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法国大师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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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杜拉斯这个名字，层层解剖，你会想到N多枝蔓：电影、中国情人、情人、儿子、印度、萨冈，杜拉斯style……这是她的专有名词，她创造出了一个唯一的世界，在她之前或之后，人们不再用同样的方式写作或生活。
因此，杭州《钱江晚报》选择了她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并采访了她的密友埃莱娜·邦贝尔吉，以及其作品译者和翻译家余中先、马振骋、南山、袁筱一、黄荭，以及赵玫、海男、毛尖等作家，用汉语拼音A到Z的方式，重构她绚丽斑斓的人生“巨幕”。
A 埃莱娜·邦贝尔吉
8月13日18点，上海的天空还是一片明澄的湖蓝。58岁的埃莱娜·邦贝尔吉坐在思南公馆文学之家的窗前，再过一个小时，她的摄影展就要开幕了，她不由地凝望了镜框里的那个人。
1980年夏天，24岁的埃莱娜来到了诺曼底海边的小城特鲁维尔。她刚开始从事摄影，只拍人物和社会新闻。
某一天，一个朋友突然问她，想不想去见见玛格丽特·杜拉斯。
她知道她。虽然从未读过她的文字。
在黑岩旅馆，埃莱娜第一次见到了66岁的杜拉斯。在特鲁维尔，埃莱娜陪伴杜拉斯度过了一整个夏天：“她每天下午都会出去散步，从诺曼底坐车一路前往埃特雷塔或者贝尔奈，我开着父亲的旧’标致’汽车和她一起去。我陪着她散步，在散步中替她拍照。”
在接下来的15年里，埃莱娜每年都会去看望杜拉斯，她为她拍照，她为她的照片写字。后来她们将照片集结出版，有了一本名为《写过字的海》的小书。
“她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人。如果你们能从我的照片里读出这个，那比将她形容为一座伟大丰碑更令人高兴。”
B 巴黎
从巴黎蒙帕纳斯公墓附近的地铁站出来，周围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安静了。
这里长眠着许多的法国文化精英：比如波德莱尔，比如莫泊桑、比如萨特和波伏娃。在众多矫饰的墓碑中，简单朴素的墓碑反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没有任何装饰的墓碑上，简单地写着：Marguerite Duras 1914 ~ 1996。
1996年，杜拉斯在巴黎的公寓内去世。
然而，这个一生都情感充沛的女人，最为人瞩目的两段感情都不是发生在巴黎。对杜拉斯而言，爱是“不死的欲望”，是“英雄梦想”，那么巴黎，就是她的“肌肤之亲”、“一蔬一饭”和“疲惫生活”的现实。
那一年，17岁的杜拉斯带着已经“苍老”的容颜，从越南回到巴黎。那些曾在越南深深植根于她心中的少女梦想，突然被繁华的世界击溃了。
她这样写道：“全世界都在谈论第六区的那些赏心乐事，对此，我可没有那个福分。”
她提到了那些代表着巴黎左岸文化的圣日耳曼大道上的咖啡馆：“双叟”和“花神”……它们与她的公寓临近，亦是巴黎文人和艺术家的聚集地，毕加索、萨特、波伏娃，就连海明威与王尔德也是那里的常客。
但杜拉斯却竭力避开那些“个头大的女人”去的地方，“我个子非常之小……我只有一件裙服……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这一生都让羞愧笼罩不得解脱”。
巴黎这个光鲜亮丽的世界，给杜拉斯带来的却是深深的自卑，却也驱动了她蠢蠢欲动的虚荣心，于是，她在这里求学、结婚、生子、写作、拍电影，然后一夜成名。
当她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时，她为自己终于被这座城市接纳而兴奋不已。
C 财富
杜拉斯的童年经历让许多人恍然，并不是所有远赴本国殖民地的人，都过得丰衣足食，高枕无忧。
1914年，一个法国小女孩出生在西贡近郊。父母为她取名玛格丽特。然而，这对响应法国政府号召，来到时为法国殖民地的夫妻，却错误地估计了在当地的生活。双双在学校里做老师的夫妇，根本无法进入殖民地的上流社会。不久，父亲患病，只身回到法国后不久就病逝了。母亲只能带着三个孩子依旧留在了那里。微薄的工资与失败的投资让她几乎每天都徘徊在崩溃的边缘，也因此总是虐打年幼的小儿子和女儿。
这就是杜拉斯童年的生长环境。
她喜欢中国汤的滋味，喜欢熏肉和辣鱼，还有被潮水冲上河岸的螃蟹。这些贫穷的味道，却是她童年的执着。她反倒是不喜欢苹果，那些来自诺曼底的青苹果会让她想到法国。
1929年，15岁的杜拉斯被送到了西贡的一所学校就读。
在《情人》里，那是她第一次有了财富和女人的体验。没有人会否认湄公河上的这场邂逅里有爱，但或许更多的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她要他的钱，他要她的身体。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结果。
杜拉斯曾将这段相遇定义为“年轻白人女孩失去童贞”。高高在上的心，和低入尘埃的身体。
她并没有回避出卖肉体而获得的利益，他的钱让她回到了法国。
那种登上轮船时的被引渡感，让她突然对财富产生了乖戾的偏执，在回到巴黎后，杜拉斯对金钱展现出了明显的贪婪，为了钱，她不断重复写作同一题材的作品。她对她购买的每件东西的价格都念念不忘，痛恨家务但却擅长做饭的她，即使在做饭时也要计算每个菜花了多少钱。她很节省，只有一条像样的裙装。甚至连她包装写作资料的口袋，也是从商店拿回来的塑胶袋。终其一身，她都生活在对财富的执念之中。
D 电影
很难想象，杜拉斯一共拍摄了十九部电影，包括四部短片。
不过，真正意义上的“触电”应该回溯到1959年给阿兰·雷乃的电影《广岛之恋》写剧本。但是，编剧的报酬并没有和票房扯上一毛钱关系，杜拉斯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杜拉斯一生在金钱问题上始终看不开——《情人》的导演阿诺曾经提到过他们之间“暴风骤雨”般的交往，她不相信别人，认为别人都在骗她的钱，经常说别人的改编都是垃圾。
这个习惯独断专行、掌控别人的小个子老太太，让阿诺很生气，“跟那个跑到我这儿怪声怪气大嚷大叫、老是阻挡我使我无法坦诚拍摄的老女人合作？我不行！”1992年电影公映，杜拉斯很生气：他为什么把镜头拍得那么美？我要的根本不是美这种东西！
“慢”是杜拉斯电影的一大特色，一般一部电影有700个镜头，而《娜塔莉·格朗热》只有250个，《恒河女子》只有152个，而且全部是固定镜头。影片缺乏事件，情节没有跌宕，一直酝酿渲染着一种氛围——站着都能睡着的节奏。
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拉斯拍摄电影是为了对抗电影。在她看来，一般的院线电影把观众当脑残，观众花两三分脑力就可以理解，而她的电影至少要用到八分的智慧才能看懂。
E 儿子
杜拉斯第一任丈夫昂泰尔姆并不急着当爸爸，她说服了他，1941年，她怀孕了。
她渴望孩子的心情是迫切的，在她看来，女人就是母亲，没有孩子，就是对世界的一部分一无所知。她唯一停止写作的时期，就是生孩子的时候。然而，28岁，她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只活了几分钟。
她的痛苦是彻底的，也成为纠缠一生的噩梦。
第一个孩子的离世，让杜拉斯对自己的创造力产生了怀疑。“你能遇到的最严重的事就是写作，我从没遇到过比它更猛烈的事了，要说有，那便是生孩子。”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创造生命，再加上彼时，她还没有完全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也处于对自己的极度怀疑之中。
于是，上天给了她第二次机会。5年后，她与情人迪奥尼斯·马斯科洛的儿子出生了。她已经失去过一个，因此特别害怕失去他，不能错过任何与他一起的时光。有时，他打哈欠，她就吸他嘴里呼出来的气，呼吸他打哈欠的气息。
她希望自己能够给他自由，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后来拍电影也是为了和儿子一起做一些事情，因为儿子喜欢，他几乎参加了她所有电影的制作。
（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