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可悲角色 抗争毛是自取灭亡

海芬心语

周恩来扮演了可悲角色 抗争毛泽东是自取灭亡(图)文章来源: 晚年周恩来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2003年6月29日应华光文化协会等团体之邀到新泽西演讲答问。听众提出上百个问题，从周恩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为，到《晚年周恩来》一书资料来源、体例安排，书中“周恩来是文革执行者也是受害者”等提法是否妥当，等等，不一而足。针对“周恩来若抗争有无可能改变中国历史”的提问，高文谦分析指出，在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任何企图与毛抗争的人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周恩来只得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文革”目的是打倒周恩来吗？

问：《争鸣》杂志上曾有一篇文章《文革的目的是打倒周恩来》，列举了不少事例证明这一点。你对此同意吗？当时戚本禹在北大一次群众大会讲话中，有意把周排除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你认为这是毛打周的试探气球吗？

高：毛发动文革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不是周恩来。在毛发动文革的格局中，周是不可缺少的借用力量，需要依靠他来维持局面。这正是周能够在政治上生存下来的客观原因。不过，毛对周不时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暧昧态度，却很不满意，时时敲打他，提醒他不要重犯以往在路线斗争中“调和主义”的错误。

二月逆流后，社会上掀起倒周浪潮，贴了许多大标语，指周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毛不满周在“大闹怀仁堂”中的暧昧态度，有意敲打他一下。江青一干人也想藉这个机会整一下周。戚本禹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讲话。周是否被打倒，不在中央文革，而在毛。我想毛那时并没有下决心打倒周，当时正是天下大乱，需要依赖周控制局面，这时候倒周，会自乱阵脚。

此外，与抓叛徒活动也有关系。当时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和北方局的六十一人集团，结果把周的“伍豪启事”也翻腾出来。当时周的地位一度似乎岌岌可危，周本人也很紧张，放下手头上一切事情去查资料，连夜向毛写报告申说。当时是外交部保周的头面人物王、唐两位小姐，向毛写了一封信，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毛当时搞了两手：一方面对王、唐来信做了批示，指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让文革小组向造反派做工作。另一方面，毛又把“伍豪启事”的问题挂了起来，批给文革小组留存，以此来要挟周，让他好自为之。周在政治上最不好过的日子，不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而是在林彪事件之后。

问：书中提到“周是文革的执行者”，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你认为他是主动执行还是被动执行？

高：周是文革执行者的历史定位，是根据史实做出的判断。文革中，周一直处在第一线，是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他先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取代刘少奇，被毛指定主持政治局工作，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二月逆流”后，党内元老派全军覆没，周又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被指定为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主持在大乱之中唯一存在的权力机构。九大选出了新一届领导机构，他又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一直到1975年他病重为止。开展文革虽是毛的个人意志，却是通过党的正式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因此，无论周在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还是作为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至于周是主动执行还是被动执行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两种情况都有。

毛发动文革主要是通过两套班子：一是周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二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两者交错使用，侧重点有所不同，前后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前者主要是用来支应局面，承担组织工作，如检阅红卫兵，大串联等；后者开始主要是搜集情况，起草文件。后来，毛越来越倚重文革小组，通过它来指挥运动，权势也变得越来越大。周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有分工，有合作，有分歧，有妥协。

周恩来若抗争有无可能改变中国历史？

问：不知中共党内究竟有多少民主？假如周也像彭德怀那样抗争，到底有没有可能改变中国的历史？

高：中共标榜民主，只是个幌子，实际上少得可怜，尤其是在文革年代，连周都不敢对毛讲出自己心里的看法，处处要看毛的脸色行事，更何况普通百姓。在中国历史上皇权统治的社会，皇帝虽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却不是精神上的主宰，历代皇帝还要去祭天祭孔。而毛不仅掌握有世俗社会的最高权力；而且是真理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无论在世俗社会，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是至高无上的。在这种制度下，是根本出不了忠臣的，任何企图与毛抗争的人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如果毛是一个“明主”，周或许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忠臣贤相。可是晚年的毛偏偏又不是一个明主，非但把整个国家推向文革浩劫之中，而且周对他那样忠顺，他还不放心，还想整周。应该说，周还是想做一个好人，最终却做不成，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问：能否将周与中国历史代表人物比较一下？周的“忍辱负重”是否只是做高官的一种自我保护？

高：的确评周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周是集中共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既是中共“党性”的楷模，同时在他身上又有着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其中专制独裁和驯顺服从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中国老百姓喜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高高在上的主宰，希望皇帝能施仁政，这样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这种臣民心态年深日久，根深蒂固，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

毛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毛的帝王心态，和周的效忠顺从，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王若望先生讲过，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应该补充说，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深入骨髓。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却匍匐在毛的脚下。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着毛走，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情，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

当然，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最大差别在于，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皇帝虽握有君权，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还有“天道”和“圣贤之道”约束着他。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又是真理的化身，事业的旗帜。一旦违上，势必叛道。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虽然他恪守君臣之道的本份，小心翼翼地侍奉毛，却又无法按照传统的君臣之道行事，做一个“违上顺道”的忠臣。可以说，在共产集权制度下，是出不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臣的，即便象彭德怀那样进谏，也无法抗争到底，最后也还是违心认了罪。

至于应该怎样看周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的问题，恐怕其中既有保全自己的考虑，不愿意革命一辈子，最后落得晚节不保的下场；也有老成谋国，想留在权力圈中发挥作用的想法，用他自己的话是做革命的“弄潮儿”。在文革狂潮中，周在看出对毛的任何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但又不忍坐视国家陷入大乱之中而不管，所做出的一种选择。我和别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周的要害是不愿出局，他很害怕自己落得像彭、刘、林那样的下场；他想影响历史，以为自己能把握好局势，在大乱之中，为党和国家做一些事情。可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周选择留在权力圈内，就不得不跟着毛在文革中做了许多亏心的事。

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全家被杀与刺周有关？

问：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谭甫仁全家被杀，据传与未执行林彪下令炮打周的专机有关，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据我所知，谭甫仁被杀是昆明军区一个保卫科长干的。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位保卫科长被查出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准备要审查他，采取组织措施。结果走漏风声，他铤而走险，杀人泄愤。他是管保卫工作的，对军区大院里首长住地非常熟悉，枪法又准，在一个黑夜，下手得逞。事情发生后，引起中央的很大震动，周在不少场合的讲话中都提到这个案子。

问：书中谈到不知是谁挑起珍宝岛事件，从当时国内政治情况来看，毛泽东是不是在有意利用国际事件转移众人视线，扩大与苏联的矛盾？

高：当时国内局势还没有从文革大乱中稳定下来，各地两派打得一塌糊涂，难于收场。但我是历史学者，要根据事实说话。到目前为止，没有史料证明这是毛为了安内而有意挑□。究竟是谁打的第一枪，我采访过乔冠华，当时他是外交部副部长，参与中苏谈判的中方团长，他也搞不清楚。

不过，如果把这个事件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就不难看出实际上是偶然中的必然。毛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中苏关系从六十年代初的意识形态争论，文革期间已经发展到两国交恶，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擦枪走火。在三月间珍宝岛事件中，苏联方面吃了亏，但是到了八月，苏联方面在新疆打埋伏，围歼了中国一个加强排的巡逻队。中苏战争已经处在一触即发状态。不过，周当时确实曾利用中苏之间紧张局势，趁势收拾文革乱局，要求各地停止派斗，一致对外。

林彪“一号命令”到底有没有鬼？

问：珍宝岛事件后，林彪“一号命令”后来成为他一大罪状，这个命令是林彪背着老毛发的吗？

高：林彪背了黑锅。关于一号命令的来龙去脉，最近网上登出一篇根据阎仲川回忆写的文章。阎当时是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是从广州军区调上来的，与林彪、黄永胜关系密切。他把事情经过说得很详细。当时形势非常紧张，苏联军方强硬派，比如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主张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消灭在萌芽状态。苏联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放风，试探美国人态度，甚至指派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直接找基辛格摸底。美国从他们的战略利益考虑，认为如果让苏联得手，对美国很不利，因此对苏联表示了强硬态度，声称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将采取核报复。美国方面这种异乎寻常的强硬态度，让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大的战祸。

当时中国的领导层，特别是毛也意识到形势严重，亲自在二十年国庆口号中加了一条，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防止核大战。林彪一号命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出的。根据毛对形势的判断，林彪下部队视察，并发出了军队加强战备的电话指示。总参作战部根据林彪口述的四条，起草了一份通报，要求全军贯彻执行。问题出在通报没有按照总参作战部的文件编号，而是把标题改为“林副主席一号命令”。这本来是下面干的事情，却给林彪添了麻烦。九大后，毛、林关系已经不大正常，毛对林彪处处提防，这件事更加深了对林彪的疑忌。应该说，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发出这样的指示并没有越权，事后也报送了毛。据汪东兴说，毛看后说：很好，烧掉。

至于战备疏散，把众多党内元老赶出北京，实际上和林彪一号命令没有直接关系，是当时政治局根据毛对形势的判断而做出的决定，不仅党内元老被疏散，毛、林也离开了北京。当时毛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只有周带领黄永胜等人留守在北京西山军委前指。党内军中元老们的疏散是周交代汪东兴办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老干部对他们在战备疏散中被扫地出门气很大，刘少奇和陶铸也死于疏散之中，需要找个替罪羊，于是把账算在林彪身上，让他背黑锅。

问：高先生的书并未发现新的可以证明林彪参与策划谋害毛的可信证据，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看过571工程纪要。571工程纪要似乎不是出自于林彪的思想，林跟毛打天下，几十年来可以说只有毛对不起林，没有林对不起毛的地方。我觉得林彪不至于走到搞政变去推翻毛的地步，而是林立果这些少壮派军官干的。还有就是关于“林彪手令”，我看了许多资料，说林彪手下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见过这条手令，审判时手令似乎也没有拿出来？

高：关于林彪是否参与策划谋害毛，是否看过571工程纪要，我在书中并没有提供新的材料。关于林彪事件，我这本书的独到之处，是披露了毛、林交恶来龙去脉，提供了新的研究史料。九大后，文革运动告一段落，今后怎么搞，毛、林两人在指导思想上有不同看法。毛要搞继续革命，林彪想抓经济建设。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思想，起草了九大政治报告的初稿，标题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报告胎死腹中，原因是毛不同意，暴露了毛、林之间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周在这个问题上是支持林彪的，因为符合他的一贯想法。但是，毛发了大脾气，严厉批评陈伯达以后，林彪和周都不吭声了。林彪对此非常不高兴，九大报告虽署了他的名字，林彪上台前一遍都没有看过，把报告念得磕磕巴巴。

毛、林两人除了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外，还有就是权力之争。目前海内外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林彪、江青两派在九大后争权夺利，实际上是毛有意在背后挑。九大后，毛对林彪的戒心越来越大，感到尾大不掉，开始动脑筋削弱林彪的权势。毛采取的步骤是有意识地抬举张春桥，造成与林彪争锋的局面。据胡乔木说，九大之后林彪在苏州养病，毛带张春桥去看林彪。毛劈头盖脸就说，我的年纪大了，你的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你看小张这个人怎么样？两人这次谈话非常不投机，不欢而散，由此结下心结。这让林彪感到非常紧张，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不保，为此展开了反制行动。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在书中披露了与大陆官方完全不同的说法。根据当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吴法宪回忆，汪东兴从武汉回来传达毛是这样讲的，要设主席的话，看来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毛在这里实际上是虚晃一枪，试探林彪态度。林彪身边本来就有叶群在一旁撺掇，而他自己也正为毛流露出换接班人的打算弄得惶惶不安，所以想利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试探毛对他的态度，巩固和扞卫自己的接班人地位。这才是毛、林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过招的表里文章。不明了这一点，就会雾里看花，无法理解对毛、林在庐山会议上的翻脸。

还有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突然袭击”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对世人撒的弥天大谎。事实上，林彪的讲话事先经过毛的同意，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讲的。在庐山会议开幕前，毛和林彪两人在小休息室里关起门来谈话，林彪向毛表示他准备讲话，批评张春桥反对提“天才”的问题。毛不仅同意，而且还告诉林彪这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只是让林彪不要点名。

我查过林彪讲话原始记录，他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当然，林彪也搞了小动作。毛发现林彪的讲话大受欢迎，党内文革派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危及自己的根基，于是展开反击，与林彪闹翻。只有把这些内情摆出来，才能理解林彪在庐山会议后为什么愤愤不平，拒不检讨。

林彪是否策划谋害毛的问题，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悬案，既不能坐实，也不能完全否认，因为毕竟有许多揭发交代材料，不能说都是逼供信搞出来的。至于这位先生认为571工程纪要，连思想都不是出自于林彪，对此我持有不同意见。林彪虽然未必看过这份东西，但文中主要思想却显然来自林彪。像林立果这样少壮派军人即便再有反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入木三分，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能有的那种感觉来。

林彪虽说平日沉默寡言，不大过问家事，但在大事上是要由他来拿主意的。这是林彪的个性和在政治上的地位所决定的。谋害毛此举非同小可，如果没有林彪点头，至少是默许，林立果是决然不敢轻举妄动，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人的性命开玩笑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理，历史真相还有待于知情人和专家学者的共同挖掘廓清。

问：邓小平说，假如没有周恩来，文革也不会拖这么久，到底该怎么看？假如没有周，文革又会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假设一下？

高：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应该说，邓评周的两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把周在文革中的历史功过客观地摆了出来：如果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如果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这是当年邓在党内总结文革教训时说的，点出了周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文革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文革的补救者。这两种角色互相矛盾渗透，相反相成。作为执行者，周要对帮助毛发动文革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灾难，避免了大崩溃。作为文革补救者，周对文革的狂暴，毛的极端虽作了某种限制，却无力回天，客观上延长了文革的灾难。

至于没有周文革会怎么样，也可能结果会好一些，也可能会更糟。鲁迅打过一个比喻，说看到车子要倒了，有三种态度：第一种人拼命用身子去扛，最后车子还是倒了。第二种人，看到车子要倒，他不管，等车子倒了以后再帮着扶起来。第三种人，看到车子要倒了，上去狠狠踹一脚。周就是第一种人，他在文革中的作为究竟是正面作用大，还是负面作用大，恐怕是因人而异，屁股决定脑袋，看法截然不同。

如果周恩来当了中国第一把手

问：您认为如果毛死在周的前面，周有无勇气接过第一把手的位置，如果有，他将如何作为？

高：周在历史上有几次当党内军中一把手的机会，但他都没有做。一次是在三十年代在纠正党内立三路线时，还有一次是在遵义会议后。周比较喜欢处在掌握操作实际工作的位置，从旁帮助一把手领导全局。这是周的个性气质使然。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是以张良、诸葛亮自勉，辅佐雄主，成就历史大业。周在参观张良故居、诸葛亮祠堂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是当助手的，而不是挂帅的。

林彪事件后，毛在精神上受到重创，大病一场，在1972年初，突然昏了过去，人事不醒。周当时正在开会，听到消息后非常紧张，到了毛游泳池住地以后半天下不来车，大小便失禁（李志绥的说法）。周这样失态，是和多年来为臣之道的心态有关，再加上事出突然，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深感责任重大。所以当毛在病中交权时，周诚惶诚恐，难以从命。在毛病情稳定之后，周马上又通过张耀祠传话，表示还是要在主席领导下工作。周这样做，也有深知毛嗜权如命的秉性，不想犯忌。

毛如果真死在周的前面，那就另当别论了。那时恐怕是形势比人强，周也会当仁不让。我想根据周的为人之道，再加上对毛的忠君情结，在毛之后，大概不会采取断然措施抓“四人帮”，弯子也不会转的那么急。但是，周势必要解决中国是继续走文革之路，还是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这是无可回避的。我个人认为以周的治国理念，周会运用他在党内外的声望，运用他个人的政治手段，采取迂回缓进的办法，完成这个转变的。

问：是否可以说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从来都得“如履薄冰”？从文革毛倒刘，到后来倒林，周是否看到作为毛的二把手都没有好下场，而甘心做第三把手？

高：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没有好下场，主要是在中共建国以后，在此之前倒不存在这种情况，尽管党内斗争也十分残酷。这固然与毛嗜权如命的品质分不开，但更主要的还是政治体制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只能上，不能下，一旦成为接班人，就没有了退路，下场不是阶下囚，就是死于非命，尤其是在毛时代。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刘少奇被打倒后，想带着老婆孩子回家务农，林彪在和毛闹翻后，也曾想回家养老，不问政事，但是都不可得。

邓时代的党内斗争有所缓和，不再象毛时代那样严酷，但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没有好下场。胡背着黑锅，抑郁而死，赵至今还在囚禁之中。中国政治制度本身有问题，缺乏西方政治制度下当政者可以全身而退的文明。

周一直处在中共领导核心圈中，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他深知毛的为人和党内斗争的凶险残酷，再加上他为人的个性，所以有意避开旋涡，表白自己不是“挂帅”的，甘愿做助手，“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周语）。但是，这不以周的意志为转移。林彪事件后，他被历史推上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由此大祸临头，经历了晚年最难过的一段时间，在忧惧中度日，最后抑郁而终。

问：要是毛岸英韩战不死的话，是否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高：这又是一个假设。（众人笑）不错，毛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解决接班人问题，但除此之外还有制度因素。可以说文革是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毛个人意志相结合的怪胎。毛对毛岸英是很看重的，有意把他放到下面，精心培养，为日后接班积累本钱。如果他不死的话，毛很可能把班交给他，即便名义上不是，至少也是实际上掌握大权，成为毛家天下。

那么，毛是否就不会发动文革，中国老百姓就因此免受文革之苦？我看不一定，情况也可能更糟。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岸英为人个性很强，喜欢表现自己，在朝鲜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他当时不过是个随从身份，却在司令部会议上喧宾夺主，滔滔不绝。这样的人如果掌了权，中国老百姓处境却可能更悲惨，恰如今日金正日统治下的北朝鲜。

档案“保密”等级以涉及领袖负面形象划分

问：您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曾为官方编写周恩来传，官方会给你提供所有真实的原件吗？

高：大陆的档案管理制度一直是十分严格的。历史档案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利用，而是为了保管，控制得很严，特别是涉及到中共领导人的，更是慎之又慎。

大体上说，大陆目前有三大档案馆，一个是中央档案馆，负责管理中共中央和党政各部门的档案，包括中共建国前的所有文电档案。这是最大的一个。另一个是南京第二档案馆，主要是管理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时期的档案。还有就是军委档案馆，自成系统，主要保管有关军队工作和军史方面的文电档案，归军委办公厅领导。各省市还有自己的档案馆。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常处理的文电，由此形成的档案，首先是由中办秘书局存档保管，中央党政各部委的则由自己存档保管。大约十年之后移交中央档案馆。大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档案公布制度。当年主管党史研究的胡乔木曾考虑搞一个档案解密制度，准备三十年后公布。但是六四后便不再提了，比以前更加从严控制。

我原来所在的文献研究室，是负责编辑出版中共领袖人物的着作、传记、年谱的官方权威机构，所以中央档案馆对其还比较开放，一般来说还能够尽量满足研究工作中的需要。不过在单位内部，阅读档案的制度还是很严格的，严格按照级别、专题研究来阅读。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只能接触一般档案原件，处一级可以阅读的档案等级就高一些，局一级就更高一些。总之，级别越高，能够阅读档案的范围就越大。

所谓档案的“保密”等级，说到底是以涉及到中共领袖人物的负面形象来划分的，比如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的指责批评等都是属于高密级的档案。文革期间的档案更是如此。我那时是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后来又是室务委员，担任过文革编辑组的负责人，档案的阅读范围比一般人要多一些，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看到。不过，我还是利用上面交办任务的机会，接触了不少档案，其中有不少是专门打了报告，上面特批后才看到的。

问：文革期间，周不是不能看到中国正在走向一条自我毁灭道路，他是否在某些时候，对国难、人民的痛苦表现出沉痛心情，对整个局势表现出忧心忡忡，还是他一直三缄其口，永远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看法？

高：周在文革中眼见整个国家陷入大乱之中，内心痛苦和矛盾不时流露出来。这是他与毛、江一类人不同之处，我在书中反映了这一点。周在文革中的内心矛盾之处在于：既为“保持晚节”的心态所困，在政治上要跟着毛走，又不忍坐视国家陷入动乱不管，而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他所佩戴的那枚毛像章就是这种内心矛盾冲突的外在表现，像章一边是毛的头像，另一边是“为人民服务”。

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毛是文革灾难的制造者，既然要跟着毛走，就无法解民于倒悬，脱离苦海。而且周本身就是这种政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无法既忠于毛，又爱民，因此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一方面，他看到陕北老区老百姓生活困苦而落泪；另一方面，却又不敢向毛大胆进言，结束文革，抓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他在林彪事件后的嚎啕大哭，就是这种无奈心情的一种表露。

我理解这位先生对周同情理解的心情，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还在于透过周氏晚年处境和性格的扭曲，认识到中国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改造国民性，除去臣民心态，培养公民社会的健全人格。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要从自己做起，讲真话，拒绝说谎，或者像周那样说“违心之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族悲剧的重演。

若大陆解禁愿捐此书稿费成立促进知情权基金

高：听众递来条子，我念一下：“文谦家兄，……兄借职务之便，掌握大量档案资料，当然便于着书立说，这些东西不是私产，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价值一万、十万、百万、千万，算得清吗？而兄在异国他乡私自占有随意运用，合适吗？”

中国老百姓是中国的主人，有权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文革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老百姓吃了那么多苦，事情也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大陆官方却还是极力掩盖封锁文革历史的真相。我写书只不过是还原本就属于人民的知情权。

这位先生以为我写书发了大财，成了富翁。这位先生显然是个外行，不大了解海外中文市场。我这本书虽然在海外热卖，读者却主要在大陆。说句实在话，我写这本书所获得一点微薄收入，远不够我几年来所投入的劳动成本。这些年来我一直是靠妻子为生。至于这点微薄的所得，我准备用来再生产，写一部文革史，告诉国人历史浩劫的真相。现在我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成了禁书。我想拜托这位先生一件事，希望能说服中国政府，把这本书解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将非常感激，把在中国大陆所得的全部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一个基金会，促进还国民知情权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