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余光中vs乡土陈映真，两个“乡”差别大了

小五

2016年11月，陈映真在北京辞世；翌年12月，余光中在高雄病故。才一年多光景，两位不同出身、不同风格的台湾作家相继远行。他们有各自的追随者和仰慕者，其间隐然有道历史的、文学的、政治的复杂而难以清理的界线，彷彿成为海峡的隐喻。如今随着两人的离世，后人从他们的作品和品行，或可一窥两岸社会、历史、文学、政治和人心的究竟。

　　乡愁诗人=爱国诗人？

　　余光中以《乡愁》一诗闻名两岸，两岸教科书都选录了余光中诗作；而余光中书写中国的作品，多在唯美中画满伤痕、病痛或呻吟的情态，比如《敲打乐》、《白玉苦瓜》，比如《寻李白》、《戏李白》、《念李白》，比如“伍子胥的箫”与“申包胥的泪”，比如他写卓文君、写李清照，比如他把“文革中国”当作“患了梅毒的母亲”。[1]用余光中自己在《新大陆之晨》的话来说，他患有“怀乡病”。因此，称他为“乡愁诗人”，应该是适当的。

　　乡愁本身没什么错，“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是人之常情。“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身世之感与流浪之苦相伴相生，说的也是诗人真实的心境。“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种借表乡愁以消不遇的块垒，以至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远山钟声，所布满难以言传的孤舟客子的愁思，同是中国诗家的常用方法。

　　只不过，当乡愁成为吟咏的对象，就成了诗艺，而无关乎爱国。台湾传记作家王丰认为，台湾岛上最近五、六十年以来，够资格称为“爱国诗人”的，只有于右任和余光中两个人。[2]但是我们看“爱国诗人”的典型──陆游，他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与“死不悔改的统一派”陈映真不同，余光中虽被舆论认为是反对“文化台独”的作家，[3]但他在政治上，有没有“九州同”的呼吁？一个生前不写“九州同”的诗人，死后被冠以“爱国诗人”的称号，恐怕是诗人自己也承受不起的不虞之誉吧？

　　余光中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期间，曾说：“我以为日思夜梦，魄挂魂牵，莫不尽在大陆。日久之后，才发现隔海的这座福岛，岛上的这座雨城，对我的日呼夜唤，并不下于北望中的那十万万和五千年。这三十年来，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大半在这岛上；我最关心，也愿意全力以赴的中国新文学新艺术，也在这里长大。台北，正是八○年代的长安。只要我一日踏在这片沃土上，我的诗思就不会退潮。毕竟，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厦门街的这条长巷里写成，无论来日我化蝶化鹤，这里都是我心血的所托所依。但愿我晚年的作品仍能够在此静静接生。”[4]拳拳此心，可见一斑。

　　那是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过后不久，1981年6月，余光中自剖30年来对于台湾的“乡愁”。距离1972年1月他那首脍炙大陆人口的《乡愁》，才时过9年。这让人悟得其所谓“乡愁”的年轮，彷彿林志玲的鱼尾纹？

　　那么，50多年前，余光中以“一个中国的青年”自视，说他曾经从密歇根向西了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这里的“黑夜”与“黎明”，无论是否在政治上意有所指，余光中慨然宣称：“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5]那还是1966年的言说；如今，余光中病逝台湾，他的安魂曲将起自长江黄河？还是高雄爱河？不得而知。但记得，在那个全球动荡、历史将被宣称终结的时刻，余光中说“妈妈，我饿了”，说“河殇之后是国殇”。

　　相较于此，1990年2月，在全球“反共反华”、热议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倒台的高潮中，陈映真不避“众叛亲离”，毅然率团赴大陆访问交流。在今天看来，比起2005年国民党连战赴大陆的“破冰之旅”，陈映真无疑是冲破反华围堵、促进民族团结的先觉者与先行者。

　　但是，先觉先行者总是孤独的，这不但与他接近群众的主观愿望相悖，甚而常受到后来者的嘲讽。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这种事例太多。

　　余光中说：“所谓大众化，其实只是一个含糊而空洞的理想，不知究竟要‘化’到人口的几分之几才算成功。……其实小说作者之中真正接近大众化的，是金庸、倪匡、高阳，而不是白先勇和黄春明。……其实，为大众写的作品，尤其是强调某些社会意识的东西，未必真是大众喜欢的读物。许多感时忧国或者为民请命的作品，其实只有高级知识分子自己在读，自己在感动。……反过来说，他们强调的大众化，恐怕也只是企图使大众接受他们认为正确而健康的那一类文学而已。这种充满革命热忱的的浪漫主义，真要贯彻的话，只恐既非文学，也非大众之福。”[6]因此，“爱国”并非余光中的使命与作品诉求；“乡愁”则是他流转于两岸三地之间，找到一种能取悦大众的吟咏素材。说他“爱国诗人”，不是曲解就是误解。

　　“乡愁诗人”与“乡土作家”的名实

　　余光中吟咏的“乡愁”，多意味着民国乱离的故事，也就是一种文学上的“民国范儿”。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爱国、反帝、革命激情、人道主义的陈映真，其曲高和寡，也就不意外。毕竟，像高东茂、蔡千惠、宋蓉萱和赵庆云（观察者网注：陈映真小说中人物）这种人，不但在当代台湾难以被理解，即使在大陆也未必受到欢迎。许多人说，大陆经过社会革命、语文革命、政治革命，所以和“反共”“白色恐怖”清洗过的台湾不一样。然而，不一样的大陆，却接受了“民国范儿”余光中，乃至龙应台，比接受陈映真大有过之。这不禁令人想起陈映真在小说《山路》（1983年）借蔡千惠之口提出的隐忧：“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7]

　　换一个角度来看，对余光中生荣死哀，不分两岸。如今斥责余光中的，主要是岛上的“统左派”与部分“独派”，以及与“统左派”交好的大陆学者，属于民间“小众”；但褒扬余光中的，从台当局到大陆官方，从台湾读者到大陆读者，从蔡英文到莫言，[8]属于两岸“大众”。在“大众化”方面，从不追求大众的余光中，竟然“完胜”陈映真，不仅在两岸教科书里，也在两岸的阅读市场上。爱国，是“小众”的事，是不上心的事；怀乡，是“大众”的事，是受欢迎的事。这，怎么回事？

　　毛泽东说：“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9]在1942年时，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即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有四种人：工人、农民、工农革命军、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与知识分子。[10]现如今，到底“大众”为何？是金庸、倪匡、高阳和余光中的读者？还是阅读陈映真的学人、研究生和理想主义者？这是陈映真失去了“大众”的语言？还是“大众”的思想感情已经产生了变化？王安忆说过，陈映真既是时代的先行者，又是时代的掉队者。[11]时空错位，是这个先觉先行的“乡土作家”命定的悲剧？

　　陈映真遗墨：“文学为的是 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对于被陈映真启蒙过的台湾几代青年来说，“时空错位”一句话，未免是残酷的认知与诠释。就像“乡土作家”的定位一样，有穿小鞋的感觉。

　　作为先觉者，陈映真对“时空错位”不是没有知觉，早在1987年发表的小说《赵南栋》里，他就借政治受难人叶春美来对晚辈赵尔平说：“我们，和你们，就象是两个世界里的人。我们的世界，说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岁月，那些人……怎么叫人忘得了？说你们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见的，全是闹闹热热的生活。”[12]赵尔平和《山路》中的李国木一样，都是革命者的后代或家人。他们都是从小勤苦自励，奋发上进，然后在个人和家人的物质生活上取得高人一等的成就。但是，他们成长于革命者牺牲，国家民族横遭分断，个人出路与国家民族的出路因为这种“真空”与“断代”，而无法结合起来思考的时空里。

　　至于在“反共”牢狱中出生的赵南栋，更是国家记忆“真空”与“断代”的当代台湾青年的典型；而“反共岛国体制”，就象是一座“反共”牢狱。在这种体制下生长的赵南栋，不但对他在出生那年就被处死的母亲宋蓉萱毫无印象，也对他25岁时才见到的父亲赵庆云感到陌生。关于父母亲的抗日和逃难的历史，关于父兄谈论台湾与大陆的话题，都是远远超出他所熟悉的范围里的事物。赵南栋就像他无数个女友之一的空服员莫葳所说，是“让身体带着过活的人”。[13]陈映真还借赵尔平来呼应：“其实呢，谁又不是？我们全是这样。有时候，我在想：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全失去了灵魂，人只是被他们过分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14]

　　最起码，赵尔平还认识到，这是个失去了灵魂的时代与生活“感官化”的社会；但对赵南栋来说，连这种认识也是多余，而且超过理解范围的。既然如此，陈映真的创作活动会不会也是多余的？会不会是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在台东泰源监狱的陈映真。（翻摄：蓝博洲）

　　1995年春在上海，作家王安忆问陈映真，现实循着它自己的逻辑发展，为何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陈映真的回答是：“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王安忆当下认为，那是陈映真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并反衬出自己的成长与怀抱天下的气概。[15]大陆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台湾作家相对“孱弱”的感觉，竟是来自后者对现实“坚执对峙”的立场？

　　陈映真不被故乡的读者“大众”接受，这其中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可以理解；但向来为“小众”而写的余光中，反而获得两岸“大众”青睐，这难道是台湾的“民国范儿”对现实中国的逆袭？

　　“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二分论套路

　　一位年轻的大陆朋友曾提醒我，大陆已不再输出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也就是说，国家整体的发展战略已应时调整。这使我思考余光中与陈映真“时空错位”的问题时，竟然可以用岛上流行的“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二分论套路，来为两人(两岸)分合寻求某种解释！

　　20世纪中叶来到台湾的文人，除了一部分“西化派”之外，多数相信蒋介石在台湾建构了“文化中国”，而认为大陆是“去中国化”的地区。这即使在1970年代蒋当局在联合国失去中国代表权之后，也未曾改变；特别是大陆经过文革的这段历史，更加强固了岛上文人“文化中国”的信念。据余光中自己所述，1977年他在香港发文构陷台湾乡土作家的那篇《狼来了》，就是“文革余悸”使然。[16]徐复观说《狼来了》就像取人性命的血滴子，这是如今岛上知情者多数都同意的看法，然而，它却出自1974年《白玉苦瓜》与《乡愁四韵》的同一个作家的手笔。

　　这说明“文化中国”一说不仅仅是温良恭俭让，背后还包藏着寒透背脊的政治杀气。从这桩历史公案看来，“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二分论，根本无法成立。

　　然而，与台湾成为“美日新殖民地主义支配”下的“文化中国”不同，大陆自20世纪中叶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对内则进行一连串包括文革在内的政治运动，终于在1970年代获得举世承认，可说是取得“政治中国”的胜利。而陈映真出生于台湾，没什么“乡愁”可写，但他念兹在兹做为中国人的尊严，就像“在山路上，……讲着我们中国的幸福和光明的远景”。这当然不可能仰仗新殖民主义支配下的台湾能办得到，台湾从未在政治上取得主体性，于是陈映真处理岛上阶级、省籍、反帝国主义、反跨国资本主义及大众消费文化的文艺创作，终极目的还是为了连结和回归“政治中国”而服务。文化从属于政治，而不是相反。

　　但是，政治主体确立并巩固以后，文化滋养和复兴随着经济改开而成为新的需求。当改革开放成为大陆的主流，海外文化自然潮涌而入，这包括港台“文化中国”的元素，余光中的《乡愁》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靡了1980年代以后的“政治中国”。在这同时，一个人在岛上奋斗多年的陈映真，他那些为“政治中国”的理想而服务的文艺创作，反而是大陆改开以来所欲解放(甚或解脱)的意识形态载体。

　　另一方面，199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当局展开对“文化中国”的清算，岛上开始满布“去中国化”的鬼使神差。余光中和他的一众友人，是在这个态势下与绿营当局的文教政策唱起反调，2005年成立的“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就是个说明。

　　与陈映真长年在岛上从事的“政治中国”文艺活动不同，“抢联”的策略是攀附蓝营当局，并支持“反共岛国体制”，与1970年代余光中的立场相同。即使在21世纪以来，大陆当局全面复兴“中华优良传统文化”，“抢联”仍然固守其“文化中国”的政治边界，而不与大陆往来交流。遑论“抢联”从不提倡台湾乡土文学、不鼓励五四新文学、不推广新中国文学，而被视为怀旧价值的文教团体。

　　余光中自己虽然从事新文学创作，但以他的影响力，在两岸分断的历史时期，他并没有从事两岸弥合的活动。或者说，余光中的文学事业与动机，并不是为了两岸弥合而存在。许多人通过余光中作品来看台湾，看到了一个唯美化的台湾，却看不见包藏其中的社会病痛与政治杀伐；而在陈映真作品中的台湾，往往能经得起社会科学的检验，是准确理解台湾的图像。反过来看余光中书写中国史地，也被唯美化、伤感化，或许满足一时的情感需求，却可能同时冲昏了理智。这样的余光中，顶着“文化中国”的光环在大陆招摇过市；而陈映真却因为“政治中国”的理由，被自己的故乡拒于门外。[17]“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二分论，成为一种“时空错位”的逻辑。

　　这种个人或群体的错位乱离，其实是中国内战与国际冷战的余绪，陈映真作为“双战构造”的先觉者，自有深刻的理解。

　　“重中之重”

　　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是，清理两岸、或者说清理“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的错位乱离，还适不适宜用简单的、过去的敌我二分法？今时今地的敌人又是谁？当“独派”文人同声谴责余光中时，[18]这类错位乱离的问题，似乎值得重新辨识与思考。一面倒的评价方式，或者纠缠于先行者的冤屈与黑历史不放，这是坚持“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二分论？还是有助于二者复归统一的形势？两岸都承认为“中国作家”的陈、余二先生如果有知，他们的愿望会是什么？

　　读余光中《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在生花妙笔之中，看到一个狡狯作态、巧护令名的心影，这提醒了“文化中国”里的某种痼疾，革面而不洗心，鲁迅早就用《拿来主义》教育过读者。同时，看陈映真的回应文《惋惜》，[19]其中文思细密、逻辑严整和高远通透的历史观固不待言，最令人感动的还是文章中那个感动人的陈映真──正直、热爱、宽厚、同情，这是“文化中国”所应有而似乎渐稀有的人品。他虽不受“大众”待见，但已为“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统一，树立起人格典型。这样的人格典型，会希望他的读者怎么看待中国、怎么看待中国文学的过去和未来？

　　而更为残酷的徒然恐怕是，一边辨明与宣传《狼来了》和“密告信”，另一边的余粉“大众”却说：“鬼岛上的屁大点芝麻绿豆，也老拿来说事？人都死了，血滴子还给清朝了。老子就爱读他那一千首诗，你却拿芝麻绿豆来堵心，是怎样？”当然，还有一句孤独的历史强音可以回应：“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

　　然而，陈映真说：“从大局看，在台湾的民族派文学界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当着岛内外反民族文论猖狂的形势下，实为重中之重。”[20]在陈映真提及余光中1970年代那些不光彩的往事时，有些读者特别注意陈映真如何辨明是非曲直，却忽略他同时总是强调那些省外前辈文人的仗义执言、出手相助的“重中之重”。斯人已逝，余光中永远失却了陈映真所期待的，对历史、对读者、对个人“以坦诚与善意相谈的可能与机会”。他终于成了李黎所说，“美的事物总是伴随着悲哀”。

　　当后人欢迎余光中唯美中国的诗画时，将因此不免狼影幢幢的悲哀；但是，那40年前发生在一座岛屿上的错位乱离的是非，也不必放大成今后整个中国(文学)的背景，它恐怕很难成为人们关心的“重中之重”。

　　注释：

　　[1] 余光中《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刊于广州《羊城晚报》，2004年9月11日。引自陈映真主编《爪痕与文学》，台北：人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4年秋，页81。

　　[2] 王丰《“爱国诗人”余光中》，《名家视评》，引自《中国时报》，2017年12月17日，A15版。

　　[3] 《陆官方悼余光中 忧文化台独》，《旺报》，2017年12月16日，A14版。

　　[4] 余光中《剖出年轮三十三》，《余光中诗选一九四九-一九八一》二版，台北：洪范，2006年4月，页5。

　　[5] 余光中《当我死时》，《余光中诗选一九四九-一九八一》二版，台北：洪范，2006年4月，页191-192。

　　[6] 余光中《剖出年轮三十三》，《余光中诗选一九四九-一九八一》二版，台北：洪范，2006年4月，页7-8。

　　[7] 陈映真《山路》，《山路》，台北：远景，1984年9月初版，页39。

　　[8] 《乡愁千古同 莫言自曝是余粉》，《旺报》，2017年12月17日，A14版。

　　[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北京：人民，1991年6月，页851。

　　[1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北京：人民，1991年6月，页855-856。

　　[11] 原文是：“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掉队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却已经熟极而腻。”──见王安忆《英特纳雄耐尔》，《乌托邦诗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引自李云雷《从排斥到认同──大陆作家对陈映真二十年的“接受史”》，《左翼传统的复归：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台北：人间，2008年1月，页260。

　　[12] 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小说集5：铃铛花》，台北：洪范，2001年，页119。

　　[13] 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小说集5：铃铛花》，台北：洪范，2001年，页176。

　　[14] 陈映真《赵南栋》，《陈映真小说集5：铃铛花》，台北：洪范，2001年，页177。

　　[15] 见王安忆《英特纳雄耐尔》，《乌托邦诗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引自李云雷《从排斥到认同──大陆作家对陈映真二十年的“接受史”》，《左翼传统的复归：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台北：人间，2008年1月，页258。

　　[16] 余光中《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刊于广州《羊城晚报》，2004年9月11日。引自陈映真主编《爪痕与文学》，台北：人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4年秋，页81。

　　[17] 石文杰《陈映真的故乡拒绝了陈映真？》，《中国时报》，2017年8月12日，A14版。

　　[18] 见《还原余光中 毁誉参半90年》，《自由时报》，2017年12月17日，A13版。

　　[19] 陈映真《惋惜》，见陈映真主编《爪痕与文学》，台北：人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4年秋，页87-101。

　　[20] 陈映真《惋惜》，见陈映真主编《爪痕与文学》，台北：人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4年秋，页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