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向法国学习什么？(上) 作者：宋鲁郑

Olivia

     法国历史上就是欧洲大国，近代以来更成为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自然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管理经验，所以，当突尼斯民众走上街头发起革命时， 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就在议会里提议给独裁者本阿里提供帮助，特别是在处理此类问题的经验。

   当然在法国生活久了，发现法国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的事情还真是不少，不妨一一道来。

   第一法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普遍而深入。学校里固然要学唱国歌和各种爱国歌曲，历史课则更是多加美化甚至歪曲，比如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进行全球殖民扩张，但历史书上却这样辩护：这是为了传播文明(如发展卫生系统、扫除文盲和和平)；是为了用基督教教化异族；为了寻找资源(注意：不是掠夺，是寻找)。所以法国人不知道中法战争，更不知道火烧圆明园。

   2009年因为巴黎拍买兔首、鼠首，引发全球华人抗议，中国民间甚至组成律师团来到巴黎。面对中法之间这样的大事，法国媒体不能回避，但却充满了技巧。比如，这两件文物的来历，法国具有世界性影响和权威的大报《世界报》用了这样一句话：这两件文物是被西方联军偷来的。不知内里的，大概还以为是美国偷窃，然后卖到了欧洲吧。

   2008年，围绕是否抵制北京奥运会在法国引发激烈争论。法国权威的历史杂志出版了奥运特刊，回顾了上百年的历史。不料，它可以详细地介绍195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发生的为了抗议苏联入侵匈牙利，荷兰、瑞士和西班牙退出奥运比赛，却只字不提因为英法入侵埃及，埃及、黎巴嫩和伊拉克同样拒绝参赛。

   这样处理历史，法国自然永远是“自平博”(自由、平等、博爱)的形象，真的是如同《1984》这本书所言：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

   所以，当有人问如何化解中法因为西藏问题发生的冲突和不快时，答案则非常简单：根本不需要法国像对待本国历史一样尽情美化中国的西藏历史，只要实事求是就完全足矣，以免直到现在许多法国人都认为1959年以前，西藏都是在实行民主制度呢。我在法国看过几乎所有有关西藏的历史典籍，其绝对主流都不认为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行使主权的史实都被忽略。记录当今十四世达赖坐床的纪录片，出席者只有英国代表的身影，而无中国代表吴忠信。

   和平时期，爱国主义主要通过体育比赛来体现。在法国，只要有一名运动员或一个项目在国际比赛上获得金牌，法国总统必发贺电，必在总统府亲自接见，媒体则更是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必称之为民族英雄——北京奥运会时，中法有六个小时的时差，只要法国队员有夺冠机会，记者必通宵达旦守候在该队员家中。而中国，顶多会由主管体育的官员发个贺电，或者由国家领导人对整个代表团发个贺电而已。假设李娜法网夺冠发生在法国人身上，其享受的光环和荣誉远非中国所能比。

   2011年3月，我曾陪同法国一个大学代表团访问山东。不用说，自然选的是法航，但令我意外的却是当我们在等待登机时，一个学生对他们的老师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为什么法航航班却使用美国的波音飞机？为什么不是空客？”。老师愣了愣，说不出话来，我则震撼得无语。应该说，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比法国差的可是太远了。尽管如此，当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政府为改变一百多年的殖民影响，在学校进行适当的爱国教育，竟然还引发了争议。

   第二，法国的舆论控制十分高明。法国貌似新闻自由，但却有三条人人皆知、人人自律的红线：国家利益、政治制度、政治正确。任何媒体可以抨击国家的政策，但不得否定现行的制度。如果是涉及国际事务，一律国家利益至上。政治正确则是指不能谈及种族、排犹或者为纳粹辩护。除此之外，还不能冒犯国家领导人。

   2004年， 中法建交四十周年。由于法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急需中国的支持，从而将中法关系推向少有的高潮。当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巴黎时，巴黎警察对所有抗议的人群均强行处置，甚至不惜动用暴力。然而，所有的媒体均对此保持沉默，由此被法国境外的媒体称为法国的耻辱。不仅媒体，警察局也一样。巴黎警察局拒绝了支持达赖集团的一些组织要求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游行的申请，但仅仅两天之后，就批准了在俄罗斯驻巴黎大使馆门前支持格鲁吉亚的抗议集会申请。法国媒体之所以无视事实，就因为这符合国家利益。

   哪么如果有人不慎冒犯了以上诸原则，会有什么后果呢？2008年，记者无疆界创始人、秘书长梅纳尔很不幸地触犯了国家利益：他在中法这场冲突中跳得太高，结果几个月之后，他就以健康原因为名辞职，从此在法国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一位媒体人得罪了现任总统萨科齐，结果被所在媒体除名。他不服，告上法庭，法国不愧为法制国家，他竟然也打赢了官司，获得大笔赔偿，于是他也办了份报纸，结果他既无法拿到广告，又无法获得新闻线索，很快就倒闭了。

  还有《巴黎竞赛报》刊登了萨科齐前妻和情人的照片，导致不少的相关责任人被撤职，被除名。有了上述人的下场，哪个媒体还不自律呢？违反政治正确的下场更惨，2010年8月19日法国历史学者文森·雷诺阿(Vincent Reynouard)因为发表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言论而被关进了监狱。

  2008年，一位留学生在华人抗议现场当场演讲，轰动中国(后来还成为北京奥运火炬手)。他后来用法文给《地铁报》写文章(这是一份免费报纸)，终于有一天被刊用。但第二天这位编辑就打电话告诉他，由于上司的批评，这位编辑以后再也不能用他的文章了。

   法国这种潜移默化的政策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2009年，我陪同一位法国的校长接受北京一家知名网络媒体的采访，当时中法关系不好，这家媒体提供的问题清单便以此为主。不料这位校长立即拒绝：我不可能在中国的媒体上批评法国，当然也不便批评中国。

   我也曾和法国不少学者有过私下交流，当谈到敏感话题时(比如民主的缺陷)，他们都先声明只是个人意见，不得对外透露。本人《中国的制度何以优于西方》曾不知被哪位支持者译成法文在网上广为流传，这些法国学者看后只能私下里对之表示赞同。这种禁忌甚至扩大到谈论其他国家，我曾问一名研究国际关系的法国学者，为何印度如此落后，表现如此令人失望，但法国媒体却极少批评。这位学者回答得很是无奈：因为它是民主国家啊。

   还曾有中国的学者希望我能询问一下法国的学者对欧元的看法。结果不管是我认识的，还是委托朋友联系的，对方的回答一律是：鉴于此问题目前太过敏感，不便回答。

   法国有一位——从台面上来看，这大概不是唯一也是唯二的一位——正面肯定中国的汉学家，今年其最新的著作却被出版社多加删除。

   不过法国的学者总体上是有一点非常需要中国的学者学习的：即国家利益至上，而不是理念至上。一位汉学家有一次这样回答和一位中国人的争论：你之所以是错的，因为你的行为违反了法国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废话。希拉克就曾这样声明：非洲国家哪些可以合作，哪些不可以合作，这取决于这些人是否忠于法国在非洲的利益。他还补充说，“否认这一点无疑是虚伪的”所以当七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博卡萨在中非称帝时，尽管被所有非洲国家所唾弃，拒绝参加加冕仪式，但法国却欣然前往，而博卡萨在任何时候都称戴高乐为“爸爸”。(未完待续)

張明行

「...... 法国的舆论控制十分高明。法国貌似新闻自由，但却有三条人人皆知、人人自律的红线：国家利益、政治制度、政治正确。任何媒体可以抨击国家的政策，但不得否定现行的制度。如果是涉及国际事务，一律国家利益至上。政治正确则是指不能谈及种族、排犹或者为纳粹辩护。除此之外，还不能冒犯国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