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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名人怎样做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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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4 06:00:4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鲁迅与周海婴,摄于1930年。

       明天是2014年父亲节。这一节日的确立,以表达对父亲的敬重,希望在父亲和子女之间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并且使父亲铭记自己应尽的全部责任”。红色或白色玫瑰是公认的父亲节的节日之花,佩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们表示爱戴,佩戴白玫瑰对逝去的父亲们表示悼念。
      不过,节日本身,只是某种仪式,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在节日之外,“怎样做父亲”才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值得每一个人去体悟。“……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如是写道。
  除了鲁迅,还有钱基博、梁启超、梁漱溟、胡适、丰子恺等一众学者、作家、画家,在怎样做父亲这一方面,各自呈现出了独特气象,使得“父亲”在言传身教之时洋溢出一种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鲁迅 用报纸打屁股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小白象”,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第五条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成为无线电专家,一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钱基博 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


钱基博与钱钟书。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小手没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了一本书,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为“钟书”。
  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听说书,四处闲走,下午才授课,钟书玩得开心。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钱基博直接进行教育,钱钟书慢慢开始潜心读书。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家世》一书中,学者余世存写道。
      梁启超 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长女梁思顺,摄于东京。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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