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保卫战 老夫少妻走向迷茫

风儿

婚姻保卫战
　　老夫少妻走向迷茫，他们的婚姻走向何方？这是一个难解的千千结，令多少人思断愁肠！
　　我和名流老夫的婚姻走向迷茫
　　口柳依依
　　我结识了比我大36岁的秋鸿教授
　　1988年，我在上海读研究生，当年我二十五岁，在学业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在我所在的大学也算得上是佼佼者。就在这一年，我结识了比我大三十六岁的知名教授―暂且称他秋鸿先生吧。秋鸿先生曾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早年投身革命，后来又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大学和文化界做领导工作；同时他又是个学者，几十年来写了十几本书。1987年，他从一个重要的岗位上退下来，回到他早先呆过的这所大学作教授。秋鸿先生的名字我早就知道，那还是刚进大学时从图书馆的一本理论刊物上读到的，他的文章写得既严谨又风趣诙谐，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上他的第一堂课我很激动。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系着猩红色的领带，尽管满头银发，但十分有风度。而听他的课更是一种享受了，他
的嗓音很好，阐述论点简明扼要，语言表达非常清晰，透着一股睿智的魅力。
　　那时我与他没有什么往来，他是名人、教授，我不过是个普通的研究生。他并不是我的导师，除却上课，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单独接触的机会。但我很希望引起他的注意并被他欣赏，于是，每次在他授课之后，我总要提出些问题。他是个喜欢挑战的老头，问题提得越怪僻越尖刻他越有兴致。我真的觉得他并不老，他思维敏捷，言语犀利，令人敬佩。　　那是在1988年春天的时候，我很犹豫地给他家拨通了电话，打算为我的一篇准备在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向他请教。电话里传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她说：秋鸿正在午睡。我很不好意思。我说：那就不打扰秋鸿先生了。老太太很和气地说：不要紧，你要是有事现在可以过来，他差不多也该醒了。我想，这位老太太大概就是他的夫人吧。大约一小时后我来到他家，秋鸿先生已在客厅里等我，他依然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说明来意，把论文底稿拿给他看，这时
我仍是局促的。那位慈祥的老太太走过来为我倒茶，秋鸿先生正在看稿，顺口说：妈，你别忙了，去休息吧。我大吃一惊，这时才弄明白，她原来是他的母亲。
　　那天秋鸿先生的兴致很好，给我的论文提过意见之后，我们很随便地聊了一下午，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他的家庭和他过去的故事。原来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在苏联留学时，他与一位中国同学相爱，并且很快结婚，婚后才知道，他的新婚妻子已经怀上了他人的孩子。一年后他们离异了，孩子竟留给了秋鸿―可见他是个多么宽厚善良的人。第二次婚姻是在五十年代，那时他已经回国，在一次与某剧团联欢时，结识了一位女演员。他一见钟情，很快堕入情网，开始了顽强的追逐战。三个月后他成功了，与这位女演员建立了家庭，婚后生下一子一女。　　文革之中，秋鸿先生受到了冲击，进了牛棚，后来又发配到干校，秋鸿先生的第二任妻子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也与他离了婚。孩子判给了他们的母亲，但在秋鸿先生被落实政策后，他
们又回到他身边，现在两个孩子已远去美国，另一个也早已成家住在外面，家中只有秋鸿先生和他八十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那天我所受到的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以至于久久不能忘怀。我第一次把我崇拜的老师看成了一个人，一个有着坎坷经历的普通人。我很同情他，在他讲述他过去的故事的时候，我甚至很感动。　　爱情战胜了年龄的差异
　　从那天起，我和秋鸿先生的往来骤然增多了。差不多每周我总要跑他家一两次，有时还在他家吃饭。但我们的关系乃至我们间的感情，始终没有超过师生。我喜欢听他讲话，他也喜欢我这个单独的听众，即使讲上半天，也没有乏味感。
　　不知不觉中，我们成了朋友，很有点忘年交的意思。我也随便了许多，时而也能提出些尖锐的问题。他总是大笑，笑过之后夸我聪明。
　　渐渐，我就感觉自己不对劲了，只要几天不去他家我会觉得无所适从，心里觉得慌，再见到秋鸿先生时他也会抱怨我：忙什么事情，怎么没过来了呀？
　　我没谈过恋爱，上
大学乃至读研究生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情感上的事还一无所知。但我觉得我是在变化了，因为每次与他见面，我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冲击，乃至心里都会颤抖。我喜欢他的音容笑貌，喜欢他的一举一动。我并不觉得他老，他看上去越来越年轻，有时甚至觉得他像个顽童。
　　真正意识到要去思考恋爱和婚姻的事情时，我还是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我惶恐不安，独自躺在床上反复想：我是爱上他了吗？一个比我大三十六岁的老人，他可以做我的父亲啊！我要嫁给他，我的父母会怎样想？同学们会怎样想？我所有的亲戚朋友又会怎样想？　　那时我想得很苦，夜里辗转反侧，经常失眠，身体也渐渐消瘦下来。
　　其实我的一切变化都没逃过秋鸿先生的眼睛，而且，他如同我一样，也由对我的欣赏、好感、喜欢，发展到依恋―想逃脱也逃脱不掉。在爱情这条路上，是只有感情的深度，而没有年龄的界限的，任何人都会陷落，老年人陷落进去，比年轻人更不能自拔。
　　我们像捉迷藏
，说话绕来绕去，都是试探，谁也不肯轻易地把真话说出来。这实在是不好张口的。直到那一个晚上―我被秋鸿先生约过去吃晚饭。到了家里才知道秋鸿先生的老母亲不在，她被孙子接过去住几天。于是，家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可能是心情紧张的缘故，我觉得这天与哪天都不一样。秋鸿先生的话很少，不时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我。我的心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果然，秋鸿先生走到我面前，我下意识地站起，傻愣愣地望着他。仅仅只有几秒钟时间，我的手便被他檬在了手心，我感觉到他的手颤巍巍的……我们的事情很快在学校传开，闻者大都惊讶不已。摇头反对的也不少，特别是我的一些要好的朋友。与我同宿舍三年的女友张雪极力为我辩护说，这绝对是传言，我和秋鸿先生绝对是正常的师生关系。并且，她还要拉着我到同学们面前去澄清。我却平静地告诉她：这一切都是真的。她顿时睁大了眼睛：你是不是疯了？我说：爱情可以战胜死亡，难道不能战胜年龄的差异？！那
天我们话不投机，闹得不欢而散。
　　更困难的是我的家庭。我无法把详情告诉父母，写信时只说我在上海找了男友，准备毕业前结婚。家里几次来信，催要秋鸿的照片，我含混了过去。
　　1988年7月，就在我毕业的前夕，我毅然走进了秋鸿先生家里。　　金色的光环绕在了婚后的日子
　　我始料不及的是，这场婚姻带给我的东西远比婚姻本身要多得多：由于我与秋鸿结婚，毕业后几乎没费多少力气就留在了上海，并被分配到一家不错的文化单位；我有了自己的家―一套年轻人无法企及的住宅；在物质上我一下子就富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大截；我并没有经历一个艰苦的自我奋斗的过程，在事业上便突飞猛进：我撰写的文章经秋鸿斧正，很快就发表了。再后来秋鸿写文章经常在署名时带上我的名字。有不少报刊编辑来家里组稿，不仅对秋鸿诚惶诚恐，对我也是尊敬有加，一口一个师母，弄得我无所适从。不到两年时间，我已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专业方面的论文集，一本散文集。
因为秋鸿是知名人士，我无论在社交上，还是在做事上，都获得了许多便利。毕业三年了，我从未参加过同学们的各种形式的聚会。但有一次，我却主动邀请留在上海的同学到我家一聚。同学们一踏进家门，无不表示惊叹―我们居住的是四室二厅，而我的同学有不少至今仍住在集体宿舍，即使有家也是几口人挤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相比之下我的条件太优越了，同学们都啧啧称羡，我却说：你们不知道，大也有大的难处，这么多房间打扫起来可是麻烦得很呢。想不到我的这句话竟使同学们的脸沉了下来。
　　婚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与秋鸿的感情很好―尽管开始时我对这样的新生活准备不足，心理上不太适应。我是爱他的，秋鸿也很爱我。爱是沟通我们的桥梁，爱也填平了我们间的沟壑。他在各方面对我的帮助都很大，他不仅是我的丈夫，同时又是我的一座活的知识宝库，查阅他，应有尽有，而且永远不会枯竭。那时我很自豪。　　灰褐色的尴尬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滋生
　　我的家在山西一个偏
远的小县城里，我与秋鸿结婚几年，始终没有回家看看，也没给家里寄过我们两人的合影。书信往来是有的，不仅我写，时而他也写。我的父母多次催促我们回家过一次春节，我也一直同秋鸿商量，每次都是要动身时，他又推掉了。
　　1992年春节前夕，父母来信说我的大弟弟要结婚，希望我们能回去一下，这次秋鸿才下了决心：好，老夫子怎么也得见见丈人丈母娘埃本来我们是悄悄动身的，不知为何消息给县政府知道了，一下火车就安排了人员接站，一直把我们拉到县政府招待所。随后，县委宣传部、文化局等单位安排了一系列活动。直到第三天我们才得以回家。　　我预想过我父母的老脑筋，跟家里还是下过毛毛雨的，告诉他们我丈夫的年龄要比我大得多，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即使如此，我的父母也没想到我会带一个比他们还要年长的满头白发的丈夫来。见过面，我父亲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母亲虽然还支应了几句，很快就沉默下来。我想方设法努力扭转
这局面，结果还是冷了常家里本来是准备好招待我们在家吃饭的，鱼肉也都买好。可我父亲把我叫到外边，居然对我说：你带他走吧，不要再来咱家，叫邻居看见，笑话死咱家。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天晚上饭也没吃，我们灰溜溜地回到招待所。秋鸿是敏感的，他已经感觉到我的父母不接受他。他与他们也格格不入。我心里很难受，两边都是我的亲人，我不知如何是好，情绪糟透了。
　　几天之后便是我弟弟的喜日，我只有撇下秋鸿独自回去了。看见全家人一派喜气洋洋，我趁机提出：再有几天就是大年三十，能否让秋鸿回来团个圆？父母的脸一下子拉长了。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哭得十分伤心，外边的鞭炮很热闹，我却觉得从没这样寂寞过。秋鸿的心情也不好，人仿佛苍老了许多。返程时，我们一路默默无言。
　　自从生活向我们投下第一道阴影后，我们的心情都变得微妙起来。特别是我，许多事情都喜欢从负面去考虑了。客观地说秋鸿的确给过我事业上很多帮助，但，我毕竟是一个有着文
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生，在很多方面有我独立的思考，可是我的这些独立思考出来的成果，总给人一种怀疑：这是你写的吗？而且在很多人眼里，我只不过是秋鸿夫人，是他的一个附庸，他们张口就说，这是秋鸿夫人的来稿，那是秋鸿夫人的文章―连我的名字也不愿提到。渐渐地，我感到了一种不公平，我甚至隐隐觉得，我丈夫带给我的，除了荣誉，更多的是难以言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却越来越令我伤悲了。
　　这还不算，我们间的差异和不适应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冲突最激烈的一次是要不要孩子。我当然很希望有个孩子，我婉转地向他提出，他婉转地拒绝了我，理由很简单，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而且他已老了，很快就要过六十六岁生日了。我说我完全有能力自己担当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并且在未征询他同意的情况下，偷偷怀了孕。他知道后跟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当然，生育问题不仅是我们两个人的事，还牵扯到国家的政策。单位管计划生育的同志找上门来，说秋鸿已有三个孩
子，我不符合再生育的条件。我当时很固执，因我已经怀孕，我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单位的人几乎每天都要找我谈话，同时做秋鸿的工作，要他保持老同志的晚节。那段时间，秋鸿常对我粗暴地训斥，我无法再坚持了，在我妊娠第五个月时，不得不到医院做了引产，是个男婴，我当场就晕倒在手术台上。
　　不再相爱了又能怎样呢　　八年婚姻，作为女人，我一天天成熟起来，可秋鸿在一天天地走向衰老。眼看他就七十岁了，他的内心并不服老，或许是惧怕衰老，总之他处处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他每周都要染头发，最喜欢穿的是足球衫和跑鞋。有一次我同他一道去商场，他为了显示自己还充满活力，不乘电梯，硬要从楼梯跑上去，结果因体力不支，摔倒了，右腿骨折，在床上身尚了半年多才能下地。
　　在生活上他越来越需要我照顾，我更多的时候是充任保姆的角色。我从小就是个书呆子，不善理家务，一切都得重新学习。我不仅要照顾秋鸿，还要照顾他那近九十高龄的老母。
　　我们间的夫妻生活已经少得可怜，即使这样，我仍是可以忍受的，我所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多疑。有一次和同事一起下班，走到繁华的霞飞路上，突然同事指着一件款式新颖、色彩鲜艳的衣服对我说：依依，这件衣服挺适合你的，买下吧。我微笑着摇摇头。想不到那位店铺小姐马上缠着我不放，一个劲地说好看。最后同事说：你看你才三十出头，穿得像大妈似的，买下！于是，这件玫瑰红的风衣，伴着我回了家。秋鸿一见皱起眉头满脸不高兴。这件鲜亮的衣服至今还躺在衣柜里。我不得不承认，和一个老人在一起生活，我的心也陪着一天天老了。　　说实在的，为了他，我平常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尤其是在晚间。偶尔出去了一次，参加朋友的聚会，他总要事先为我规定回家的时间。倘若晚了，他要求我按照时间顺序一点一点地说清我每五分钟都在做什么。我烦了，我不愿说，他则大发雷霆，说：跟男人在一起，五分钟内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听了非常难过，这还叫夫妻吗？连起码的信任都没
有，而且，这已经不顾及我的人格了。
　　如今，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感觉，没有了争论和交流，没有了机敏诙谐的对话―实际上，我们之间已经死气沉沉，可我还要常常做出另一副样子，就像当年不敢面对爱的真实一样，今天又不敢面对另一种真实―我们已经不再相爱了。　　可是不相爱了又能怎么样呢？当初的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吗？既然选择了那就得走下去，否则，人们会骂我不道德，会说我当年是为了一己私利，为了留大上海，为了一步登天；而今天用不着了，就想一脚把他踢开，会说我是个蛇蝎般的女人，或许还有更难听的话在等着我。那些熟悉我的人即使对我有一些同情，也会嘲笑我所走过的道路，嘲笑我当年的得意，嘲笑我今天的境遇，嘲笑我的报应……我的心情在矛盾中变得越来越恶劣。我真不知道我脚下的路该怎么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