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了财富却错过了亲情 —— 一名在外温州人的来信 《浙商》杂志编辑部: 我是一名在新疆做生意的温州人,名叫高元茂,是一个典型的“游牧”生意人。上世纪80年代,我20多岁的时候,在老家创办了个服装加工厂——新华服装厂,现在网络上还能搜索到。 我们做的是校服生意,就是跑到外地学校接单子,然后在家生产,不出去就没有生意。那几年,我一年起码有七八个月不在家。奔波之余,我“抽空”结婚了。1998年,女儿出生。然后,我来到了新疆阿克苏,而妻子在女儿还未懂事时就去广州开了个服装店,女儿则由奶奶抚养。 在阿克苏,我先是从事建筑工程承包生意和地产开发,挂靠在阿克苏地区建筑工程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业务在温宿县,业务还是比较好的,利润虽然不高,但是很稳定。 几年后,我又投资农业种植,主要产品是山核桃和大枣,投资近千万元成立了茂盛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有3000多亩的种植面积。经过几年的耕耘,农业项目已经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今年预计会实现盈利。 在当地,茂盛农业的企业规模也算是可以的,别人可能认为我的事业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但是我自己却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最近几年,越来越小的生活空间让我透不过气。我是一个热爱家庭生活的人,女儿刚出生时,就动员老婆带着女儿来到了新疆生活。但是没有呆多久,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生活水准让老婆很不适应,因为女人担心晒黑(我猜是这样),新疆的日照时间又长,来到这里的南方人,没几年皮肤就会被晒得很黑。 其实,她们回温州的主要原因还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跟老婆探讨过她们回不回温州的问题,后来统一了意见,认为女儿的教育要从小抓起,温州的教育环境更好些。 我当时是想,希望女儿得到好的教育,能够超越自己,念好书,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并最终拥有一个安定的家庭,而不希望她到时候像我一样,要出去到处奔波。 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常年不聚,我发现逐渐长大的女儿对我这个爸爸有了陌生感。 我与女儿的主要沟通方式是电话和网络视频。小时候还好点,她会跟我在电话里说很多话,但现在每次电话接通,女儿第一句问话就是:有事吗?过年回家时,女儿对我也不是那么亲热了,都要先熟悉几天才叫爸爸,刚有些熟了,我却又要去新疆了。 这让人很烦恼。我也曾在电话里就此教育了女儿,但是效果不佳。父女关系有些紧张,想起这事我就很不解。我希望有个人能听我说说这方面的事情,但是身边没有倾诉对象,非常苦闷。 在新疆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忧虑、紧张的状态下,我整个人也变了,饭桌上大声说话、大骂服务员、说黄段子,博取客户和领导欢心,就为了赶快把企业所需手续办下来。和客户吃饭,想起一些烦心的事,总是头一个先把自己灌倒,十次起码九次会醉,司机把我拉到家,也不敢叫醒我。其实清醒过来后,我会自责,觉得这种生活没有意义,明天一定不能这样了。可到了“明天”,依然如此。 紧张的情绪还散发到工作中。我有一段时间经常莫名其妙地对员工发火。其实员工并没有做错什么,一切都按照正常的程序在运行,但我就是忍不住想骂他们,骂完了又觉得后悔。有时候就找机会对他们进行补偿。 后来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崇山峻岭间飞行。我飞过一个山头,然后猛地冲到谷底,再升起来,再往前飞。飞着飞着,身体突然往下坠,我拼命地吸气,拼命想重新升起来,但身体却怎么也不听使唤,只一个劲往下掉。然后我就醒了,浑身都是冷汗。 我心里很难受,但是也很无奈。我觉得对不起家里的老人、老婆,当然还有孩子。有一次,我在女儿的作文里看到一句话:“有时会特别想爸爸,有一点委屈,但是想到爸爸为了家那么辛苦,我也就没什么委屈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报答爸爸妈妈。”看到这一段,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 现在,我是工作再忙碌,再辛苦,也要坚持每天给女儿打电话,有时候一天好几个。上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充满了忧虑:有一天,女儿在电话里说,希望早些住到学校里去,反正高中、大学都是要住校的。 我在想,在家里还有保姆看着,照顾生活,到了学校就更让人担心了:女儿吃得好吗?天气冷了会添衣服吗?我真的越来越牵挂她了。 我写这封信就是想倾诉一下,我相信还有很多在外经商的温州人跟我有相似的情况。温州人在外积累了财富,却错失了享受亲情的机会,是不是很笨?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否值得?我现在就想回家。孩子已经读初中了,我已经错过了女儿的童年生活,不想再错过她的青春期。我已经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等到农业项目实现盈利之后就找个职业经理人打理,无论多高的薪水都愿意支付。 祝愿所有在外做生意的同乡天天好心情。 高元茂 2010年5月 旁记 温州人的内心痛楚
金少策
在接到这封信之后,《浙商》记者第一时间与高元茂取得了联系。巧合的是,6月份,高元茂陪同来自新疆的几位领导考察浙江,与《浙商》记者有机会面聊。见面正值中饭时间,高元茂大部分时间却都在忙着和家里的保姆通电话。 “你让她吃了饭再去学校……时间来不及的话去买点面包什么的给她带上,一定要让她吃点东西。还有,天气比较热,你给她擦点清凉油,防止中暑……”高元茂对着电话不停地嘱咐,神色紧张。原来他女儿这几天期末考试,天气比较热不想吃中饭。之后,高元茂又打了好几通电话,内容还是有关女儿不吃饭,谈话对象分别是身在广州的老婆和在温州的女儿、保姆。 由于常年在新疆做生意,高元茂和老婆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女儿,女儿刚出生那时候,高元茂在新疆的生意正起步,限于交通不发达,高元茂两年回一次家。“虽然我现在在杭州,也没有时间回趟温州。”高元茂说。 “我们这些人就像绷紧了的发条,永远都松不下来。”刚刚40岁出头的高元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秃顶,他努力让自己显得精神一些,但仍然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疲惫。 其实,高元茂的例子只是千千万万个在外做生意的温州人中的一个,大量在外温州人有着和他一样的“苦恼”。在重商氛围浓重的温州,温州人从小就要出去闯,大家纷纷离开本土外出打拼创业;事实上,他们多为事业型男人,为了生意,他们无法享受一个正常家庭所能带来的快乐。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会义无返顾地选择事业,牺牲家庭。而事业上的成功背后是巨大的自我牺牲。最让他们内心痛楚的是,他们的家庭生活变得了无生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