次反腐败国际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向世界阐述了近年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反腐败的相关经验，着重强调了一点，就是在查处一个腐败案件时，注意发现这个案件之外的案件线索，这被称之为“案中案”、窝案、串案。这样的线索来源大约占到查办案件的7%左右。

过去一年中，在惩治贪腐时敢于向“窝案”开刀也是一个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石油窝案，已落马的高管达6人，中石油因而成为今年高管落马数量最多的国企。

在2013年年末，湖南衡阳512名人大代表因在选举省人大代表过程中收受贿赂而辞职，56名省人大代表则被依法确认当选无效，成为最大的窝案。新华社报道称，“衡阳破坏选举案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必须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注重国企和金融领域的反腐是此轮反腐的另一大特点。2013年国有企业高管级别的领导落马者约31人，而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熟悉金融规律，也对金融腐败有着清醒的认识。王岐山曾表态称，“本届中纪委若干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整顿、查办、打击金融领域腐败、违规、违法犯罪活动，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纪委改制

新一届领导集体刚刚上任便高调宣示反腐。2012年12月4日，刚刚上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召开座谈会就反腐之事问计专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介绍，前两届中纪委也召开过反腐问题专家会，对反腐也很重视。这一届刚上任就开学者专家座谈会，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有更强的紧迫感，他们希望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和行动把腐败的嚣张势头扼制住，给广大人民以信心。

同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新的反腐工作重心：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过去一年里，中央纪委下发了多个“条例”、“通知”，旨在通过这种方式打好“预防针”，刹住贪腐风。譬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以及年末发布的《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等。在最近的一次通报中，中央纪委还首次实名晒违纪，此前中纪委三次通报中部分案例只提职务不提名字。2013年年末，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则被认为是建设反腐败系统工程的路线图。

随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任组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了2013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4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化改革和继续反腐，已经很明确地成为今后的核心任务，总书记亲自挂帅，则显示出推动这两项任务的巨大决心。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纪委在高调反腐的同时，自身改革也箭上弦上。

2013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报，“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从十六大以来，第一次重申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实际上，纪检监察机构的变动早已开始。

2013年4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约谈了53名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

5月，中央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与以往巡视制度不同，中央巡视组收缩巡视范围，巡视重心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而中央巡视组本身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巡视组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改为“一次一授权”。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自己的组织架构。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曾在采访中表示，中纪委会在第一时间将查办的案件在网站发布，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

11月，中央纪委内设机构调整尘埃落定，新设2个纪检监察室；调整议事协调机构，由125个精简至39个，确保主要精力集中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51岁的侯凯“空降”上海市纪委书记，则被看作是上级纪委加强对下级纪委领导的首个案例。

这一年中纪委反腐的重大变化是，出现了量变到质变的萌芽。李永忠认为一年来反腐最大亮点，是继十二大后，事隔31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地方各级纪委可以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监督。他把一年来的成效归结为“5个体现”和“9个前所未有”。十八大以来，中央体现了求真务实、以民为本、从严要求、权为民赋以及尊崇法治的思想。“9个前所未有”分别是：认识的清醒度、重视的程度、反思的勇气、调研的深入、高层的表率、行动的迅速、媒体的报道及时和报道公开、群众的参与以及取得的成效都前所未有。

李永忠认为：“反腐的压力虽然在案中，反腐的功夫却必须在案外，而反腐的成功则必须在改革。必须尽快完成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换。(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