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厂厂长任仲伦：用电影影响生活和价值

一闪

                                        任仲伦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和重要阵地，上海电影如何在电影产业飞速发展中占据先机？本报记者走访了上影集团党委书记、总裁任仲伦(微博)，这位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亲历者和实践者，和我们分享了上影追求社会效益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尝试，以及对于文化产品价值实现的思考。○新报记者 吴轶凡


　　【人物名片·任仲伦】


　　任仲伦，现任文广集团副总裁，上影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裁，上影厂厂长，同济大学电影学院院长。


　　2003年进入电影产业界，带领上影励精图治，建设一个产业链完整，多片种繁荣，创作生产能量领先、市场占有率领先、国际影响力领先的中国现代影业集团。目前上影以产业链最完整、企业效益领先而闻名业界。担任电影《东京审判》、《伯爵夫人》、《龙虎门》、《邓小平·1928》、《2046》、《长恨歌》、《蓝莓之夜》、《三峡好人》、《集结号》、《大灌篮》、《木乃伊3》、《画皮》、《高考1977》、《可爱的中国》、《风声》、《花木兰》、《锦衣卫》、《海上传奇》、《赵氏孤儿》、《关云长》、《辛亥革命(微博)》、《雪花秘扇》、《神奇》等影片出品人或总监制。


　　先后获得亚太电影博览会“年度最佳展示者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出品人奖”、上海领军人物、上海优秀文艺家荣誉奖、上海交通大学首届EMBA个人成就大奖、搜狐、《综艺报》、《中国银幕》等媒体颁发的“年度电影人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杰出电影领袖奖”、中国电视剧产业20年突出贡献出品人等荣誉。


　　国内最早提出


　　打造完整的电影产业链


　　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影片、主流商业影片和艺术片三足鼎立


　　新报记者：文化的发展、繁荣，给中国电影带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


　　任仲伦：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早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就提出过推动文化发展高潮的预想，但是当时的综合国力还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目标。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经济和综合国力已经完全有能力支撑文化发展的高潮，这时候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于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电影也由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新报记者：作为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亲历者和实践者，上影集团近年来在深化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尝试？


　　任仲伦：电影和其它艺术形式不同，它始终追随经济的发展起起伏伏，回溯电影史上几个发展高潮，都离不开政通人和的时代背景。而上海更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具开放精神、最早面向市场的城市。党的十六大以来，上海电影响应国家产业化发展的号召，最早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上影集团也自觉探索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就是完成从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向现代影业集团的转变，在多片种的创作能力、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技术创新能力、机制体制改革、职工福利待遇等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同时在国内最早提出打造完整的电影产业链。过去7年，上影集团的企业利润实现了80倍的增长，创造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改革经验。


　　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影片、主流商业影片和艺术片三足鼎立


　　新报记者：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一个中国电影票房的丰年，虽然精确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炉，但2011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30亿应无悬念。与此同时，关于电影票价过高的问题，也成为大众关心的话题。作为一个国有大型电影集团，上影如何平(微博)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任仲伦：传统企业追求单一的企业效益最大化，上影作为一个现代影业集团，近年来始终坚持追求社会效益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这种追求同时贯彻在电影创作、电影营销和电影放映等多个产业链环节。


　　就创作而言，我们多年来始终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影片、主流商业影片和艺术片三足鼎立的创作思路。创作了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视作品，如《鲁迅》、《邓小平1928》、《东京审判》、《高考1977》、《辛亥革命》、《开天辟地》等。此外，上影也非常关注主流观众的娱乐需求，先后创作了《画皮》、《大灌篮》、《锦衣卫》、《赵氏孤儿》、《关云长》、《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神奇》等主流市场大片，保证稳定的市场份额和投资回报。与此同时，我们还与王家卫、李安、贾樟柯(微博)、王颖等导演合作，创作了《蓝莓之夜》、《三峡好人》、《24城记》、《世界》、《雪花秘扇》等艺术片。三足鼎立的创作体系顺应市场发展需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引领观众的观影习惯，从产品分类布局开始就体现两种属性，保证了丰富多元的产品线。


　　影片的营销过程中，我们坚持在追求市场回报最大化的同时兼顾多方利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很多物质实惠，而相应的文化实惠还有待提高。应该说，大城市观众的观影需求基本可以得到满足，但中小城市仍有待提高。为此，我们坚持做常规和公益两个市场。比如在上海做的阳光场，100元钱看20部电影，充分利用了影院非黄金时间的资源，同时满足了军属、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观影需求。农村市场方面，上海永乐农村数字院线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简言之，在保证基本的商业面同时，上影始终关注社会公益，并通过成熟的运营手段保证了一定的市场回报。


　　此外是影院建设，这几年上影的影院建设开始从票仓城市向二线城市下沉，这首选源于数字技术带来的成本优势，让二线的老百姓有机会享受到首轮电影的消费。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到一线二线观众对电影文化的需求是一致的，只是收入结构不同。为此，我们在影院投资规模上做了适当的调整，如一线城市按9-12厅的规模建设，二线城市通常保证5-7厅；高端影院单座成本在1.5-1.7万，二线城市在保证观影质量的前提下，单座成本控制在1万左右。这样的建设思路让我们完全有条件向观众让利。从统计数据看，即便是在上海，通过梯次票价体系的调节，平均票价稳定维持在37元左右，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高。


　　电影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是创新和人才


　　新报记者：您认为电影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任仲伦：《决定》中反复提到两个关键词——“创新”和“人才”，对电影这样一个高度倚仗创意的内容产业而言，创新无疑是企业、行业发展的生命。创新包括作品的类型样式和企业的机制体制两个层面。当下的中国电影正处于天时、地利、人和的最好发展阶段，而上影集团的发展也直接受惠于战略上的觉悟——觉悟早、觉悟快、觉悟高。从三足鼎立的创作思路，建设完整的电影产业链，开展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推动电影文化走出去……应该说上影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创新，目前上海电影正在致力于打造新的、多媒体环境下的电影制作、播放产业链。


　　电影人才培养过去集中在主创人员方面，忽略了经营管理团队的建设。传统的制片主任不开发项目，而现代企业需要的是集项目开放、招募资金、选定班底、销售回笼等功能为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经营人才要兼具职业理想和专业能力。电影发展到今天，人才一定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很多领导到上影视察都反复提到，开放是上影的优势，是别人不能轻易复制的优势。这种开放同样体现在用人上，要调整分配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然产业最核心的力量是劳动者的创造力，那么对劳动者自身创造力的尊重就应该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分配环节体现出来。


　　新报记者：中国电影如何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有所作为？


　　任仲伦：从上影的角度，我们充分认识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紧迫性，需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定、努力地探索。这几年我们始终有一个定位——中国电影终有一天会像中国经济一样产生强大的影响力。这要求我们的作品体现中国的价值观念，同时用全世界都能够接受的语言去表达，“讲中国的故事给世界听”。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才能走出去。为此，我们在选材上也有针对性地向具有人类共同价值和情感的题材倾斜，从《神奇》开始，《魔咒钢琴》、《上海风暴》、《海上交响》、《大闹天宫3D》等多部影片组成第一个方阵，集中向前推进。未来我们还会有第二组、第三组，持续发力。


　　回顾过去，我觉得中国的合拍片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协拍，别人的资金、别人的技术，在我们国家取景拍摄，我们做适当的辅助工作；十年前进入合拍阶段，但实际上还是协拍，别人的故事、资金、团队，通过合作换取地区版权收益；从《神奇》、《魔咒钢琴》开始，我们实现了真正的主导，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投资，雇佣国际一流的团队参与制作。通过国际化团队的参与，打造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大片，并在国内、欧美主流影院和大的电视网络播放。


　　新报记者：从数字上看，中国的电影年产量很大，但作为文化产品，它们的价值实现到位了吗？


　　任仲伦：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对人的影响远大于物质！就文化本身而言，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电影以其丰富的影像表现力和大众传播力，比小说、话剧、戏曲等形式更易于广泛传播、更具影响力。“苹果”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产品足以影响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如何让我们的电影产品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念？我觉得价值和价值实现是两个概念——后者就是把蕴含在作品中的劳动通过市场流通加以实现。很遗憾，现阶段的很多电影作品，不乏价值，但缺乏真正的价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