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伟微讲坛| 从褚时健到褚健：悲剧的个人，暧昧的时代

春暖花开

浙大副校长褚健落马，反腐之胜还是改革之殇？

• 撰文 | 胡宏伟
  
  

他是褚健，原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他不是褚时健，那位原云南烟草大王、1997年因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84岁时重出江湖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又很倒霉地被王石女友田朴珺追捧而不得不再次出名的褚时健。

然而他和他的命运颇有几分神似：褚健同样以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贪污罪被逮捕；褚时健当年入狱引发过巨大的争议和同情，今天，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数十位浙大教授、800余人签名为褚健取保候审作保。（回复20140905即可取阅富贵门往期文章《“拯救”落马副校长褚健，800“浙大人”集体自请当保人》）

我没有见过褚健，但通过好朋友吴晓波，早已了解此人。1993年，著名财经作家、当时和我同为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的晓波采写了《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吗？》的通讯，被国内各大报广泛转载。于是我知道，1993年，年仅30岁的褚健即晋升为浙大教授，次年又成为博士生导师；5年后被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再6年后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也就是在他30岁那年，“褚健毅然决定下海创办一家高科技企业”。无疑，褚健曾经是卓尔不群的青年才俊，进而因才俊成为有钱的老板。

的确，不少人因为褚健的落马兴奋不已。因为你是堂堂浙江大学的副校长，你是大官，大官贪腐落马能不鼓掌？由于1998年的四校合并，新浙江大学“被迫”成了我这个原杭州大学的毕业生的母校。新浙江大学真的很大，中国式的大学副校长亦真的是蛮大的官，但且慢鼓掌，褚健的被捕其实与他是浙江大学副校长没啥关系。从目前浙江省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显示：检方查明褚健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要发生在2005年之前，即褚健担任副校长之前，并未查出其利用副校长身份贪污、侵占、挪用等情况。

和你是大官无关，但你总是有钱人吧？有钱人出了事儿也足够让人兴奋的。没错，褚健肯定是有钱人，数千万，也许上亿。有没有钱那是人家的事情，与我们作为公民有关的应该是，褚健这个有钱人的钱来路有没有问题。褚健是与浙江大学有复杂关系的中控系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检方查明褚健的主要犯罪事实，大部分和中控系有关，在企业间股权转让时涉嫌低价受让、侵吞等，时间集中在褚健担任副校长之前的1999年至2005年。既然中控系企业与浙江大学有复杂关系，那么你牵涉到的就可能是侵吞国有资产。在中国，官家侵吞私有财产是件事儿但大概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私人“侵吞”了官家的财产，那就一定是大事，是性质恶劣的很大的事。

褚健所谓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均发生于2003年前后，即数十位浙大教授、800余人签名为褚健取保候审作保声明中所称，“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进行产学研结合、大学教师创业初期的事情”。

言及此，就不能不说到1990年代中后期至2004年，中国企业界风云激荡的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主题的产权清晰化运动。

中国第一轮的邓氏改革有三个最为关键的突破点：从产品经济嬗变为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嬗变为市场经济；从“一大二公”嬗变为公有制经济与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共生互融。产权的明晰以及对私有财产的法律化保护，是任何真正意义市场经济的试金石，反之，必是伪市场经济。这一重大命题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得以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进大会报告，并载入1999年修改后的国家宪法。邓氏改革时期中国最为重要的底层突破，就是崛起了以“开放”为特质的珠三角模式、以乡镇集体企业为特质的苏南模式，和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产权彻底清晰为特质，争议最为剧烈广泛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滋长于浙江，决定了浙江在1990年代中后期至2004年席卷全国的那场产权清晰化运动中起步最早、推进最为迅猛。

我在2008年撰写的《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一书中，曾记录了这场产权清晰化运动最经典的两则“浙江故事”。

——万民状告镇政府的“壶镇事件”。壶镇地处浙江中部丽水地区缙云县，传统工商业小有名气，号称浙南四大集镇之一。1994年，镇上出了个被当地官员们视为“疯子”加“钉子”的刁民卢周喜，从这年起，他作为该镇团结村等18个村万余农民推选的代表，怀揣摁满血红手印的控诉信和16万元的告状集资款，100多次到县城，80多次到地区，40多次到杭州，3次到北京，不停地奔走，不停地诉说，唯一的目的就是讨一个说法：我们农民集体所有的企业，乡镇政府到底有没有权利擅自转让、拍卖？

由于“壶镇事件”所涉及的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变革深层问题的敏感性和典型性，引起了高层的密切关注和干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万学远、副省长刘锡荣均作出专门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员前来浙江调查，新华社也采写了长篇内参，央视“焦点访谈”专题报道。1996年，针对“壶镇事件”以及面上显现出的各类问题，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文件，决定对全省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制“不走回头路，但必须回头看”。

——风云人物“陈银儿事件”。陈银儿时任宁波市鄞县邱隘镇邱二村党委书记、中共十四大代表，是享誉全国的乡村工业领头人，一度与北方的禹作敏并称为“北有大邱庄，南有邱二村”。1994年，陈银儿已经领导着一个巨大的村办企业——引发集团，下属42家企业，年销售额达12亿元。这年底，作为宁波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试点，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引发开始产权重组。头脑灵光的陈银儿为自己设计了这样一种“空降式”的低成本改制捷径：他与另外6位公司高管新成立了一家银大公司，陈本人占51%股份，再由银大公司向银行贷款2000万元，购买引发集团51%的股份，最终控股引发集团。

整个过程从开始操作到干净利落地完成只花了15天时间。陈银儿认为自己的大胆之举是安全的，因为引发模式在宁波市并非首例。此前，相距不远的当地一家著名服装企业已经通过同样方式完成了改制。

心存侥幸的陈银儿还是“出事”了。正因为此次改制，他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最终以挪用改制公款和行贿罪双罪并罚，1997年被判有期徒刑6年。1999年7月，曾经力主查办陈银儿的宁波市主要官员因贪污罪落马，陈银儿也随之提前获释出狱。很久以后，回想当年的产权改制往事，这个开始变得沉默的男人终于深刻理解了这样一句话：“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么死去，要么免费。”

（从左至右：鲁冠球、冯根生、宗庆后）

作为产权清晰化运动最惊险的一跃，浙江乡镇集体企业私有化改制集中发生于1993年—1998年。浙江产权清晰化运动的第二波则是1996年—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具体方式有股份合作、兼并、破产、租赁、拍卖等多种形式，仅1998年，全省500多家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即以各种形式悉数退出。这一波浙江国有企业民营化中的全国性新闻事件，是中国青春宝集团创始人冯根生该不该通过改制持有价值300万元公司股份的所谓“冯根生难题”。与褚健有关的高等院校“响应国家号召进行产学研结合、大学教师创业”浪潮正是浙江产权清晰化运动的第三波，也是邓氏改革时期产权变革的尾声。

以浙江为重要发端的产权清晰化运动对中国经济乃至政治生态的走向意义极其深刻：没有产权的清晰，鲁冠球就不可能从宁围乡政府的怀里抱回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孩子，从而将万向集团推向纵横四海的巅峰；没有产权的清晰，娃哈哈很可能仍只是杭州市上城区国资局所辖的校办作坊，宗庆后绝不可能有勇气坚韧不拔地打造世界级饮料帝国，并创就了自己的中国首富；没有产权的清晰，民间财富力量的崛起必是一句空话，中国式市场经济亦将寸步难行，难言未来。

无论是乡镇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抑或是褚健们象牙塔里的风云变幻，致命的产权变革背后均贯穿着如下共性特征：方法与路径的暧昧、是与非边界点的含混以及必然带来的争议和后遗症。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兼之意识形态欲言又止的特有国情，决定了中国改革必须学会变通与游走，正如邓小平所言，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形下，以产权清晰化运动为例，与之相伴随的，是当年改革进程中制度与规则的不清晰。这种不清晰，必令改革领跑者背负其自身无法左右的巨大风险。我和吴晓波2001年撰写的《温州悬念》第一章的第一句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改革，有时是从违法开始的”。字字滴血，惊秫而真实。

我们无意也不必为褚健辩护，他的“罪”与“非罪”自有法律公断。我们更愿意在大历史的时空中还原本质意义的褚健：他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发生？意味着什么？梳理这些问号无疑是必要的。从褚时健到褚健，他们的悲剧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但肯定不应该是中国改革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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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宏伟，著名财经作家、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高级记者，长期致力于转型期中国政经领域的观察与研究。主要著作：《中国模范生》、《温州悬念》、《温州炒房团》、《非常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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