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学汉语的误区 一误误了400年 汉语最难学？

天蓝星

信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   何明星


郑重声明：本则消息未经严格核实，不代表本人和法国侨网的观点。




西方人学汉语的误区，一误40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引世人瞩目。随着中外往来领域的日益广泛和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地都兴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
一个非汉语环境下长大的西方年轻人要想学习汉语，之前大都会被告知：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我在大学的时候接触过一个瑞典留学生，他曾把学汉语的难度与学英语、日语相比较。最后他说：“学英语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学日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学汉语是哭着进去，哭着出来。”
我的思考在于：东西方交流自16世纪就已开始，按常理，一种语言经过彼此四百多年的交际使用，对方应该能够掌握一些基本规律，入门的技巧也应被大家熟知并接受。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汉语依然被大多数西方人认定是“最难学”的语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缘于对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的考察，我曾拜读过许明龙先生研究黄嘉略的文章，有所悟：所谓学汉语难，恐是西方人走进了一个误区。
误区一：从宗教的角度考察汉语
从16世纪开始，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大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把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道德风尚、历史地理以及文化传统等一一介绍到欧洲，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为此著书立说。于是到了17世纪，欧洲掀起了第一股“中国热”，汉语自然引起欧洲人的关注。然而这个关注的缘由竟然是他们要探究汉语这种完全异于西方拼音文字的语言，是否是亚当的后裔修建巴别塔之前世界最初始的语言。因为据《圣经》记载，世人曾共同使用一种语言。上帝为了阻止人们修建巴别塔，便故意把单一的语言搞乱，使人们彼此不能沟通，无法同心协力建塔。至此，世界上便有了多种语言。英国人约翰・韦伯(John Webb)借助利玛窦的材料，于1699年发表了《从历史论证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初始语言的可能性》 一文，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广泛争论，争论了一百多年，一直到18世纪末还未有定论。从宗教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民族使用了几千年的汉语，而忽视汉语产生、发展的本质属性，很显然，他们走进了宗教的误区。
误区二：把汉字部首当作学汉语的“金钥匙”
三百多年前，一些欧洲人发现汉字有部首的特点，他们把汉字部首当作西语的字母来使用，认为找到了进入汉语天地的“金钥匙”。可是，这把钥匙并没有给他们打开学汉语的大门，倒是让今人看到了他们制作这把“金钥匙”的初衷。
17世纪初，一些在华的传教士发现了汉字有部首的特点，就写文章向欧洲学者介绍这些部首。1667年，德国学者米勒(A.Mülle)就根据从传教士著述中获得的214个汉字部首的知识的启发，向欧洲学界声称他找到了读通汉语的“钥匙”，称其为Clavis。但他又迟迟不公布这所谓的“钥匙”是什么。在学界的一再催促下，七年后他又发表了《汉语奥秘》一文，再次声称只要掌握了这个汉语的“钥匙”，欧洲人只需一年时间就可以读通中文和日文。但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是仅仅谈了谈汉字的五个声调，就是不公布他所发现的“钥匙”。著名德国学者莱布尼茨曾专门向米勒询问这个“钥匙”，他尤其希望米勒翻译几页中文文献，用以展示“钥匙”的效用，但米勒没有搭理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原来，米勒想据此获得当局高昂的报酬。由于条件一直没有谈妥，他也就拒不展示他的“钥匙”，直到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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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语部首的客观认识，法国人直到19世纪才纠正过来。1811年法国汉学家阿伯尔・雷慕沙指出：“214个部首并非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体系，还有另外一些不同的体系。《康熙字典》虽然基本上采用了214个部首，但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包括494个部首的体系……一部名为《玉篇》的字典总共收入了260899个汉字，分别列为445个部首。……尽管汉语字典多种多样，但由于三部最佳的汉语字典《字汇》、《正字通》和《康熙字典》都采用214个部首，所以自傅尔蒙以来，这个体系最为欧洲人所知。”
误区三：生搬硬套的汉语语法

语法是一种语言组词造句的基本规律，总结语法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用较少的时间掌握该种语言。英语语法、西班牙语语法等莫不如是。但唯独汉语，在外国人看来，有些像是规律，但个别与例外又极多。比如组词造句，外国人怎么也不理解可以说“杯子”、“筷子”，为什么不能说“碗子”。中国人谦称自己对客人的招待是吃“便饭”，外国人称赞中国人的盛情时情不自禁地说道：“这么丰盛，真是一个大便饭。”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加上一个“大”字就会引起哄堂大笑。

所谓汉语语法，是模仿西文语法体系生搬硬套出来的。300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这是学汉语的第三个误区。

在法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黄嘉略与学者傅尔蒙、弗雷莱合作编写《汉语语法》时，身为中国人的黄嘉略并没有西文中的元音、辅音、格、时态等语法概念，所有的语法知识均来自傅尔蒙、弗雷莱两个西方学者，甚至很多行文均出自弗雷莱之手。就好比两个西方学者拿着西文语法的瓶子，让黄嘉略往这个瓶子里装汉语的语料，其结果可想而知。

傅尔蒙在1728年将《汉语语法》编写完毕，要求出版，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教士和负责住房、工艺和制造的大臣昂丹公爵都全力给予支持，甚至筹措到了印刷资金。但此时已对汉语研究失去兴趣的弗雷莱听到傅尔蒙编译出《汉语语法》的消息时，便致函国王印刷局巡视员封斯马涅(Foncemagne)明确表示反对匆忙出版傅尔蒙的汉语著作，并建议因法国无人懂得汉语，在出版之前把书稿送到罗马或者中国，请一位懂得汉语的传教士仔细审阅和鉴定。正当负责人准备抉择之时，1729年9月2日，傅尔蒙收到了在中国的传教士马若瑟来信，信中告知他新近编了一部汉语语法书，取名为《汉语札记》，已托法国商船送回，不日将送到傅尔蒙的手里。比尼昂教士得知该消息后，表示不如将傅尔蒙的著作与马若瑟的语法书进行比较后再出版也不迟。为了避嫌，比尼昂教士建议傅尔蒙把他的书稿交由自己来代管，以防马若瑟书稿到巴黎后给傅尔蒙带来抄袭的嫌疑。1730年1月1日，马若瑟书稿随同几包中文书籍寄到巴黎后，傅尔蒙建议比尼昂教士找人把两部书稿进行对比鉴定。但是，比尼昂教士自己不懂汉语，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承担此项任务，于是无奈之下只得要求傅尔蒙本人进行对比和鉴定。当然，自己鉴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可想而知其后果。两周后，比尼昂教士首肯了傅尔蒙的意见：马若瑟的著述不如傅尔蒙的更适宜欧洲人学习汉语。但马若瑟的手稿却从此下落不明。后来有学者把傅尔蒙著述与1831年才在马六甲出版的马若瑟著述相对照，发现二者有很大的雷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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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出版傅尔蒙的汉语语法著述，主管此事的另一位昂丹公爵依然不放心，要求傅尔蒙将一篇汉语文献翻译成为法文，以证明他的汉语研究水平。但傅尔蒙迟迟未能交稿，并强词夺理，以没有一部汉语字典为由宣称无法翻译，至于何时能有适用的字典，要等他编出来才可以。昂丹公爵大为不悦，限令他三个月必须交出译文，否则撤销一切出版资助。万般无奈之下，傅尔蒙转而请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审阅他的书稿。当这部手稿辗转到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对汉语造诣颇深的传教士纪有刚(Antoine Guigue)手中时，这位传教士以教训的口吻写道：“傅尔蒙先生从未到过中国，不享有学习汉语的便利，黄先生是他与之交谈过的唯一中国人，可是他并未充分利用与黄先生的谈话。他本应该向学生那样向黄先生学习汉语，学用毛笔写字，一笔一笔写，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他还应该学习《三字经》或者《千字文》，……他若按照中国人的方法学，无须花费近二十年的时间，只要三四年就可以了……可是他不但不走先易后难的路，反而不当学生就当老师，他刚从黄先生那里学得一点东西，立即就想编写语法……一句话，他把终点当成了起点……我希望他好好读几本中文书，真正懂了以后再做别的事。”
传教士纪有刚这段可谓直言不讳的话，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17世纪、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的方法，与中国私塾里发蒙儿童的方法并无二致，并没有用什么所谓“汉语语法”；二是这段话还道破了西方文化的“病根”----自负和傲慢，愿意当先生，就是不肯虚心当小学生，对于西方文化之外的东西，很难放弃固有的文化视角平等对待。今天看来，不独18世纪的法国学者傅尔蒙如此，此后的历史中此现象也一再重现。

误区四：汉语拼音的缺陷

至今在西方还有很多学习汉语的工具书，通篇见不到一个汉字，汉语语句完全是用拼音写成的。

说到汉语拼音，还要说到黄嘉略在1711年―1716年间编撰的两部汉语字典：一部是以汉字部首为序列编撰的，一部是以拼音为序列编著的。

先说汉字部首检索的字典。黄嘉略在按照汉字部首的检索编写字典时，依据的母本是《字汇》。这是一本把《说文解字》以来的各种部首大幅简化到214个的字典，同时还按照笔画多少排序，是一部具有重大开创性的工具书。黄嘉略从《字汇》收录的33179个汉字中选出中国人经常使用的高频字5210个，舍弃大量冷僻字、异体字，按照欧洲人初学汉语的需要，增添了许多《字汇》中没有的内容，按照欧洲人的理解水平逐一注解。比如对“中”的释义有十几条，从“中央”“里面”的意义到引申义“能”“可”“赞同”“正确”等，到“中国”“中华”“中州”“中旬”的详解，再到“中人”“人中”的内涵，约有上千字。还增加进了大量的地理、历史或民情风俗有关的专用名词解释。按照许明龙先生的评价，在黄嘉略编写汉语字典之时，世界上尚且没有一部用西文释义的汉语字典，而黄嘉略的工作堪称创举，不啻为当时最好的面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小百科全书。如不是继承黄嘉略遗稿的学者傅尔蒙虚荣自负，这部书稿会帮助西方人早认识中国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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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接管遗稿的法国学者傅尔蒙对汉字部首一直抱有错误的认识，以为只要掌握214个汉字部首，就可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其余的汉字。再加上他的德行与才能均有欠缺，恣意贬低黄嘉略的工作，认为黄嘉略省去了中国《字汇》书中的绝大部分汉字，导致这部书稿此后一直尘封在图书馆中。
直到100年后的19世纪，法国依然没有出版一部帮助法国人学汉语的字典。1800年，拿破仑执政，决定尽快编一部汉语字典，但人选问题几经周折，最后在1808年选定小德经(L. J. de Guignes，1759―1845)为主编，这位小德经就是傅尔蒙的学生。他在传教士叶宗贤(Basile de Glemona)以拉丁文释义的《汉字西译》抄本的基础上，略加补充，加上法文注释，在1813出版《汉―法―拉丁字典》。这部书稿虽然装祯豪华，开本很大，书中还印有汉字，但整体水准无法与100年前黄嘉略的书稿相比。

再说黄嘉略按照拼音编写检索的字典。在黄嘉略之前，西方的很多传教士编过类似汉语学习的工具书，比如西班牙奥斯定会士拉达斯(Mardin de Rada，1533―1592)早在1575年就编写了《华语韵编》，这是一本西班牙语与闽南话对照的词汇书，学界通称为“汉语拼音的西班牙方案”。1605年，利玛窦与人合编了《西字奇迹》，这是一部词汇书，他还与人合编了《葡汉词典》，这是所谓的“葡萄牙方案”。最有名的是金尼阁教士的《西儒耳目资》一书，他于1626年首创了从拼音查汉字和用汉字查拼音的方法，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他在中国结识了韩云、王征等学者，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字奇迹》的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但这部书对中国人学习拉丁语有用，对欧洲人学习汉语帮助不大，这是史称的“拉丁语方案”。

许明龙先生把黄嘉略遗稿中的汉语拼音与前述三个拼音方案对比，发现黄嘉略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同时又有所创新。比如他列出了代表汉语音节的394个汉字。今天看来，这有些随意性，但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比如今天汉语拼音的“SH”音节，既不同于葡萄牙的“X”，也不同于利玛窦的“SC”，黄嘉略是“CH”；今天汉语拼音中的“T”，利玛窦是“Tt”，黄嘉略也是“Tt”，已经与今天的汉语拼音十分接近。同时他按照拉丁语的字母顺序编排汉字，并在释义过程中尽量多地加进了中国的历史、地理、科举、礼仪、儒教等知识，这是真正站在欧洲人的角度为其学习掌握汉语编写的。应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套汉语拼音方案。

到了19世纪，中国人自己也赞同西方人的汉语拼音化。但迅速推动古老汉语朝着拼音化方向发展的，却不是汉语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中华大地在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侵袭下一再受到伤害，整个中国社会无法找到复兴图强的道路，于是把怨气归罪于自己的文化、归罪于科举教育，最后归罪到了汉语的头上。比如1929年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一文中说道：“1894年，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创制起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于是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27种。直到新中国成立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1958年确定把汉语拼音也作为中文的一种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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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语拼音的产生历史来看，首先是西方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审视汉语，先是西班牙语方案，后葡萄牙语方案，最后是拉丁语方案，最后影响到中国人自己识读汉字也不自觉地站在西语的一边去了。
用26个表音字母拼写汉语，是为了学习汉字的方便，但从实践上看，却并没有实现最初大力推行汉语拼音化的初衷。汉语拼音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字、同音词，虽然有四声音调的变化，但这些不仅对于没有汉语文化语境知识的西方人来说难以区分，即便是中国人自己也难以读得准。此外，汉语拼音化导致今天西方人学汉语完全采用拼音的方式，这种方法虽然容易入门，但离汉语作为是一种表意语言的本质却越来越远。比如网上盛传的西方人学习汉语的一些笑话，把“先生”读成“丝烟生”，把“下楼”读成“下流”等等，均属于拼音学习汉语方法的缺陷。笔者注意到近几年西方人出版的一些学习汉语的书，有的居然没有一个汉字，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一些简装、便于携带的“口袋书”，更是打着“速成汉语”“一个月学会汉语”的口号宣传标榜，其实就是把日常用语分别注上拼音字母。可见拼音法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但贻害也深。

没有发明汉语拼音之前，传教士们来到中国，他们跟中国人学汉语，几年后大都能够用中文写作。根据张西平教授的研究，明清之际出自传教士之手的汉文著述约有229部。如众所周知的利玛窦在明崇祯元年(1628年)就有《天学初函》刻印，收录了他的《交友论》《天学实义》《二十五言》《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十部中文著作，此外还有罗明坚、郭居静、劳若望、龙华民、庞迪我、费奇规、高一志、阳玛诺、金尼阁、毕方济、艾儒略、曾德昭、汤若望、费乐德、罗雅谷、瞿西满、卫匡国、鲁日满、南怀仁等一些大名鼎鼎的传教士著书立说。这些中文著述的写作、刻印时间大都在19世纪前的明清之际，显然，这些传教士不是借助拼音学汉语而达到这个水准的。

站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立足点上看西方人学汉语的历程，400年间可谓误区重重。自17世纪开始，以大量象形字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最初被西方的基督徒们认为是人类的原始语言摸索了100年；此后又把汉语部首当作西文的字母来看，认为部首是掌握汉语的窍门和钥匙，并被视为发财牟利的工具，又延迟了100年；好不容易出版了的汉语语法，还是照搬西文语法的“拉郎配”，中看不中用，不能完全符合汉语的特征；汉语拼音化则完全丢却了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文化特质。

汉语，被误解了太久，是该走出误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