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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来连锁反应不断，一直看似稳定的国内经济局势其实也暗潮汹涌。地区性楼市崩盘、加工制造业萧条、攀升的不良贷款以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个别省市威胁经济稳定发展的危险讯号，在浙江省此类现象尤甚。近日，21经济网撰文，从不良贷款和民间借贷纠纷案屡创新高的事实断言“浙江民企金融危机来了”。 互保“连环阵”：浙江前5月不良贷款突增180亿 21世纪经济报道 龙婧 陈小莹 杭州报道 核心提示：目前浙江所有的企业贷款中有40%是企业互保贷款。这意味着，一旦担保圈内的某家企业发生资金危机，将会危及浙江全省40%的银行贷款。
民企庞大的互保网络正遭遇“火烧连营”的局面，使得浙江银行系统数月之内突增181亿不良贷款，民间借贷案件创5年新高，危局已经从疯狂的地下钱庄蔓延到地上金融系统。
7月12日，浙江省省政府召开全省工业经济形势分析会，并重点围绕“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力保今年工业目标任务完成”主题。年中数据显示，虽然浙江省工业经济增长有所回升，主要指标趋好，但回升速度还不快，发展也不平衡。决策层面对的现实是，5月末浙江全省不良贷款余额接近700亿、所有企业贷款中40%为互保贷款、600家企业上书政府要求保护。在这个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曾以民间资金丰沛、地下金融活跃而闻名。而今，企业之间“互保联保”的担保贷款方式，成倍增加了地上金融的风险——经济疲软之时，企业“一损俱损”，各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迅速攀升；随之而来的停贷抽贷，又让实体经济雪上加霜。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在出险的企业中，有60%是因为为其他企业担保代偿后，出现了资金困难。浙江省政府在会议上一口气抛出了26条金融新政，力图渡过危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萧山、建德等地政府甚至已经拿出本级财政帮助企业“转贷”。 突增百亿不良贷款 最令人不安的信号来自不良贷款率。根据本报从监管部门了解的数据，截至5月末，浙江全省的不良贷款余额为672.8亿元，比年初增加181.4亿元。人民银行将此不良贷款的突升，归结为“受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和破产倒闭的影响，局部信用环境仍未恢复”。这个结果与浙江民营企业存在的大量担保互保有直接联系。进入二季度，企业资金链断裂的现象屡有发生，使得企业联保、隐性互保的风险被点燃并迅速蔓延。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浙江发生信贷风险的企业中，有60%是因为为其他企业担保代偿后出现了资金困难。 浙江省银监局提供的数据则显示出这种互保网络的庞大：目前浙江所有的企业贷款中有40%是企业互保贷款。这意味着，一旦担保圈内的某家企业发生资金危机，将会危及浙江全省40%的银行贷款。而现在引线已经点着，中江控股、天煜建设发生的财务危机，迄今已拖累20余家相关企业被迫代偿。其担保圈往往多达三四层，灾难被成倍放大。整个融资担保体系都受到冲击，已有部分银行提高了抵押担保的要求，企业之间不再愿意互相担保，一些担保公司甚至暂停了担保业务。“事实上这种互保方式当初之所以产生，也有银行主动为之的因素，”有杭州银行界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银行有放贷的压力，面对一群小微企业无法贷款，便主动把他们打包到一起，互相担保。”起初，这种担保链条只存在于上下游企业之间，后来扩大到了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这样的组合，使得互相担保比每家企业单独申请贷款的资质好很多。和美国次贷组合一样，赌的是同时出事的概率极低。” 但这种概率低的前提是经济稳步向上，一旦宏观形势出现反转，后果便难以收拾。“互保就有点像赤壁战役庞统献的‘连环计’，把众多的企业绑定在一起，一旦一家着火，就容易全军覆灭。”上述银行人士说。
金融案件数量比肩2008
而点燃这些“连环战船”的，是来自地下金融的火星。浙江省高院的数据显示，企业资金链担保链危机的出现，使得三类金融相关案件的数量激增。第一类是金融纠纷案件。在浙江省高院今年前5个月接手的15029件金融案件中，金融借款、小额贷款和担保追偿权等案件共11578件，分别同比上升23.9%和39.7%。杭州温州等地区接案量增幅更多，温州中院接手的这类案件同比更激增了209%。第二类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受审的一审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民间借贷案件共47380件，涉案标的224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6%和131%。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高点。第三类是因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劳资纠纷案件。全省法院新收此类案件11302件，同比上升54%，已经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时全省法院受审最高值。三类案件之中，第一类与地上金融系统关联最为紧密，在诸多案例中，银行都作为原告出现。而第二类民间借贷案件由于政府监管和实体经济疲软，目前借贷规模在持续缩小，资金价格在持续走低。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5月份浙江民间借贷监测利率为24.06%，环比回落0.53个百分点。 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地下金融的缩水则进一步推动了民营企业设法向地上金融机构求助。而资质的缺乏使得他们不得不采用互保等形式。除了三类案件外，7月10日杭州市破获一起票据诈骗案件，初步核查涉案非法经营额达900余亿元。为近年来发现的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票据贴现案件。“这900亿是累积涉资的量，不是一个余额概念。”杭州经侦队内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票据拿去贴现一次就有几千万，一张几百万，一贴好七八张，有时候收票十几张都有。这个规模上几百亿是很容易的事。” 由于银根紧缩，在银行不愿放贷的时候，票据融资成为了变相的贷款方式。“票据一般最长期限就半年，现在大多数是半年的，三个月和一个月的相对比较少，年化利率才四点多，比贷款的成本低多了。”杭州当地一银行票据部门经理告诉记者。上述案件显示，浙江的地上和地下两大金融体系已连为一体，难解难分，频发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地下金融大案，最终引爆了地面上的那些捆在一起的火药桶。 行政介入市场 在杭州的600家民企联名上书浙江省政府求救之后，6月21日，浙江省政府召集人行杭州中心、浙江省银监局、浙江省高院以及数个省内城市，召开了以金融为议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浙江省政府一口气抛出了26条金融服务措施，力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而在会上，政府特别要求银行“对经营情况比较好的、但因涉足互保问题而受影响的企业，相关区县政府应协调相关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设置防火墙，不使优质企业受到影响”。而对中小企业，浙江政府也要求各大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信贷力度。第7条措施中就明确要求各个银行确保省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速不低于贷款平均增速。并且支持批量增设小企业信贷专营服务机构。其中，设立浙江股权交易所、探索林权抵押等多项措施都是首次提出。比如第20条措施，就是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立省级金融市场投资主平台，推动设立浙江股权交易所，为各类企业提供股权托管、股权融资、股权转让、私募债券融资等服务。培育、规范托管和挂牌企业，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而在21条中则要求要发展各类交易市场。整合资源做强做大各类产权交易市场，为技术产权、文化产权、排污权、碳排放等各类产权交易提供公共服务平台，积极争取杭州、宁波、绍兴高新技术园企业纳入国家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第二批试点范围。推动有潜质的企业到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5条则提到了建立企业自己的风险防控和处置机制。各级地方政府牵头负责，加强政府、各有关部门间沟通协调，各司其职，落实责任加强对企业关联关系的监控，形成联动机制，切实防范企业资金链条风险传导蔓延。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对非法集资、高利贷等行为的打击。但银行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会议的第二天，诸暨某银行业的工作人员出于对诸暨某担保企业的责任心，来到杭州劝说上级银行暂停对该企业的收贷，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果我们不收贷，别人收了怎么办？” 除了在制度层面推进中长期改革之外，杭州、诸暨等企业互保重灾区已经开始用财政资金“救近火”。杭州下属萧山、建德应急资金替企业“转贷”，即给贷款到期企业提供“过桥资金”，帮助其还贷后进行再次贷款。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萧山政府成立了一个总额为5亿的区政府应急专项资金，这一资金池在2009年经济好转后停止，2011年11月重新启动，以应对区内嘉逸集团等公司出现的续贷危机。而嘉逸集团证实因为萧山政府的这项驰援，而死里逃生。但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是否符合程序，是否经过了纳税人的同意，并未可知。其中，萧山政府其中一笔千万级的“转贷”资金就因银行不再贷款而至今亏空。诸暨则成立了由书记、市长任组长的企业风险防范处理协调小组及清薪维稳、解困协调等专项工作组。将应急专项互助基金扩至1亿，相机设立政府主导的5000至1亿创业引导基金，1亿元企业风险互助基金和注册资金为1.5亿的联合担保公司等机构。除此之外，诸暨还对市、镇两级企业实行一日一报，对市属企业实行“每周一次”的协调机制。做到各类企业风险信息及时发现，及时汇总及时协调处置。 在人行的报告中也硬性要求，各银行不得抽贷。但这种政府强势介入的做法，则被质疑动用了公共财政存在道德风险，有的政府和银行则被认为是民企混乱投融资的幕后推力。
浙江民间借贷纠纷案创5年新高 21世纪经济报道 龙婧 金柳 杭州报道 核心提示：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法院已经受理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涉案标的额283.9亿元，案件数量达到2007年以来的同期最高点。
宏观经济的不景气反映在民间借贷案件的曲线变化上。本报从浙江省高院新近获悉，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法院已经受理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涉案标的额283.9亿元，案件数量达到2007年以来的同期最高点。浙江省高院在7月10日发布的《浙江法院民间借贷审判报告》提到了相关信息。该单位通过调研发现，2011年，全省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约占全国的15%。民间借贷案件几乎占据了浙江商事案件的半壁江山，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案件总标的额，都远高于传统的买卖、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案件。据温州银监分局3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6月末，该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181.4亿元，较年初翻了一倍多。 不景气的连锁反应 案件数量与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案件数量上升最为明显，较2007年增幅高达60.56%；案件标的额较2007年迅猛增长了216%。2011年，受第三季度温州等地部分企业债务危机影响，民间借贷案件的收案量重新上扬，全省法院全年收案93067件，较2010年增长了6.7%。今年上半年，伴随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民间借贷案再度大幅上升。全省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8037件，涉案标的额283.9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6.98%和129.61%。温州、舟山以及湖州地区上升最为明显，增幅分别达96.42%、87.37%和57.61%。 浙江民间借贷纠纷案创5年新高 “民间借贷是浙江的传统。原本它有着高回报率，循环也非常畅通。现在经济增速减缓，资金活跃度下降，很多经济活动不能维持，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说。“去年是小额借贷纠纷，这是灰色地带。今年的互保纠纷处于合法领域，主要体现了银行系统的缺陷。”杨说。除了还在争议中的“吴英案”，最近导致浙江新一波催贷危机的互保纠纷，都跟民间借贷脱不了关系。今年1月，中江控股董事长俞中江无力偿还30亿元高利贷，主动向政府汇报资不抵债的情况，6月14日，他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拘。他旗下数十家实体企业和相关资产、债权、债务正被依法核查，涉及金额初步统计达数十亿元之巨。另一个导火索则是，注册地在东阳的天煜建设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涉嫌非法集资于2011年12月被法院立案，牵连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两家企业的被查封，牵涉了十数家银行、数百家企业，最终导致了这次浙江银行的集中催贷。温州银监分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温州市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181.4亿元，比年初增加94.47亿元；不良贷款率2.69%。这意味着，6月末，该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翻了一倍多。
民间借贷数重风险
浙江省高院通过调研，坦陈浙江 “两多两难”现状，即“民间资本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浙江法院民间借贷审判报告》提到，浙江民营企业多以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资金起步，据有关部门对温州市瓯海区105家中小微企业抽样调查，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有90家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本，占85.71%，其中有32家初始创业资金完全通过民间借贷获得，占30.5%。 “涉企型民间借贷在数量上已远超过个人消费型借贷。”报告判断。这背后，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的无奈。报告通过全省调研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给民营企业的大概不到10%。由于融资困难，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不断走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公布，2012年4月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平均水平为21.58%。浙江省一些民间融资活跃的地区，月利率普遍在2分、3分以上，有的甚至达5分以上。但其中的风险显而易见，“一旦经济形势变化，就容易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偿债能力降低，而民间借贷融资成本高又加剧了债务清偿风险。”报告称。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徐王婴分析称，在出口依赖明显的浙江，宏观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影响非常大，目前轻纺业、造船业的困境就是例子。同时，投机型的借贷资金也造成了风险，“浙江人喜欢搞投资，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矿产。而目前，市场状况和很多宏调政策都使得这些投资难以为继，资金链有可能因此断裂。”徐称。 另一重风险来自监管的乏力。浙江省高院判断，职业放贷人群体的出现以及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等市场主体的加入，民间借贷活动实际上大多成为经营性借贷。“但由于长期游离在监管边缘，多数民间借贷呈现无序乱象，如借贷形式不规范、担保不完备、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高息借贷、违法借贷，甚至与刑事犯罪交织在一起”。 阳光化的艰难进程 吴英案后，浙江一直试图将民间借贷阳光化。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大会提交建议，呼吁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法制化。齐奇称，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企业之间直接借贷无效。为规避法律，企业资金往往以个人名义进入民间借贷，这样风险就比较大，法院审理也很困难。但如果法律统统作无效处理，对经济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浙江民营企业如果连民间借贷的这一点供血都没有了，就可能大批死掉。”齐表示。这一点，主政者也很清楚。去年，在温州等一些地区企业主“跑路潮”背景下，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曾以水为喻，提出处理民间借贷问题应以疏导为主，趋利避害。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复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中央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中，“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居十二条之首。“温州十二条”公布的第二天，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在温州市鹿城区正式开业。借贷登记中心由温州开元集团牵头，鹿城区22家优质民企作为发起股东，注册资金为500万元。不过在运行几月后，上述借贷服务中心的表现仍难言佳绩。温州有知情人士直言，即使有抵押，“现在也很难从别人那借到钱”。一方面，一些模糊的政策认定仍未解决。比如在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认定上，还存争议。“狭义上的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有两类：一是集资诈骗罪，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勇强律师称。魏介绍，集资诈骗罪与普通民间借贷行为尚能基本区分，主要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筹得款项是否完全按照借贷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普通民间借贷，在实践中的认定还有两方面争议：首先，法律法规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需针对不特定对象，而亲友、单位等特定群体内部的借贷一般被认定为普通民间借贷，但借贷的对象为次一级关系（如亲友的亲友）是否仍应认定为特定对象在实践中存在争议。其次，非货币拆借（如以股权、期权、权证等）是否可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未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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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19 01: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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