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小璋：是谁保住了普拉多欧洲纺织中心的地位？

游子

   最近在温州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温州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事实上也代表相当一部分意大利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教授，最后抛出一个问题：今天的普拉多还是意大利人的普拉多吗？

      我当时就站起来反驳她的观点：普拉多昨天是意大利人的普拉多，今天也是意大利人的普拉多，明天还是意大利人的普拉多！“普拉多还是不是意大利人的普拉多”---实际上这是个伪命题，其背后应当去关注与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是谁在今天保住了普拉多的欧洲纺织中心的地位？

       普拉多现象正是是意大利全球化竞争背景下一个地区宿命的真实缩影

       昔日的普拉多一直是欧洲纺织中心，如今它的行业地位也没有被撼动。纵然现在整个国际环境在改变，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等因素造成的市场竞争更激烈，经营环境自然也更恶劣，但普拉多是欧洲纺织中心的地位没有改变。

       暂且抛开普拉多的小环境不说。打量今次从2008年开始肆虐的欧洲金融危机，虽有更早前的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作先行引爆，但同样的危机却折射出不同的社会深层结构性矛盾：欧洲金融危机的背后，更多的源于其多年的自身高福利成本负担与社会创造力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生产力或者说社会造血机能退化）这两者所积累的困境之积重难返。

       举例而言，十多年前，两个“欧洲病人”同病相怜：一个德国，一个意大利。这两个病人的病症相似：经济发展迟缓，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缺乏国际竞争力……但十多年过去后，德国在经历了痛苦的体制改革后浴火重生，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但意大利却痼疾犹存并仍蹒跚而行。

     由于公共债务居高不下，意大利与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共享“欧猪五国”的“席位”。其实若按GDP论，意大利的经济总量仅在英国之后，列世界第七位，人均GDP还在英国之前，列世界第21位。可是多年来，意大利债台高筑，为经济发展埋下了严重隐患。

      根据欧盟的《稳定与增长公约》精神，其成员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通常不得超过60%，而意大利目前公共债务水平超过115%。截止到蒙蒂上台前，甚至一度达到了121%。

      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加上人口老龄化、教育体系老旧松散、税收制度不透明、腐败与经济犯罪问题严重，在一些苛刻的欧洲人看来，意大利还能一直跻身G8集团简直就是个奇迹。

      近十年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一直在0.5%徘徊，在欧洲位居末座。对社会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调整，对意大利来说是已经是悬崖边上的当务之急。

      此外，在世界工业大国中，意大利的经济模式是个异数，相对于其他规模相当的经济体，意大利只拥有寥寥数个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其主要的国家经济实力是建立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之上。中小企业在意大利的企业总数中占有99%的份额，然而却创造了70%以上的就业岗位和8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意大利皮革、服装、玻璃、家具、大理石和鞋类等产品，大多数是由意大利国内的中小企业生产的。中小企业在意大利的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普拉多正是这些中小企业群体的经典地区。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大利450万个企业中，95%的企业雇员不超过10个人。由于企业规模过小，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强，部分企业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也不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新兴经济体（例如金砖五国等国家）的强大竞争。

     从本世纪开始，意大利的劳动力成本又不断攀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加速下降。

      与德国相仿，意大利的经济也是以出口为导向。而与德国不同的是，意大利的出口市场基本在西欧。在意大利的前十大出口市场中，西欧之外的国家只有波兰和美国。

       典型的意大利中小企业对开拓新的市场既没能力也无大兴趣，政府在促进企业扩大与开拓新的出口市场方面又基本无所作为。对比德国的几任总理出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大打经贸牌、高调为“德国制造”造舆论的积极态度，意大利政府领导人简直从来想不起来为“意大利制造”做点事情。

     结果是，在德国得益于国际新兴经济体的强大需求而出口大增，并因此从金融危机中迅速脱颖而出时，意大利却没有能从全球化中中分得一杯羹，甚至反而受全球化所累。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0—2011年世界经济竞争力报告，意大利的国家竞争力仅名列世界第48名，几乎位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最末端。很多新兴经济体都比意大利更具国际竞争力，甚至像巴巴多斯群岛这样的小国都排在意大利前面。

     对于意大利经济的病症，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创新和国际化”。这其实也是承认了意大利在全球经济竞争一体化面前的“下盘软弱”这一硬伤。

      对企业来说，创新是个永久的课题。而对意大利众多的小企业来说，国际化则是个需要相互合作，协调一致的大课题。

      普拉多地区的产业结构作为意大利中小企业典型一份子，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已经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也恰恰是在那个时候，普拉多开始鼓励大量的华商进驻。

      华商经济当前在普拉多所起的作用，用头脑或屁股看问题，会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

      在面临国际市场的残酷竞争态势下，实际上正是这些华商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用第三世界国家劳动者所特有的坚忍与勤奋，才让普拉多与意大利其他地区相比，焕发着其特有的生机与活力。而与此同时要知道意大利北方地区有多少中小企业，正是因残酷的国际化竞争而正不断地在萎缩凋敝。

     不夸张地说，意大利的中小企业在这十多年里哀鸿遍野，虽然2004年至2006年期间意大利一度流行过“中国产品大举侵入对意大利本土企业造成沉重打击”一说，并叫嚣要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实行“保护性措施”。但问题的根本并不是中国产品本身，因为没有中国产品的冲击，也有印度、越南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产品的“虎视眈眈”。恰恰是意大利本土的经济体在这场全球化游戏中的虚弱地位，决定了其国民的整体哀伤旋律。

     唯独在普拉多，正是大量在当地聚集的华商，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和快速的模式创新、资源整合，且以巨大的、人性代价的牺牲，客观上苦苦保住了普拉多欧洲纺织中心的地位。

      “普拉多如今还是不是意大利人的普拉多”这个伪命题背后，其实是经济全球化下，一些原本就已该被竞争挤出市场的企业，利用意大利大多数人对身边的华商无知与偏见，又在欧洲危机下普拉多居民集体焦虑的情况下，似乎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答案。实际上这种观点有着广泛的社会偏见基础，一如当年把“中国产品对意大利传统产业的冲击”，当成是国家经济问题的“根源”之一。

      其实这个伪命题是经不起推敲的：人可以有种族之分，然企业属性说到底不是按照种族不同来进行划分的。纵然现在在普拉多很多企业主是华人，或者是犹太人、印度人等等，然而他们所办的企业却是实实在在的意大利企业，这一点不容置疑。

      这个伪命题所折射的“企业血统论”，与隐藏在其背后长久以来的白人优越感，历来同骨子里流露的深刻种族观念有着可疑的暧昧关系！

     表面上看，华商的进驻导致普拉多的意大利人大量的企业的倒闭与人员的失业。可深层次来说，是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大格局下，那些调整步伐拖沓者（部分是反应不敏锐、另一部分是缺乏上进心），是被高福利熏陶中的养尊处优所出卖的。换句话说，在更大的国际化竞争态势前，即使普拉多没有一家华人企业，其结果还是一样。

      须知，普拉多的华商在这场残酷的国际博弈中，不仅仅是跟意大利人的企业在竞争，更主要的是跟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企业，以及其它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印度、越南等等国家的企业在竞争。

      从整个普拉多华人企业的发展历史上看，这些普拉多的华人企业无论从出生到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意大利企业。但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竞争的这些华人企业，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政策上任何的鼓励与扶持，反而还时刻面临着打击与排斥，这是何其之不公平。

       正是普拉多的华商经济规模在短时间内的发展速度太快，乃至于这个改变的速度已经来不及给所有人预留出理性的思考的空间。于是，狭隘的本土优越论再混杂着鸾凤颠倒的思维逻辑，以此为基础，任何打击华商的行动似乎都找到一种合理与合法的依据。

      我并不否认普拉多的华商企业中至今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大量问题，我也曾经看到过一组数据，是把普拉多鼎盛时期的工业数据和税收情况，跟现在的实际状况做了横向对比，来强调说明现在华商企业税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然而，一个客观的数据经过一组“优越”的逻辑分析后，竟然得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这个立论的前提是建立在完全回避了意大利在国际化竞争中所处的劣势这一现实问题），对此，我只能对这样的“鸵鸟”言论表示遗憾。

      提出“普拉多如今还是不是意大利人的普拉多”的这位教授，是一个明显带有欧洲优越感的学者，因为她不去关注华人做出的贡献，只将目光放在华人企业对当地企业的影响、华人企业的不正当行为、华人企业不愿意采购当地企业的原材料等问题。折射出这位教授视野与观念的狭隘，根本不愿意（以她的学历，不是不能）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待问题。

      如果问题不是这样提，而是提出“是谁在保住普拉多欧洲纺织中心的地位”---随着看待问题的角度转变，用客观的态度来正视当前普拉多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也不可能出现这种越打击越多的“不规范”、“不合法”现象。

      法律所保护的应该是有竞争力的企业，法律同样也应该保护所有创造能力的企业，这其实正是在保护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反而应该质疑这样的法律是不是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

     事实上如今这也是整个以社会福利为最高人文目标的欧盟，在此起彼伏的“罢工”、“抗议”喧嚣乱舞中冷静下来后，不得不进行对这种“社会的存在意义”与其“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环境条件”两者间的“逻辑悖论”，作自我省度怀疑以及道德评判和政治思考。

     当年曾风靡全球的、以“超科技手段和宗教信仰意识”为基础叙事平台的一部系列性电影《骇客帝国》，其中就有这么一个包涵深刻寓意的对白（事实上这背后也是西方人的自我反思课题）---当人类所创造出的人口智能，最后全面战胜人类本身，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供人类生存，同时也要求人类须绝对服从维持这种世界秩序的行为规则时，人工智能对作为人性挑战者的主人公说：

     “最初我创造了一个充满幸福、没有痛苦的程序环境，供人类在里面生活，但良好愿望的结果是，人类在这样的环境里却大批大批地死亡。然后我明白了，人类一直是以透过痛苦才找到幸福的。于是，我又创造了现在的这个程序环境，虽然你看到它四处充满了不公与一部份以牺牲人权和人性的扭曲，但结果是整个系统最后平衡得却很精妙。”

       这段台词的寓意背后，恰恰引申出了欧盟作为以高福利为最高社会追求和道德追求的地区，在创造出了人类高尚的社会理念和生活福地之后，发现了伴随着这种“幸福生活”的同时，也滋生出了一种带有退化迹象的社会化基因（即个体竞争意愿的逐步丧失）。如同东方传统哲学所指出的那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欧洲华商经济总是沦为社会“代罪羔羊”的角色命运，折射是自身话语权的缺失

      其实普拉多的经营市场规范化建设，如果仅仅停留在反对华人企业“不规范”经营这个重点上是不够的，更主要是要减少“规范”经营的成本才是关键。“规范”的成本太高，甚至高出技术性“不规范”的对冲成本，这本身已经沦为了一种牛角尖式的“失范”。

      而如果是真正为了普拉多的发展着想，我们首先应该面对的问题是“谁在保住普拉多欧洲纺织中心”？只有在这样的命题下，才能够真正地把目前普拉多市场跟华人企业存在的问题处理恰当。

     倘若一个学者看待问题有些偏激，那么广大民众更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再加上当地媒体推波助澜，矛盾更加复杂，事态更加严重，离解决问题的初衷更加背离。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欧洲华商的生态状况可想而知。

      事实上，欧洲各种媒体历来在华人形象上起着一个普遍的恶劣作用，甚至未来可料的短时间内，还依然会一如既往：1988—1994年间，有学者对《民族报》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该报55.81%与华人相关的文章，均使用了“黑手党”一词，并几乎所有的文章是从威胁的方面写的。尽管时间较早，但是欧洲本土舆论界这种基本的歧视态度，至今又有了多大的改观？最新的例证便是---今年西班牙华侨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西班牙媒体以“传统的一贯政治立场正确”，把华人都当成潜在的社会不法分子，从这个基本角度作为出发点，开始进行后续性的议论或评判。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平时也很少转载欧洲媒体对当地华人、尤其是华商的报道，倒是经常转载美国媒体对当地华人华侨的动态消息，中国读者从各大网站都可以验证这一点。转载欧洲媒体对欧洲华人的报道实在太少，只有一旦欧洲华人出了事情、引起了欧洲媒体的新闻热点关注，这时候国内才会出现铺天盖地的转载。以临阵的捕风捉影和民族主义鼓噪，替代及掩盖往日所常疏于的调查及思考。

     值得强调的是，这次“温州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另一位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教授周永明先生做的关于普拉多华人宗教发展课题，赢得与会学者一致的高度评价。与那位强调“今天的普拉多还是不是意大利人的普拉多”观点的意大利学者相比，虽然各自研究的领域及方向，但同样都是以当地华人实际动向展开调研，却因各自情感出发立场的不同，结果两者得出的结论属性完全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华商对当地社会的融入，与一般的“生活移民融入”或“工作移民融入”相比，它首先需要的是经济层面的融入和企业文化的融入，其面对的复杂程度与面临的矛盾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华商企业在处理当地融入课题时仅靠单一的行为自律远远不够，因为作为企业的生存行为，其还要同时为当地社会肩负起“创造商机、创造税收、同时也创造了就业”的社会责任。

      一直以来，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海外华人在侨居地的发言权总体而言始终缺乏，即使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其作用对于所处的整个群族利益来说还是有限。而侨居地华人往往只有在在当地对华人的问题上形成正式的社会政策之后，才能去被动应对，这是非常不利却又是无奈的现状。而唯一的提前性的主动干预能力，更多地围绕在先期话语权的建设上。

      近十多年来，伴随国家经济状况的变化，中国民间目前向海外的越来越多的移民属性，已由原先的“个人型移民”向“企业法人型移民（经济渗透型）”悄然转变。另一方面，早先在侨居国扎根的老移民，也随着自己的辛勤拓展，事业由原先的“个人打拼”阶段过渡到了“团队打拼”层面。这些实际上所形成的企业型的移民结构，对中国和侨居国两地带来的正面影响力，比起之前个体型的资源收益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下，对欧洲华商经济的主动关注，体现的战略意义已不仅仅是局部的、临时的群族利益，还涉及到巨大的战略收获。

      正面来说，海外华商企业一旦顺利崛起，对于追求多元的中国经济结构发展来说作用重大；反之，一旦以企业为单位的华商们在侨居国继续收到不公正的待遇，实际受到伤害的华人利益，比起原先以个人为单位的侨民来说，波及面要大得多。毕竟这是企业与个人蕴含不同的社会能力所决定的。

      因此，前瞻性地加强海外华商的话语权，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彰显其迫切。这背后所折射的其实是以国家力量为强大背景的社会关注力的调整和战略判断。围绕着增加欧洲人如何看待当地华商的调研分析，既有助于解决一些欧洲本土华人依靠自己孤身在外的微薄力量所难以克服的障碍，并协助好旅欧同胞们采取相应措施和解决困难，深层次的来说，更有助于了解欧洲人的真实思想和广泛状况（而不仅仅是凭借社会少数政客的态度）。

     此外，应当鼓励华商、华人在当地社会争取话语权的战略建设，在涉及长远利益的原则面前，一要让华商们“有地可说”，二要鼓励华商们“有话先说”，三要依托资源和人才优势，帮助华商们“把话说好”。譬如在每次社会不利舆论形成之前，就应该分配出必要的力量提前深入调研，利用学术研讨会这样的平台，先说与说好华人自己的事情，争取话语的主动权。

     总之，那位意大利学者的“今天的普拉多是否还是意大利人的普拉多”类似提问，虽然不能代表整体的西方人思维方式，但也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意识观点。这样的提问方式，如果我们华人、尤其是我们华商们还当它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探讨的话，如果在真实的现状面前（即：是谁保住了普拉多欧洲纺织中心的地位？），那么，实际上最终的错误，恰恰在我们这个“自祤为智慧”的群体身上，多方位体现。（戴小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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