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公布手稿合同及录音回应代笔事件(图)

狗仔队

                                        海岩手写的详细分集大纲
                               

                                       
                                        与田博的合同
                               

                                       

　　韩寒和方舟子的口水战越战越烈，而另一位著名作家海岩也被卷进“代笔门”。针对编剧田博(微博)称自己是海岩《五星大饭店》的代笔一事，海岩昨晚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并首次公布《五星大饭店》分集大纲手稿、口述记录修改稿手稿、速记稿、口述录音及工作合同，力证自己清白。他表示，这次公布证据只是想用事实来说话，并不想通过法律手段来为自己维权，“太闹心了，哪有这个精力呀。我只希望把事实部分拿出来，剩下的就大家自辨吧。”


　　昨晚在昆仑饭店面对记者，海岩讲述了《五星大饭店》的创作过程，重申自己并无所谓的代笔或枪手。为了证明自己所言，海岩也首次公布了相关证据，其中包括《五星大饭店》分集大纲手稿、口述记录修改稿手稿、速记稿、口述录音以及工作合同。


　　此前，田博称自己是海岩代笔的最重要证据是一张剧本打印稿照片，并声称稿件上有“海岩修改本人电子剧本的笔迹”。对于这种说法，海岩并不认同，“他这么说的意思是第一稿是他写的，而我只是修改他的剧本。但事实是，他所写的第一稿只是记录我的口述内容，并非他的创作。”对此，海岩拿出了当时口述时的录音文件、速记稿以及自己手写的分集大纲作为证明。记者看到，海岩的分集大纲非常详尽，每一集几乎都是写满了三四页纸，内容包含剧情、场景甚至人物台词，“口述时，我就是以这样的大纲为基础来讲述我的剧本。”从当时现场的速记稿也可以看出，海岩基本是以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的顺序进行讲述，并穿插补充，每一集的速记稿多达十几页，基本和剧本页数相当。


　　海岩还认为，田博在微博上贴出的修改稿可能并非第一稿，“我大概改了四到五稿，第一稿几乎是全被我改了。”他也向记者出示了剧本修改稿的第二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文字，修改部分几乎占到原文的90%，此外还有大量添加。而从第23集开始，海岩停止了口述记录的创作方式，而改为自己直接手写，“他们把我改的第一稿打印出来后，我再改第二稿，每集都要改四五稿，我才发现这样口述剧本反而更累，工作量大了好几倍，还不如自己写，一气呵成。所以说，我付出的劳动比我自己写还要大，现在他说第一稿是他写的，这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在海岩出示的证据中，最重要的一份是当时的工作合同，甲方是侣海岩，乙方是北京火树金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丙方是田博。合同第一条就明确约定，“该剧本由甲方独立创作，甲方拥有该电视剧剧本的著作权及其他一切权益。”第二条对田博的工作也有说明，“丙方为甲方认可的，由乙方派遣协助甲方工作的助手，其工作内容为：记录和整理由甲方口述的该剧剧本，并根据甲方要求对记录稿进行修改，直至达到甲方要求。”


　　备受争议的署名问题在合同第五条也做出了界定：“丙方在该电视连续剧的署名为‘文学编辑’。”此外，合同第七条约定：“全部工作完成后，丙方应将全部录音、记录材料及电子文件送交甲方，丙方不得保留任何形式的相关记录。”从田博发布的剧本照片来看，他并没有遵守合同中该条款的约定。      


　　对话


　　“我不想在网上吵架”


　　记者：这不是您第一次遇到“代笔门”了吧？


　　海岩：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枪手或代笔的传闻，但没有真名实姓的人站出来，田博是第一个。曾经有一次，作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小说《舞者》，网上就有人说这本书是集体创作，讲了一个舞蹈学院小孩的故事。当时我就说，这本书还有20天出版，请你在20天内公布这本书的部分内容，结果无人响应。20天后，这本书出版了，没有一个字和舞蹈学院有关。


　　记者：《五星大饭店》创作时为什么选择用口述记录的形式？


　　海岩：当时我身体不太好，同时又有一部剧本《河流如血》没有写完。这时候，别人找我写《五星大饭店》，我就不乐意写。他们给我出了这个主意，就是口述，我说试试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口述记录的方式写剧本。当时之所以请学编剧专业的大学生，是希望他能懂剧本格式，其中一个就是田博。当时我还特别强调，希望他们不要往里加任何东西，我说什么，你们就写什么。后来怕大学生记不全，就同时请了速记员和录音员。这种方法用了一段时间后效果不好，因为口头语变成书面语很别扭，他们也没有能力形成我的语言。所以，每一稿都改了很多遍，我觉得特别累，从23集开始，就改为我自己直接写了。


　　记者：田博在完成工作后和您保持联系么？


　　海岩：当时他是和赵立志一起记录的，他们当时都表示非常感谢我，说从不知道剧本创作是这么一回事，开窍了。之后和田博并没有更深的来往，但是他过年也会发个短信什么的，所以我才说也算是忘年交了。这两年他没有和我联系，这次又突然抛出这个说法，我只能说表示遗憾和不解。但是我不想在网上和他吵架，因为网络是可以说假话的，别人不会去分析和细究。我希望这事儿风波散去就算了。   


　　记者：田博一直说他手里握有手稿、合同、录音等证据，但没拿出来，您为什么选择公布这些？


　　海岩：其实田博攻击我，应该他负责举证，现在反过来了。他攻击我不用负担任何成本，而我反而得公布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是很荒谬的。我不愿意攻击他或者分析他，我就是想公布证据，希望把事实部分拿出来，剩下的就大家自辨吧。


　　记者：您会不会像韩寒一样，动用法律手段来维权？


　　海岩：我和韩寒不同，他性格比较激烈，而我希望躲避，尽管我是有损失的，但我不希望成为公众和媒体的焦点，这是人的个性决定的，所以有些媒体说我是“躺着也中枪”。也有人问我，被泼污水怎么办？我说，那就回家洗了换衣服呗。只要我自己洗干净了，舒服了就行。韩寒的气愤我理解，我也生气，只是不会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来回应。


　　记者：田博的声明中提到代笔、助理、枪手、编剧团队等好几个概念，您怎么界定？


　　海岩：田博的声明出来以后，把这几个概念混淆起来了。代笔本身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但是现在公众普遍认为代笔就是枪手。我认为不管是代笔还是枪手，都应该和记录区别开，记录就是对方记录我说的话，把它变成书面的语言，啰嗦的地方删去，不准确的地方修正，口语化的改成书面化的，或者过于书面化的改成口语化的，最终还是我的语言。我所有的修改也是在改我自己的语言，不是在改田博的语言。第一稿只是田博记录我的谈话，他是记录人员不是创作人员。至于助理，帮我打印稿件的人很多，算不算助理呢？要不要为他署名呢？关于编剧团队，目前为止，我只有一部小说是和别人共同创作的，就是《独家披露》，署名署的是我和金凌云两个人。


　　记者：田博的说法之所以受到关注，很大一个原因是大家认为枪手在编剧界是普遍存在的，您从来没有用过枪手么？


　　海岩：试过，但是没有一个最终成为作品的。比如海润要拍《新便衣警察》，找了两个编剧，请我讲故事，他们来写。最后写完以后，我说剧本还可以，但我不能署名，海润说可以把钱先打到我的账户，但我说我不要，这不像我的东西。后来，这个剧本没能投拍。还有几个剧本是写了一半我就没有参与了。所以说，我不适合用枪手，我所有的作品都没有枪手，因为一个人的文字风格和情感投入枪手是没法模仿的。   


　　记者：有人质疑您用枪手，可能也是诧异于您身兼数职还能有精力创作。


　　海岩：确实是很辛苦，那会儿我每天夜里11点多开始创作，写到凌晨3点左右睡觉，然后八点钟上班。我有很多手稿都是写在小本子上，为什么呢？因为可以随身带着，随时随地抽空写，等菜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甚至坐在马桶上，我也会从兜里掏出来写。


　　链接


　　“代笔门”回放


　　1月25日，韩寒为回击麦田和方舟子等人关于有幕后写作团队的质疑，举例同时身为生意人的作家海岩也常被质疑有人代笔。编剧田博对此发布微博，“韩说海岩无代笔，而本人及编剧赵立志就是海《五星大饭店》的代笔……公之于众，是为呼吁影视行业枪手实名化……”，还贴出有海岩修改字迹的剧本打印稿的照片。   


　　1月26日，田博删除了自己关于海岩代笔的相关微博，另发微博称，“接受朋友建议，晚上删帖。不打嘴仗，不怕误解，做好作品，谢谢大家，鞠躬。”


　　1月26日，海岩委托编剧张佳(微博)在微博上转发短信，又在新浪网发布声明，否认曾找人代笔，而田博只是记录他的口述。


　　1月27日，田博再发微博，贴出一篇《关于海岩代笔的三点声明》，坚称自己曾参与《五星大饭店》的编剧工作，“我做了3分，我就只说3分，不会去要求10分，好像要去争夺谁的光芒，但也不至于说成是0分，我只希望自己曾经的劳动得到尊重。”此外，他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拥有编剧助理并不可耻。在一个成熟的工业体系中，编剧的团队协作是很正常的。拥有编剧助理，恰恰是编剧助理的雇主管理能力的证明。然而正是有的人没有客观地正视这一事实，才会心虚地要将一切创意据为己有，用各种借口抹去团队的踪迹，在海报、字幕、宣传等地方淡化编剧的贡献，这是中国影视圈的奇耻大辱。”


　　1月29日，张佳发布博文《“海岩代笔门”之详情始末》，为海岩澄清，并对代笔、编剧助理、枪手、联合编剧四个名词进行解释，意在说明田博在偷换概念给网友造成误解。


　　2月2日，《五星大饭店》策划人也是项目的全程参与者何悦发布博文《我是五星大饭店的“始作俑者”》，谴责田博诋毁海岩，称其就算有精力也没能力创作《五星大饭店》，并详述了当初海岩为什么采用口述方式创作以及口述的过程。


　　本报记者 李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