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文革中最不堪入目的表演

海芬心语

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不堪入目的表演(图) 文章来源: 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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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云路

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最“别样”的一年，又是江青最淋漓尽致表演的一年。江青扮演了一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旗手的角色。她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以类似全党领袖的形象给四面八方的部门、地区写信，送材料。似乎她握有毛泽东一样的指示一切的权力。这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表演阶段，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不堪入目的表演阶段。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第十二章　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三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别样的一年，是色彩显得特别混乱的一年。

考察整个文化大革命历史：

1966年是全面发动的一年；

1967年是全面夺权、全面内战的一年；

1968年是建立红色社会和红色政权的一年；

1969年是召开九大、“胜利”的一年；

1970年是维持“胜利”的一年；

1971年是发生“九·一三事件”的一年；

1972年是“右倾回潮”的一年；

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低谷的一年；

而1974年，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进退难分、矛盾两可的一年。

正是这别样的一年，带来了后来全面整顿的1975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全面失败的1976年。

别样的1974年是在全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始的。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元旦献词》，指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江青等人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这是一份将林彪的某些言论与孔孟言论对照起来的材料。如林彪写有“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的条幅，则对应有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这个材料的转发，成为中共中央1974年的《第一号文件》。它与元旦社论一起，奠定了1974年的政治基调。

这别样的一年，又是江青最淋漓尽致表演的一年。如果说1974年是江青年，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为过。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刚刚出来不久，江青从内参上看到河南省驻军的一个防化连“批林批孔”批不下去，便立刻委托迟群、谢静宜带着她的亲笔信和《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给防化连送去，推动防化连的“批林批孔”运动，借此树立“批林批孔”的典型，也树立自己指导全国运动的领导形象。

1974年1月24日，江青又率一伙人在北京举行了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进一步发动军队内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林彪反党集团来自军队，因此，在军队里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似乎理所当然。

1月25日，借着“一号文件”的开门优势，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江青在迟群、谢静宜一帮人的簇拥下，以全国“批林批孔”领袖的形象指挥一切。他们从“一号文件”也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形成过程讲起，将江青塑造为一个紧密配合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旗手。

这是江青趾高气扬的一个大会，也是江青耀武扬威的一个大会，同时又是使在场的周恩来显得极为被动和尴尬的一个大会。

1974年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短评，指出，“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王洪文的讲话则对这场斗争做出了更为“经典”的概括，他说：“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提法使我们看清楚了，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右倾回潮”，让文革派势力感受到了怎样的压力。经过那样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了全面的阶级斗争，实行了全面的夺权，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之后，不到几年时间，又需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见中国的“修正主义”实在是独具深厚的土壤。

在1974年初的两个月中，江青确实扮演了一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旗手的角色。她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以类似全党领袖的形象给四面八方的部门、地区写信，送材料。似乎她握有毛泽东一样的指示一切的权力。她给外交部、中央联络部、国务院文化组、中国科学院、四机部以及一些农村人民公社写信、送材料，推动“批林批孔”运动。

她的无限扩张的指挥欲所及范围甚至包括了军队，她给空军司令写信、送材料，给海军政委写信、送材料，给有关军区写信、送材料。在一段时间内，她似乎在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一些部队学习江青指示的报告则最终成了中共中央转发全国的文件。

这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的表演阶段，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不堪入目的表演阶段。

1974年1月24日，她以个人名义写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的信，就是一封在军内上层引起普遍反感的“代表作”。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请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简释》各200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1974.1.24

透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江青在197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感觉。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确实把她的全部个性刻印到了文化大革命上。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在整体上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全部特征的表现，那么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人格的体现。我们接着还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在更小得多的程度上还是江青个性的体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有江青的活动穿插其间。

作为江青政治野心的最鲜明注释，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在铺天盖地的“评法批儒”的文章中，有相当一些数量的文章将武则天塑造为一位历史上出色的改革派法家人物。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署名发表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法家人物简介·吕后》等，都是借吹捧武则天、吕后而为江青未来掌握最高领导权奠定舆论基础。

1974年是中国在思想理论上最荒唐的年份之一。无论从历史学的角度，还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还是从实际的情理角度，这一年有关“评法批儒”的文章都显出了逻辑的大混乱。

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思想大批判运动。当将林彪“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的条幅解释为要复辟周礼，复辟奴隶制，复辟资本主义时，已经暴露出了最初的牵强附会。

显然，作为一个政治野心家，林彪对中国古代的文化采取的全部是实用主义政策。当他将“克己复礼”书赠叶群时，不过表明要用政治上的谨慎来保护自己的野心。就像在林彪的读书卡片中，也一定还有大量有关法家言论的摘录，它们同样可以服务于林彪的政治野心。当将“批林”与“批孔”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时，不过是要将林彪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人物”归入极右保守势力之中。

林彪集团的覆灭原本是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失败，现在，反过来要通过批判林彪来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这在政治逻辑上原本就是一个错乱的大颠倒。

逻辑的错乱与理论的错乱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1974年布满中国各主要报刊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文章是何等地声嘶力竭。无理加倍声高。逻辑上的牵强附会表现为气势汹汹的强词夺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被杜撰为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的矛盾就是反动和进步的矛盾，守旧和改革的矛盾，分裂和统一的矛盾。在这一时期，推崇法家的封建统治者（如秦始皇这样的人物）在各方面都被吹捧得高大起来。

当他们将这些封建统治者赞颂为代表历史潮流的人物时，没有完全忘记意识形态中一贯的阶级斗争立场。为了调和理论上的矛盾，表明他们还在坚持人民的立场，在赞美这些法家统治者时，就说他们“在客观上符合了当时人民的利益”。

这种评法批儒的理论，在与实际联系企图自圆其说时，更显出了逻辑上的极为混乱。

而被文化大革命各种口号践踏了一遍的民众思想，现在更呈现出别样的状态。思想混乱中的服从与思想混乱中的抵制，在全社会表现出骚动不安的图画。正是这“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某种亚动乱。

社会确实还有未燃尽的动乱能源，还有各种未冷静下来的野心，大大小小张铁生式的人物，在拱动已稍显平稳的教育秩序。对张铁生式反潮流典型的支持，正在大、中、小学形成新一轮的“造反”活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的提法，颇能代表这个潮流中升起的口号。

在广大的经济领域，“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标语又在反潮流的舆论中逐步出现。

正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运动一样，当一个反秩序的潮流出现之后，各种对现状不满的能量便汇入其中。这一次汇入反潮流运动的能量，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矛盾与冲突。派性的斗争、内战的烟火在一些省份死灰复燃，加上各种形式的上访活动，全国许多地区和部门又开始了新的动乱。国民经济再一次出现比较严重的下降。

在1974年，毛泽东表现出的立场与江青显然有着较大的不同。

在这别样的一年中，毛泽东的态度也显出别样：一方面，他要推进“批林批孔”运动，保持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阵地；另一方面，他不希望继续天下大乱，也绝没有立刻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希望自己一生中这个最重大的行动（文化大革命）能够得到比较妥当的结果。他对江青不止一次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说江青：“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他还曾跟王洪文等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这段时间的毛泽东一定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有了自己的反思。在林彪垮台之后，他也一定重新感觉了自己面对的全党和全军。他是一个永远使自己处在社会力量对比中心位置的政治家。

他一定知道，像江青这样一些极端的左派人物，绝对不能代表整个大局，因为他们积怨甚深，寡不敌众。他在这一时期对江青的批评，表明他对江青等人既要依靠、又保持某种距离的态度。他的批评既能够使江青等人稍微冷静一些，也能平息一些力量的积怨，更重要是，能够使整个上层看到毛泽东这位全党领袖的公正立场。

1974年的毛泽东，已经是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极端行为保持了距离的毛泽东。

而1974年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则在毛泽东似乎还能容忍的范围内依然极端地行动着。因为他们有他们对毛泽东的理解，他们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他们也有他们对自己利益的理解。

这时候的毛泽东明显地在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和江青为首的“激进派”之间搞平衡。这其实是在一定时间内稳定大局的立场。如果说毛泽东在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上有他的偏执和努劲的话，那么，在各种实际的政治行动中，他还有因势利导的自然。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旅程越来越接近终点时，由于没有过剩的精力，更趋向稳妥的方针。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是他采取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如果讲潮流，这是一个典型的顺应潮流的行动。

在1973年、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江青等人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或明或暗地指向周恩来。因而，他们和邓小平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1974年4月，江青等人反对邓小平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1974年底，围绕着1975年将召开的四届大人的组阁问题，江青又一次表现出与周恩来、邓小平的完全对立。她所做的各种组阁活动，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训斥。11月12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长，乔冠华任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毛泽东立即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根据他对整个局势的判断，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1974年12月23日－27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同他们做了四次谈话。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再一次明确提出：“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在1974年12月的最后几天中，也就是在他诞辰日前后的这些天中，无疑做出了在那一时刻看来是最妥当的决策。仅仅这个决策，就表明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还有足够的清醒。

当然，这是处在他的立场上的清醒。他的决策反映了他要平衡整个政治力量的目的，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对立的两个潮流相互对抗的力量。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此时很好地平衡了矛盾的两方面。

然而，新的巨大的不平衡却由此开始了。

(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