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生祥:人民币战略核心为全球化与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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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货币不管是自由货币还是管制货币，其实由于绝大部分汇率与汇率之间是自由浮动的，而且所有的这些汇率从历史中一步一步走来，到今天，任何一个汇率基本上都是全球互动的，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货币之间基本上是全球化的。加上绝大部分汇率形成机制也是自由的，包括汇兑、结算、资本、衍生工具等基本上都是自由的，因而这个全球化又是一个自由货币下的全球化。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民币其实既要自由化，还要全球化，这两个问题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既有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之处，也有实现的路径、目的和手段不同之处。但是基本上是统一在全球化这个目标之下。

首先谈自由化，人民币一路过来，经历了一个特别的计划经济时代，而这个计划经济在与市场接轨的时候，又不是休克疗法，而是采取的渐进模式，这决定了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有自己特殊的路径。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了工农业产品的身份差别，也就是俗称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国家把农业品的价格拿来补贴工业品，还采取限制农业要素的流动才补贴生产工业品，应该说截至1979年改革开放前，基本成功地实现了从农耕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实现了城市化基础，建立了基本的重工业、轻工业体系，为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个时候采取发展轻纺工业，开展对外贸易，终于建成了向世界输出制造业，而且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的梦想。

要实现这些转变，没有一个国有体制、计划经济管制是完全难以办到的，与之相适应，实现人民币管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人民币管制代表的是整个金融以及资本的流动都是为这个体制机制服务的。

无论人民币被看成是新中国建国后新发行的，还是被看成是对中国货币的历史继承，前者至少说明人民币有60年左右的历史，后者至少说明人民币继承了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模式和传统，在这个基础上的人民币定价本身是一长期扭曲的赫姆马斯平衡。形成的时候他与周边环境是一个依次递进彼此促进、适应的过程，要改变这个交换路径，有人说需要分两步走，一步是先区域化，再全球化。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由于国际货币是统一的，基本形成以美元为主体构架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且从20世纪7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制破坏后，所有的货币仍然还是都面向这个货币，成功地实行了货币市场的信用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面对这样一个体制，任何货币都可以一步登天地直接国际化、全球化，不需要分几步走。

在一个完全高度互动的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国际化，事实上没有一个所谓地先区域“一体化”，再全球化的问题，这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任何一点的介入，即使是一对一的、一对多的，其实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因为这个货币网络已经是一个全球互动的网络。在这个体制下，所谓地全球化就是如何面对主要货币的问题，当下就是美元，以及IMF特别提款权中的其他三个货币欧元、日元、英镑，不排除其他相关货币以及地区强势货币。

但是这个与多个货币发生关系的策略恰恰不是全球化策略，而是人民币自由化的策略。

这就是人民币自由化之路与国际化之路不相同的地方，国际化固然可以一步登天，但是之前却是奠定在自由化基础上的，固然即使人民币不自由化，也完全可以国际化，但是今天我们要的是一个自由化后的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实现的是双重目标。

要实现这个双重目标，正确的解法是，虽然不可避免的是人民币首先需要适应周边货币，但同时人民币更需要逐步适应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两个过程显然是基本统一的。

但是这个基本统一，不等于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改变了与主要国际货币直接关联后实现国际化的这个策略和路径，将使我们偏重支流，或分两步走，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因此，紧紧地盯住美元，在人民币还没有完全自由化前，先控制性地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路径，也就是全球化的进度和速度。

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人民币从可控制兑换过渡到完全自由兑换，再随自己的经济实力从区域强势货币，逐步成为国际主要货币，尽管还是逐步过渡，但这是夯实人民币的实力和基础，而不是什么分步走的策略，当实力到位了，最后还是直接面对美元，一步登天地国际化和全球化。

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事实上是个合拢工程，在人民币与各个货币基本实现了内外自由化之后，国际化就是最后的合拢，也就是水到渠成。这个道路将彻底改变人民币的命运，实现中国经济与中国货币同步定价世界经济和世界货币的梦想。

回顾历史上的中国货币，虽然不能一概都叫人民币，但还是可以统一称为中国货币。显然中国货币的历史是一个曲曲折折的历史。在鸦片战争前，国家基本上是金银同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局面很快从主动、强势转化为被动、弱势，伴随政权羸弱局面的是中国货币的羸弱，包括金银大量赔偿、流失，资源被浪费、掠夺，价格被扭曲、打压，形成了典型的殖民与半殖民地经济及货币，国际贸易从顺差到逆差，货币上所体现的主权、公平、公正意识被扭曲和削弱。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事实上较为全面地实行了西化的系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市场制度和科学技术教育制度，与此相适应，中国在引进西方企业制度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开始逐步建立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在这个现代市场的背景下，中国统一的货币、代币逐步形成，尽管接二连三的动荡、战争，但法币还是被国家统一意识所加强、巩固与普及起来，也就是统一的货币开始形成。

这个时期是中国货币与国际接轨的肇始，逐步形成了国际国内较为独立的货币运作机制和对外交换体制，而且从1860-1930年代，中国金融市场既有殖民地特色，也有昔日大帝国的余威，以上海滩上的金融成为远东金融中心为代表。后来这个机制还或多或少地支持了民国政府在抗日战争中动员人力、物力、国际贸易和资本以及各种资源，发挥了法定货币的集散优势和能力。

人民币是在伴随着新中国替代旧中国中，用新经济体制、新资本制度替代旧体制、旧机制，采取全新的国际贸易体制中开始发行的新货币。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从旧中国走来，依然带着战时政府集中管理的特点，到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使人民币更好集中管理与发行。尽管当时的统一对内对外定价，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自由发展，但协助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了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那个时候的人民币定价是单一的、依附政治的，也就是绝对计划的。

显然那个时候人民币从供给和流通的角度讲，作为货币的功能被大大削弱了，但还是主要发挥了在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上辅助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后，恢复与建立市场经济，是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市场的作用就体现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但直到中国2001年加入WTO，中国市场还在以国际化为目标。也就是我们还在向完全市场经济过渡。

其实中国市场还是一个半市场、半权力，人民币从理论到实践都体现了这个特点，还需要先是国内完全市场化，逐步国际完全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先是从计划分配资金到1994年开始实行抵押信贷资金，并实行利息逐步市场化；在国际化上，先放开贸易账户，再逐步放开资本账户，先固定汇率、再管理汇率，最后浮动汇率，先窄幅浮动，再放开些浮动，最后从半浮动到完全市场化，这个路径体现了人民币从旧的霍姆马斯平衡到实现新的霍姆马斯平衡，要有一个基本的过渡期、成本转化期。

新中国的货币体制尽管几起几伏，尤其是与1978年以来实行的经济改革相适应，人民币定价逐步实行了市场机制。为完善市场机制，先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再是资本经济、产权经济的发展。

区域化结盟货币是从经济区域化角度而言的，是与人民币市场化相适应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与国际化、全球化还是不同的。

国际化、全球化在今天依然就是一个与主要货币直接关联的问题，从货币自由化的角度，就是某一天我们实现了人民币完全自由化，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事实上就完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货币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相对定价，事实上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就人民币而言，正在实行自由化，从自由化的角度，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全球化，但是一旦人民币自由化了，代表了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了、全球化了。目前国际化、全球化的代表货币是美元，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最直接的谈判对象，而不是从某一个货币先谈，再从农村包围城市，从经济货币自由化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但从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化角度而言，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但在人民币自由化成长过程中，推动人民币自由化，采取先区域化、再国际化，最后全球化，则是完全可行的策略。在市场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的背景下，货币的职能主要是：价值尺度、支付手段、投资工具、储藏资本，那么这些显然就是自由化下的国际化路径。

与之相配套的是在人民币还没有完全自由化前，可以采取人民币与多种货币建立互换资金池，先从结算开始，再到贸易融资资金池，最后扩大到资本融资资金池，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人民币“一对多”的事实上中心货币机制，当前在美元波动剧烈的情况下，一是可以规避风险，起到保值增值的作用，二是在中国外储过分富裕的情况下，分散投资和分散风险，加强资源收购能力。

其实这是一种新的国际接轨模式，也就是先试验一个小的国际货币，这个小的国际货币事实上相当于美元这个大国际货币的备用胎。从备用胎、配胎到主胎，也许是一个自然的延伸吧？
世界货币从来都不是一家独有的，历史上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不也是经常的事。从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的角度，今天的货币全球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开疆拓土，而是直接的实力积蓄、地位较量，最后就是直接的取而代之。在今天这个深刻而全面的全球化下，货币盟主的博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