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博：我如何在贫穷的苦涩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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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博，194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60年毕业于浦项同志商业商中，1965年毕业于高丽大学经营学系，同年进入现代建设公司；1977~1988年担任现代建设公司代表理事、社长；1982~1992年担任韩国商工会议所副会长；1988~1992年担任现代建设公司代表理事、会长；1992~1995年第14届国会议员；1996~1998年第15届国会议员；1999~2002年担任亚太环境NGO韩国本部总裁；2002~2006年第32届首尔特别市市长；2007年当选为韩国第17届总统。

☞☞ 成长故事

李明博：乘着贫穷的翅膀

我是在日本出生的。1945年祖国解放后，父母带着大姐贵仙、大哥相殷、二哥相得、二姐贵爱、妹妹贵粉和我坐上了回国的临时客船。船上挤满了和我们一样心怀憧憬的韩国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好不容易保住性命、踏上归乡之路，心情是何等的喜悦啊！

谁知，船行至半途，在大麻岛触礁沉没。一家人虽然都被救了上来，但父母在日本辛辛苦苦积攒的一点钱，连同仅有的几件旧衣裳全都被水冲走了……就这样，我们两手空空回到祖国，等待我们的是无边的贫苦。

回国那年我只有4岁，对故乡的最初记忆就是浦项市场街的贫穷。贫穷像石花壳一样紧紧贴在我们家身上，到我二十多岁时还无法摆脱。

我们的父亲出生在离浦项三十多里的庆尚北道迎日郡兴海面德城洞的一户农家，是三兄弟中的老幺。家里的一小块地都分给了两个哥哥，因此父亲年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到处流浪。

回国后，父亲在“6·25”事变之前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同志商业高中财团理事长所有的牧场上干活。母亲则在浦项市场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卖水果。我从5岁起就是父母的小帮手了。

父亲因战争失业后，我们一家人不得不搬到了山脚下的一座寺庙。那座寺庙是以前日本人建的，大家都叫它“赤山寺庙”。15个家庭挤在一间屋子里，连个生火的地方都没有。

住在这里的当然都是穷困潦倒之人，从早到晚，打架的声音、喊饿的声音、临死的呻吟声不绝于耳，没有一天能睡好觉。每天我们全家人都得出去找吃的，但即使这样也很难填饱肚子。

那时候，我们家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酒糟——粮食酿酒后剩下的渣子。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我每天都要去酒厂买酒糟，而且一定要买最便宜的那种，一天两顿都用酒糟充饥。

因为酒精的原因，我全身一直是红红的。日后到公司工作，我之所以能在酒席上“胜人一筹”，或许就是小时候吃酒糟练出来的吧。我把它看成贫穷留给我的一种财富。

失去牧场工作的父亲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做布料生意。这种买卖的“生财之道”全在量尺上。布料商告诉父亲：量布的时候要把尺子叠起来一点，最后再“大方地”让出一点送给顾客，如此这般才能赚钱。但是，父亲的秉性不容许他这么做。

所有布料他都一寸不少地量给顾客，末了再免费赠送一点。父亲的这种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凭良心做事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但是，当时还在念小学的我，最切肤的感受还是贫穷的苦涩。午饭时间，其他同学都在吃饭，而我只能拼命往肚子里灌水。水不能充饥的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又如何体会得到？

当年父亲在日本牧场干活时，把大部分收入都寄给了故乡的大伯，还把堂兄接到日本念书；回国后，我们家简直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当然也没钱供我们上学。我经常因付不起学费而被赶回家。我心里很清楚，回家也没有钱可以拿出来。于是每次被赶出校门，我都会跑到后山打发时间，然后回到学校对老师说：“再过几天，一定会把学费拿来的。”

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算得上是个做买卖的“老手”了。卖火柴、卖寿司、卖年糕，样样都做过，有一次还被宪兵抓到狠狠打了一顿。课余时间为生计东奔西走，每天还要步行四个小时去上学，这样日复一日，我的身体终于累垮了。

初中三年级上半学期，我在病床上整整躺了四个月。因为没钱去医院，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得的什么病，也许是营养不良吧。幸亏那时年轻，四个月后我又重新站了起来，依旧每天步行四个小时去上学。或许就是因为长身体的时候营养失调，我的个子在兄弟几个中间是最小的。父亲、大哥、二哥都有近一米八，唯独我只有一米七三。

◎ 母亲的祈祷 ◎

我的母亲是现大邱市半夜月蔡氏家的女儿，个子高高，瘦削的脸上长着一对黑亮的眼睛。母亲没上过几年学，但记忆力比谁都好。远亲的忌日和地址，村里各家的大小事情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是从每天清晨四点开始的。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全部叫起来，开始晨祷。母亲的祈祷很独特：首先祈祷国泰民安，接着祈祷亲族安康，然后还要为村里各家的幸福祈祷，特别要为那些生病的、有烦心事的、家庭不和的邻居祈祷，最后才轮到我们自己家的人。这时候，母亲会挨个儿说出我们的名字，而我总是排在最后一个，而且总是最短的一句话：

“祈求您让我们家老大凡事顺利，成为有出息的人……祈求您让我们家老二考试取得好成绩，以后考上好的大学……我们的博，希望他健康成长。”

这短短的一句祈祷直接反映了我在家里的位置。大哥从小心灵手巧，很早就离家在外，做些小生意；二哥是我们家的“秀才”，在首尔埋头苦读。作为老幺的我只能留在浦项帮父母养家、给二哥挣学费。

每天放学后，我就急急忙忙赶到市场，拖着疲惫的身体帮母亲卖东西。最让我心烦的是，母亲经常命令我去帮邻居家干活，而且一定不让我接受任何报酬。

“博，今天卖油家的大女儿出嫁，你赶紧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又不是亲戚……”

“远亲不如近邻。还不快去！”

我只好不情不愿地朝邻居家走过去。这时候，母亲又会在我后面喊：“在人家那儿一口水也不许喝。人家给你吃的，你要是敢拿，看我怎么收拾你！记住了吗？快点走！”

我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很内向的孩子。要我一个人跑去帮忙，刚开始真的很难。我也不会打招呼，就一直在厨房周围转悠，帮忙打打水、递递东西什么的。看看忙得差不多了，就一个人悄悄地跑回家去。后来，我也渐渐地能说出“我来帮忙了”、“活干完了，我先回去了”之类的话。

说实话，比跟大人打招呼更难的是抵挡食物的诱惑。我很想在四周没人的时候偷偷吃上一口，可每次节骨眼儿上，母亲的喊叫声就会突然蹦出来……有时候，办婚宴的人家会包给我一些吃的，我心想，即使自己不吃，让哥哥妹妹们享受一顿也好啊。可一想起妈妈的叮嘱，终究没能伸出手。邻居家看我这样，会不满意地说：

“这孩子，吃我们家的东西会肚子痛么？”

如此经过几次之后，我渐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不拿人家的东西，我便可以更加坦荡地去帮助别人。如果一个穷人天天企盼着有钱人的帮助，那他永远无法摆脱贫穷。母亲用她的言传身教，赐予了我和兄妹们克服贫穷的力量。

◎ 妈妈，请让我上高中吧！◎

在我即将从浦项中学毕业的时候，家里的处境更加困难了。我知道家里根本没钱供我继续念高中，便把升学的念头抛在一边。但是，我们的班主任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我。

毕业前，学校召开了升学讨论会。按照以往的情况，浦项中学的优秀毕业生都能进入庆北高中等名校。班主任认为，成绩一直名列全校第二的我肯定能考入好学校，因此让我的家长务必去一趟学校，商量我的升学问题。那时候，母亲刚开始卖红豆烤饼，从一大早忙到大半夜，根本没有时间来学校。在她看来，拼命赚钱为二哥筹学费是第一要紧的事。

但我还是抱着提一下的想法，向母亲传达了班主任的意思。母亲默默地做着红豆烤饼，好一会儿，她看着远方对我说：

“咱们家这个情况，你是不可能上高中的。如果你二哥落榜了，你还可以去试一试。如果一定要上高中，那也只能上免学费的邮政高中。可你要是一走，谁帮我做这个生意啊？我一个人可忙不过来。”

虽然早知道结果，可听母亲这么一字一句说出来，泪水还是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班主任知道我家的情况后，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你不上高中的话，真是太可惜了……对了，浦项同志商业高中有个夜校。你可以白天帮家里干活，晚上再去念书。你现在还小，可能不知道，以后要找工作的话，高中毕业证可比初中毕业证有用多了。”

我满怀期望地跟母亲说了班主任的建议，可母亲还是不同意。

“你得帮我做生意，帮哥哥挣学费。生意做得好，也一样可以过上好日子。再说，上夜校也是要钱的，我们家可实在拿不出你的学费啊。”

好心的班主任还在执著地跟母亲进行“攻防持久战”。两边传话的我也累得够呛。

“全部课程都拿第一的学生可以免学费，我相信明博可以做到。”

终于，班主任的最后一个提议被母亲接受了。

“这样的话，咱们做个约定好了。我同意你去上夜校，但前提是不用家里出学费。只能靠你自己努力了。”

因为这个约定，我一直读到了高中毕业。三年夜校，我每门课的成绩都是第一名。

上高中后，我开始随着季节变化做买卖：春天卖麦芽糖，夏天卖冰棍，冬天卖爆米花。

不管晴天下雨，我总穿着同一件校服，因为穿得出门的衣服就这么一件。我做买卖的那条街上总有许多女校学生来来往往，我的破旧校服、脏兮兮的脸、低着头傻乎乎的样子都成了她们取笑的对象。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要泰然处之，但强烈的自尊心，加上内向的性格、青春期的焦虑，我又如何能做到泰然处之？

思来想去，只好拿顶草帽一遮了事。

到高二时，我决定尝试着做水果生意，一来赚钱比较多，二来也可以躲避那些女生的异样眼光。我白天去市场进水果，晚上放学后推到热闹的剧院门口去卖。刚开始颇有些紧张。我把水果擦得亮亮的，还准备了一盏炭化灯。

有一天夜里下着雨，路上行人不多。我正巴巴地盯着剧院门口，盼望电影散场后能有人光顾我的水果摊，突然，有辆小汽车在倒车时撞倒了我的推车，车上的水果咕噜噜撒了一地，几个西瓜都摔烂了。我连忙冲出去捡我的水果，这时，一个声音冲我骂了起来：

“喂，臭小子，推车就好好推，干吗停在中间挡道？你以为这路是你们家的吗？”

我一时慌了神，赶紧向他道歉；可等到那车开走以后，我突然觉得很愤怒。其实我做错什么了呢？这样被人欺负，感觉真窝囊。想到贫穷带来的屈辱，悲伤、委屈、愤怒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就算高中毕业又能怎样？干脆离开这个鬼地方算了！”

这么恨恨地想着，掏出口袋里的钱数了数，足够去首尔的路费了。我偷偷擦干眼泪，走进了路边的小吃铺，想在出发前喝点酒。

“大婶，给我一瓶烧酒，一碟小菜！”我大声喊道。

“今天这孩子怎么了？”

一向看我很乖的大婶吃了一惊。

“快点上酒啊，怎么这么多话！给你钱就是了。”

我开始发脾气，可大婶还是磨磨蹭蹭地没给我拿酒。就在等待的几秒钟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卖了这么长时间的水果，还没有让妈妈尝过我的水果呢。”

每次我从市场进水果回来，母亲总是一边擦着水果，一边说：“这些水果真漂亮啊，一看就知道很好吃。”但是，把这些都视为独立财产的我，抱着即使一分钱也要节约的心，总是假装没有听见母亲的话。

“是啊，又不是非要今天走。水果虽然撞烂了，但还是可以让妈妈好好吃个够。那就明天再走吧，晚一天也没关系。”

这么打定了主意，我把水果重新装上车，推回了家。

“爸，妈，今天吃点水果吧，剩了很多呢。”

母亲看见被撞歪的拖车和摔碎的西瓜，还有我夸张的喊声，大约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她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进了被窝。那天夜里我躺在睡铺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离家出走。

第二天清晨，母亲照例开始祈祷，但那一天，她给我的祈祷格外地长，似乎她也一夜没睡好。

“祈求上帝为我们家明博指引一条光明的路，让他健康成长，让他做每一件事都顺顺利利……”

母亲的祈祷撞击着我的心。“原来，母亲是这样地关心着我啊！”感激的心情促使我将离家出走的计划又推迟了一个月。这样反复几次之后，我又恢复成了原先那个穿着校服、卖水果的我。

◎ 为了上大学 ◎

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母亲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搬去首尔照顾二哥。我和妹妹因为要读高中，只能暂时留在浦项。父母为了筹措在首尔的生活费，把房子和做买卖的用具都卖了，只给我和妹妹准备了一间很小的房间。我们俩一边读书，一边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父母每个月寄来的伙食费根本不够我们吃饱的，天天喝稀粥也很难维持一个月。

妹妹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央求我：“哥哥，咱们哪怕前十天吃个饱，后二十天饿肚子也行啊。”但我知道如果那样做，我们俩一定会饿死。我找来30个纸袋子，把一个月的粮食分成30份，一天就拿出一份，让妹妹去煮粥。直到现在，妹妹见到我还总是苦笑着说：“哥哥当时真残酷，我差点离家出走。”

1959年12月，我和妹妹终于踏上了开往首尔的火车。一路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孤独与迷惘。离开了艰难生活了14年的浦项，从今往后，陌生的首尔又将抛予我怎样的面貌？父母似乎还没有在首尔安定下来，贫穷也必然纠缠不休。但是，我心里总还期待着首尔能有和浦项不一样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父母在梨泰院的棚户区租了一间小屋子，每天到市场上卖蔬菜，和在浦项时没什么两样。我那时没本钱做买卖，倒是难得地清闲起来。我曾经坐着电车，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到始发站。不知不觉间，我会走到东崇洞、安岩洞、新村这些大学街。看到穿着校服的大学生们来来往往，我的心里忍不住一阵难过。唉，连饭都吃不饱，跑来这里干什么？

有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中学时班主任曾经说过，高中毕业证比初中毕业证有用，那么，大学中途退学的话一定比高中毕业证还强些吧。要不我就考一次试试，如果考取了大学，不就算是大学中退了么？”

在这个堂吉诃德式想法的鼓动下，我竟然真的着手准备考大学了。我报考了高丽大学商学院。考试日期迫在眉睫，我一边利用有限的时间拼命复习，一边还要到市场上帮父母干活。他们不拦着我参加考试，我已经很感激了。

离考试还有一个月时，我开始熬夜复习，用当时流行的安眠药来调节睡眠。但在临考试的前三天，我终于还是病倒了。考试那天，我勉强爬起来进了考场。不管考取与否，能够参加大学考试，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但是，我竟然考取了。我的大学梦实现了。我成了大学中退生了。

还没高兴多久，我就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至少要上一个学期才能算大学中退啊，光是考试合格、没注册是没有用的。”

这下糟了，我去哪里找入学的费用呢？这可比考试难多了。就在我想放弃的时候，梨泰院市场的人们帮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凌晨清理垃圾。只要肯卖力地干活，交学费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每天天未亮我就开始忙活起来，把装得满满的垃圾搬到推车上，经过三角地、解放村、普光洞的岔路口，再从美军营地的右侧绕过去，把垃圾倒在指定的空地上。每天我要往返六次，上坡时累得气喘吁吁，下坡时则更吃力，也更危险。

本来只打算挣够第一学期的学费，没想到靠着这份卖苦力的工作，我顺利读到了大学三年级。

◎ 乡巴佬竞选学生会主席 ◎

在我上大三的时候，二哥从首尔大学毕业进了科隆（kolon）公司，我们家的生活境况渐渐有了好转。

有一天，当我跟几个老乡说，我想参加商学院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你小子不是喝醉了吧？说什么胡话呢？”

是啊，我这个一向寡言少语、连朋友也没有几个的乡巴佬，怎么会想到要去竞选学生会主席呢？

上大学的这两年，我每天都在为生存和学费而奔波，但即便如此，大学生活还是开阔了我的视野。我开始关注民族、民主、国家繁荣这些问题，开始把注意力从个人生活的现实问题转向外部世界。对我生活的这个贫穷、落后的祖国，我能做些什么呢？

另外，我也想抓住这次机会改变自己怯懦的性格，我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积极的人，早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我并没有什么胜算，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必输无疑，但对我来说，落选和当选同样有意义，即使落选我也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我的存在、了解我的想法。今日的李明博已不是过去的李明博，不再是那个低着头、要用草帽遮脸的李明博，不再是为了摔烂的西瓜而要离家出走的李明博……我把这次竞选看做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然而我虽有一腔热情，我的清贫背景却再一次使我四处碰壁。虽然是校内竞选，但和社会竞选也没多大的不同。候选人的知名度、领导才能，以及更为重要的组织和资金，这四个条件，我似乎一个都不具备。

不管阻力有多大，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竞选活动。那次共有两名候选人，我这个商高夜校出身的乡巴佬，人气自然低得可怜。尤其是同届的大三学生，对我的反应极其冷淡，倒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在听了我的演说后开始支持我。

我的竞争对手可以租辆公共汽车带大家参观板门店；而我这个连一杯米酒都请不起的穷学生，唯有真诚而已。

“我没有能力那么慷慨，但如果我当选的话，我首先将为学校和学生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努力，让渴望学习的人获得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在投票的前两天，一开始对我不屑一顾的竞争对手派来了一位“说客”，就是先前劝我不要“痴人发梦”的几位老乡中的一位。

“放弃吧，明博。他说可以把选举费用补偿给你。明博啊，你是不会当选的。”

“我没想过我能当选。”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到底？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存在，现在拿了钱退出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没有妥协。我既没有花什么钱，也没什么钱可花，自然也不会要他的什么补偿金。

投票结束后，我心情轻松地等待着开票。我不仅完成了竞选，还抵制住了“黑色诱惑”，这已经是道德上的胜利了。即使落选，也毫无遗憾。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竟然以40票的微弱优势当选了！我成了一个敢于迎接挑战的学生会主席。

我的人生转折就这样开始了。

（消息来源： [url=]张盛铎儿童教育[/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