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泪：在鸡占鹊巢的尴尬岁月里

风儿

情人泪：在鸡占鹊巢的尴尬岁月里
　　陈安顿
　　1996年7月，因为笔者所在报社新开了一个汽车与文化专栏，于是笔者在采访中结识了周天磊，他是欧洲一家著名品牌汽车在北京的代理商，四十六岁，个人资产已达一千二百万元。在与他联系的过程当中，一直穿梭其间的是他的助手兼翻译、二十六岁的女研究生姚著。因为合作得非常好，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朋友。
　　此后过了大约一个月，我接到了姚著的电话，她说她太寂寞了，想与我说说心里话，于是，我如约来到了北京正北的一栋豪华别墅，那里还住着另一个被她叫大姐的女人，名叫刘淑芳，是周天磊的有着十八年婚姻的妻子。这是他们的家。我和周天磊住在一起，她一个人住在楼下。你明白了吧？我就是通常说的那种叫做情人的女人。姚著坐在窗户边上，面对一池湖水幽幽地对我说。
　　在这之后，几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不断听到姚著的几乎无所适从的诉说，直到她在今年春节过后远赴新加坡。
　　也许姚著讲述她的经历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排解个人的痛苦，而她呈现给我的却远非一个普通的移情别恋的故事。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住在一起的两个女人不同寻常的心路历程，充满了痛苦和无奈，精神和物质、情感和责任、绝望的坚守和固执的等待纷乱地缠绕在一起，而所有的一切都诊释着女人的脆弱与悲哀。笔者把姚著多次叙述的点点滴滴拼合在一起，以她的口气忠实地叙述如下―我偷走了别人的丈夫我是兰州人，五岁时，我的父亲因患癌症去世了。大约过了不到一年，年仅三十岁的母亲和另一个男人组成了新的家庭，我只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就被送到外婆家，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母亲身边。　　1990年，我考上了北京这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大学一年级还没有读完，我生命中惟一的亲人外婆去世了。我再也不用回到那个实际上已经与我毫无关系的所谓故乡。我一心想留在北京，而对于我这样的外地大学生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攻研究生。到1994年同学们都在为找工
作伤脑筋的时候，我顺利地考上了本校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就在大学毕业等待研究生开学的那个暑假，我被一个朋友介绍到一家做汽车销售和配件生意的公司做兼职翻译，周天磊正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初进公司，我的工作是把所有的合同和样本译成中文并且接发电传，这样每个月可以挣到一千五百元，对于四年来每月只有两百元固定生活费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太大的收入，我做得十分努力。　　我的办公桌就在老板的办公室外，但是我却很少有机会和他说话。他总是行色匆匆。但是从第一次见到他，我就有一种感觉，他不算英俊，混在人群里几乎不会被注意，然而他的眉宇间隐藏着一种特别的气质，十分沉重含蓄，因而也显得分外孤独。
　　我来到公司的第三个星期，一次特别的谈判把我推到了周天磊的面前。
　　公司要在厦门建立分支机构，但是必须通过一场由外商主持的投标，周天磊不懂外语，必须用一名熟练的口语翻译。当他问到我能否和他一起去厦门的时候，我立即答
应下来。
　　一切都极为顺利。到了我们准备返回北京的时候，却只买到了两天以后的机票。　　我们多停留两天也好，周天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些天太紧张了，正好可以放松一下，你还没来过厦门，我可以带你逛逛，也算谢谢你的帮助。
　　第二天，我们去了鼓浪屿。长到二十四岁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海，我兴奋得大叫。周天磊站在我的旁边，一只胳膊从我的身后捉住栏杆，他一言不发地在我的叫声中凝视着远方。傍晚的时候，我依然舍不得离开海边，而周天磊却沿着海滩走开，回来的时候拎着新鲜的海货和不知从哪里搞到的啤酒。
　　月凉如水。我们坐在海边听着浪的喧嚣无声地对饮。我完全忘记了他是老板而我仅仅是一个临时雇员。他的侧影在月色里不甚清晰，我忽然觉得他实际上是我生命中除了已故的父亲之外第一个如此亲近的男人，在他面前，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拆除了一切防线。
　　回到下榻的酒店，已经是子夜时分。冲了一个热水澡之后，我仍然没有丝毫睡意，我鬼使神差
地拿起电话，拨通了周天磊的房间，是占线的声音，再拨，依然占线。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来到他的房间的，他正在打电话，我听出对方一定是他太太，似乎在嘱咐他什么，他不断答应着。
　　你们这么好？她是不是特别优秀？我在一刹那间觉得自己快要哭了。　　不知道是因为烟雾还是因为我拼命忍住不让泪水滑落，在我的视线中，他的脸有一点变形，他的声音很遥远：她很善良也很坚强，但是不像你这么快乐，她没受过什么教育，也没读过什么书……这一刹那，我面前这个一向被认为有胆有识的男人变得非常普通，一个平庸的妻子、一份合作似的婚姻以及用以维系千千万万个平淡的家庭的所谓道义，也许他从不懂得什么叫做热烈的爱情，而我却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他了。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那天晚上我几乎是主动地献出了自己。
　　有了这样的关系之后，我们忽然变得沉默了，更多的时候只是紧握对方的手，直到飞机降落在北京。
　　他开车送我回学校。我坚持不让他进校门
。我们坐在车里，很久。一种说不出的疼痛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直到这一刻，我才必须正视已经无可挽回的一切：这注定是一种悲伤的游戏，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我只是一个偷走了别人的丈夫的女人啊，而此刻他的妻子正在家里等他回家……我的肉体再也辨不清方向1994年的暑假因为有了与天磊的这份隐秘的感情而过得时快时慢。我无法重新回到公司，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面对同事们，于是借口准备开学，我回到了学校。那是8月28日，我象征性地到天磊的办公室告别。他好像早有准备似地拉开抽屉，取出一只ＢＰ机：我知道你会这么做。这个是送给你的，我想你的时候就能找到你。我接受了。尽管厦门归来之后我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这一切必须及时结束，否则这列失控的感情列车会把我们带进痛苦的深渊。然而不知为什么，只要一看到他的眼睛，我的一切决心就刹那间瓦解得一丝不剩。我几乎是哭着离开了这个此后我再也没有来过的地方。
　　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我
尽量让自己过得正常。但是，我心里也非常明白，自从我们有了那样亲密的关系之后，我的每一天都与过去不一样了，不知不觉地，我陷入一种等待的状态，我不时地拿起ＢＰ机，而它已经固执地沉默了三天。
　　8月31日，真正开学的前一天，我躺在床上读已经看过不知多少遍的杜拉的小说，一句从未引起我注意的话蓦地映入眼中：当心还不明所以的时候，肉体已经辨不清方向了。眼泪顿时涌上来使书页模糊不清。难道我也只是因为被辨不清方向的肉体引导才成了今天这样的角色吗？就在这时，放在枕头边上的ＢＰ机急促地响起来。眼泪顺着我的眼角滚进头发里，没人知道我的号码，我始终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像珍藏秘密一般只把这种关联留给一个人，现在他终于来了。　　我们在远离市区的一家小酒店里包了一间房，本来我有很多话想对他讲，我想告诉他，我们就此结束吧，我不需要他为我负责，我已经是成年人，我爱了就不会后悔。但是当他急切而有力地抱住我时，我看见他眼里闪
着晶莹的泪光。平静下来之后，他开始抽烟，开始说他的家事。第一次，我从天磊的充满负疚的叙述中了解了他和他妻子刘淑芳的婚姻。他们曾经是一起插队又一起返城的知青。1976年，当汽车修理工的周天磊和在纺织厂做工人的刘淑芳用他们的全部积蓄两百四十元，在周天磊母亲留下的一间小平房里组成了在那个时代也显得过于贫寒的小家。1986年，他们的儿子六岁的时候，已经谙熟汽车配件与维修技术的周天磊辞职，与当年一起插队的一个朋友办起了注册资金只有五万元的汽车修理部。到1989年，五万元已经变成了二十四万元。刘淑芳因为每天站着工作，双腿患上了严重的静脉曲张。这一年她离开了工作十几年的纺织厂，他们买下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同一年，周天磊的合伙人卷走了当时已经发展成汽车配件销售公司的这一份产业的全部流动资金，只留下了尚未付款的价值十七万元的配件，周天磊一夜之间穷得连交公司房租的钱都拿不出来了。那时正是秋
末冬初，刘淑芳一言不发地帮丈夫承担了全部麻烦。她整整七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刘淑芳每天晚饭后开始和面、拌馅，睡到凌晨三点起来包馄饨，四点半生火，五点，他们的馄饨摊子准时摆到了小区的路口。八点，周天磊到公司上班，应付各种订货和上门更换配件，而零售部惟一不用付工资的售货员就是刚刚收了馄饨摊的刘淑芳。1991年元旦的时候，周天磊还完了拖欠的全部货款，付清了房租和税金等等之后还有六万元的盈利。刘淑芳再也不用摆馄饨摊了。此后，周天磊的生意越做越火，到1992年夏天，他不仅在哈尔滨开办了分公司，还一举拿下了一家外国名牌汽车的代理销售业务。1994年，他和妻子买下了价值二百四十万元的一栋花园别墅之后，仍然还有着八百万元的个人资产……从天磊的叙述中，我不难感觉到，尽管他说他和她远非爱情，但是他对她的帮助和忠贞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答应过她，这辈子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一定不离开她。她和我曾经相依为命，你明白
什么叫相依为命吗？她的腿已经完全变形，根本不能见人了，那是因为太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一对相爱的人不希望能长相厮守，我也一样，而同时我也十分理解他所说的一切。他们和我不是一代人，他的妻子和我截然不同。此时，我多么希望我自己有勇气作出一个明明白白的选择―义无反顾地离开他。然而，要命的是，我却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久久不愿离开……善良的妻子竟将丈夫的情人带回了家每个星期，我的ＢＰ机都会响上两次，尽管两情依旧，但几乎每一次我都是哭着离去，天磊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就这样到了1994年的冬天。我无论如何不能再承受，我终于对他说要离开他。他什么也没说，我以为他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
　　圣诞节前两天，我夹着书本从图书馆回宿舍，意外地发现天磊的车居然就停在宿舍楼门外。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宿舍，眼前的情形一下子把我惊呆了。天磊和一个看上去有些疲惫的中年女人并排坐在我的床沿上。我立即明白了，她就是
周天磊那个同甘共苦的太太刘淑芳。
　　我知道你迟早会来的，一种莫名的委屈掺杂着怨恨涌上心头，我狠狠地瞪了天磊一眼，对中年女人说，我已经跟他没关系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你误会了。她笑了一下。我看出她很想掩饰自己，但是怎么也做不出真正的平静，她向天磊看去，你出去一会儿，让我们单独说几句话，好吗？
　　天磊不说，我也早知道你们的关系。我们夫妻十七年，不说什么爱情，了解总是有的。我说过跟他离婚，他不同意，我理解他是怕人家背后说他无情无义。可是不离婚，对你也不公平。我从没见过他那么动心，你呼他的话他都舍不得销掉，偷偷地一遍一遍看。我想了好几天，今天才敢来问问你，你要是不计较名分，就搬来我们家住吧，我把你当妹妹看。这样你们就不用偷偷的了……刘淑芳似乎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这些话说完，并且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忍了不知多久的泪水从我的眼中滚滚而落。这算什么？就像旧社会的大家庭里，宽厚容忍的大老婆把丈
夫的外室认回家。什么叫名分？我的名分就是到他们家去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妾！我不敢想，双手捂住了脸。
　　刘淑芳忽然嚷泣起来：他没有了你，我也就没有了他……你答应吧，算我求你，还不成吗？　　不知什么时候，天磊已经站在了我身后。我的目光与他相遇时，我读出了那里面的含义：回家。而只有这时，我才感到我对这个男人的爱已经使我甘愿为他忍受一切。当晚，我住进了他们家二楼面向湖水的一间卧房，那是刘淑芳为我准备的。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占据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她离开我的房间时很自然地说：我跟孩子说你是我表妹，你跟学校也这么说吧。说完，她轻轻地带上房门，把她的丈夫和我留在这间状如新婚的卧房里。
　　我们像小偷销赃着已经变味的爱情
　　也许当人实在没有勇气的时候只有顺命，而当人深陷于感情漩涡的时候就容易变得自私而苟且。我们像一对不忍丢掉旧玩具的伙伴一样，在他的妻子眼皮底下过着如同夫妻的生活。有课的日子，我乘车去学校；没课，就
呆在房间里看书。刘淑芳从不要我做什么，总是对我照顾备至。她亲自煮饭，烧菜，甚至为我洗换下来的衣服，看不出一点不情愿。天磊的生意越来越忙，经常出差，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转眼到了19％年4月，天磊去了加拿大。这个季节北京已经很热了，我的课业已经到了该准备论文的时候。一天，我从一个小录像厅买到了《红玫瑰白玫瑰》的录像带。吃过晚饭，我招呼刘淑芳一起在客厅里看录像。影片一开始我们就陷入了尴尬的沉默。男主角振保把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比作红玫瑰和白玫瑰，前者是热烈的情人，后者是贤淑的妻子。电影结束，我偷看坐在一旁的刘淑芳，她的脸上挂着一行明显的泪痕。　　我的心一悸，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罪恶的女人啊，在这儿不明不白地欺负着一个善良得过头的女人！
　　这个晚上之后，刘淑芳对我更是好得无以复加，我却越来越觉得不是滋味。5月下旬，天磊回来了，我开始反复要求搬回学校：我实在受不了，她
的好就像一把软刀子！她在用这种方式逼我离开你，逼你良心发现……每次我这么说，天磊就黑着脸沉默着吸烟。我一天比一天更痛彻地感到，从我进了这个家门那天起，我们的爱情就已经变了味道，就像小偷一点点销赃似的，既无耻，又残酷。我终于按捺不住收拾了自己的一些心爱的书和衣服，准备离开这个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的家。
　　天磊一把抱住了我：你为什么一定要走？我们毕竟还在一起。你走了，也救不活我的婚姻；离开她跟你走，我会觉得一辈子欠了债。其实我比你们更难受！说着他竟然失声痛哭。他的哭声再次留住了我。　　终于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1996年10月，开学不到几星期，我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又一次陷入了迷茫。
　　我的心隐隐作痛，假如我们和所有的年轻夫妻一样因为相爱而结合，然后顺理成章有一个孩子，哪怕我们很穷，没有豪华的生活，恐怕也会比现在幸福一千倍埃那一天泪水态意地流了我满脸满眼。可是晚饭的时候，天磊却满面红光地
喝了几大杯啤酒，然后拍着我的肩膀对刘淑芳说：你知道吗？我们家又要添一个人了！
　　刘淑芳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你是说……对！姚著怀孕了，我要把她送到国外生下我的孩子！就在天磊大声宣布的同时，一口鲜红的血从刘淑芳的嘴里喷到了桌子上。我们都惊呆了。大约过了两分钟，刘淑芳抹了抹嘴角，缓缓地站起来：完了！她只轻轻吐出这两个字之后，瞒姗着向曾是他们夫妻合住而后只剩下她孤身一人的卧室走去。刘淑芳从此一病不起，家里全靠一名小保姆料理。　　10月底的一天，天磊去了外地的分公司。我到刘淑芳的房里看望，她已经消瘦了许多，一双失神的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一看就是很长时间。
　　我坐在她的床沿上，轻声叫她：大姐。好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目光转向我，凄然一笑。看见她的嘴在动，我把脸凑得离她很近，她的声音小极了：我以我的忍让来保住我的家庭和婚姻，现在我失败了。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仿佛垂死的人抓住最后一点生的希望。我忽然想起了那
个看录像的夜晚。我的判断是对的，她真的在用一种最可怜的方式逼我和她的丈夫良心发现，而我的怀孕和天磊的反应令她彻底失望了。
　　我拼命地抽出手，跑回自己的房间，刹那间我作出决定：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1996年11月10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流着眼泪离开了我千辛万苦考上并且生活了六年的学校，离开了我热爱的比较文学专业，永远地放弃了只差不到一年就可以拿到的硕士学位。
　　天磊因为我放弃学业而十分开心。他的全部快乐都在我们不久将出世的孩子身上。他为我办了赴新加坡的手续，并且一次性给了我五十万元。其实从我离开周家开始，我将不再是周天磊的情人了。
　　1997年2月，我们过完了最后一个春节。刘淑芳在她的房里吃了除夕晚饭，我告诉她我要走了，她闭了闭眼睛，费力地说：已经无所谓了。而天磊对我的变化浑然不觉。2月20日，我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班机。我给刘淑芳留下了一封信和当年我们两个各执心事的女人一同
看过的录像带《红玫瑰白玫瑰》。离开周家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感。
　　尾声　　在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又一次来到了姚著一度住过的周家，见到了大病初愈的刘淑芳，她还不能讲太多的话，行动也要靠保姆照顾。她说周天磊去欧洲还未回来。于是，我们坐在姚著当年的那间房子里，面向湖水，刘淑芳取出姚著的信并且允许我照录原文―大姐：我这一走，也许永远见不到你了，有很多话一直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其实很早我就明白了，你对我们的忍让是在换一个结果，你想感动到让我们良心发现，再还你一个完整的家。你选择了奉献自尊、奉献痛苦的方式，我真的为你悲哀。然而，可悲的人也是我自己，我始终认为我追求的是一份感情而不是物质，但最终还是被物质淹没了一切，我也失去了我曾经苦苦追求的东西，比如学业。因为有你，我和他注定不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因为有我，你和他注定无法再回到从前。我们走的是一条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的不归路啊！在
你面前，我是永远的罪人，我会用剩下的有生之年为你祝福……刘淑芳沉默了很久才说话，她讲得很慢：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争取幸福，但是我们都不是成功者。说完这句话，她再也没有开口。
　　此后，我又陆续接到几次姚著从新加坡打来的电话，她已经打掉了肚里的孩子。她说她已经不明不白地痛苦生活了两年，不能再让她的骨肉不明不白地痛苦一辈子。现在她似乎平静一些了。也许是因为相距遥远。　　之后，我又打电话给周天磊，三次，秘书都告诉我他出差了，我知道他在回避我的采访。
　　作为这个故事的惟一知情者，我久久不能平静，他们三个人在我心中激起的波澜远非语言可以表达。他们的选择中其实都充满着另外一种可能，但是他们都选择了这样一种悲哀的结局。刘淑芳的悲哀在于她从没意识到应该用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婚姻，在婚姻的挑战面前用最无力的自栽方式期待意乱情迷的丈夫能回心转意，最终只能把自己伤得更深。姚著的悲哀在于她骨子里的软弱
和自私，尽管她不承认她的所谓爱情中掺杂着对财富的企望，但是她的确因此过上了以她这样一个穷大学生想也不敢想的富足生活并且欲罢不能，甚至甘心做妾，置他人的感情于不顾。而造成两个女人如此惨痛命运的人，恰恰是周天磊，他表现得既珍惜年轻的情人又不忘甘苦与共的妻子，似乎是有情有义，但是他却使两个女人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对任何一个人都难说公平。他是自私的，他的自私注定使他既得不到圆满的婚姻，也得不到纯真的爱情。
　　因高考落榜远走他乡，失落在打工的时光里。孤寂中思量走出仿徨，情感，又误入设计的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