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陈丹青的十年：和一切保持距离 3

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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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前段时间，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院的成立，被外界称之为是一次对艺术家群体的“招安”，这让人感觉当代艺术是一个纸老虎，极其容易地就和体制言和了。你认为的当代艺术和体制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当代艺术对社会的贡献应该在什么地方？

陈丹青：那天的成立大会，领导们都拿份稿子照着念，一点不“当代”，我出于开开玩笑的意思，说了“招安”二字，不料当场伤害不少前卫好汉，真是抱歉。我知道，“招安”一词其实即不准确，也早过时了，“朝廷”与“江湖”是宋代的故事，距今一千多年。六十年来我们这里没有真的江湖。八五运动是在体制内发起的，日后在体制外不断繁衍的空间也全赖体制默认，甚至纵容，不然要收拾干净非常容易。

认真说，这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而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我不关心“当代艺术”这类字眼，它会使我们误会中国真的有了当代艺术，就像误会中国出现了“公民”。平心而论，过去二十年，中国式的当代艺术有效拓展了表达的方式与空间，它和时尚业、流行文化、超女超男之类一样，使社会相对多样、宽容、有趣，缓缓进入和平演变，它甚至有限触动了体制内的权力意识，带动部分年轻官员相对开明、开放。它或许是纸老虎，但毕竟长一副老虎的凶相，并不是绵羊。它与体制的关系只能是目前我们看见的那样，混在一起玩玩，彼此利用，彼此涂抹，分享一些好处。我们需要时间，别指望它会像欧美国家那般自由而独立。

再说，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渴望得到承认，在中国，目前被承认的方式只能来自所谓“体制”，此外哪有任何足够权威的机构承认艺术家？除了你们媒体，弄些奖项，闹点气氛，但别忘了，媒体绝对属于体制。总之，主要的变化来自体制，当代英雄的分庭抗礼原是部分假象，现在他们进入体制，回到本来的出处，不必诧怪。

反正“招安”一词不适用，我真的是在开玩笑。要知道，欧美国家的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整套体制。毕加索说：一旦艺术被承认，就不值一钱。在他们那里，是政府与国家巴结毕加索，希望得到他的承认——在目前的中国，我想，只有艾未未与韩寒绝对不会与体制玩耍，此所以他们是孤例，此也所以他们是未未，是韩寒。

南方都市报：艺术家似乎只有介入公共事务，他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舆论领袖，比如你、艾未未、吴冠中，无不是如此。公众对艺术家的期待似乎艺术家不应该只待在画室，你认为这是“公众的期待”和“艺术家的理想”之间的差异吗？

陈丹青：我从未、也不可能“介入公共事物”，只是为招生的苦恼骂几句，被媒体渲染，社会听到了，如此而已。艺术家为什么要成为“社会的舆论领袖”？何况哪有真正的“舆论”或“民意”？哪份报纸、哪家电视台给过我们清晰的“舆论”？多少年来，我们早就“被舆论”了。我相信未未、韩寒都不是为了成为舆论领袖而说话，只是性格倔，不识时务，准确地说，他们是反舆论的人。

我看不出“社会”对这些家伙感兴趣：社会是指最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很清楚，除了无所不在的权势者，没有人可能真正介入并改变中国的所谓公共生活：这既是潜规则，也是尽人皆知的潜舆论。迄今发生的公共事件不过是这一主宰过程中的大麻烦和小波澜，并不是真的公共行为和民意结果。我不知道“公众”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居然期待“艺术家不应该只待在画室里”。我不相信有这回事，大街上哪个“公众”真有兴趣知道艺术家吗？

就算公众居然期待艺术家来改变现状，那是大不幸。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家曾被赋予太多社会期待，作家们会收到无数冤假错案的申诉信，现在情况应该变了吧：从好的一面说，各行各业基本落实了职业归属，民间种种问题开始进入职业律师和相应社会角色（包括部分官员）的职权范围（虽然维权律师的介入挫折重重）；从坏的一面说，今天一个文艺人远不如三十年前的社会影响，那时，一个作家真的能够起到今天的文艺家休想起到的道德作用，甚至直接影响现实。未未、韩寒的出现是今日社会的畸形，畸形到居然想要推举韩寒当市长，这不是好消息，而是社会有病，病得很重。

但艺术家的可能性，在这当口，被豁然打开：并非他要“介入社会”，而是，社会问题成为紧迫而生动的题材，而社会，在艺术家那里忽然听见意外的回声。我们总会提起当年的左拉，他就是一个意外，当市长、法官、军人难以被信任时，左拉展示了他的能量。他决不是要成为“舆论领袖”，相反，他和舆论斗争：当时所有舆论都对他不利，但他遭遇了一个被迫害的人，也就是说，一个难以拒绝的题材，作为作家，他要进入并解决这题材。

艾未未前年为杨佳叫喊的动机和左拉近似。当然，案情与结局完全不同，因为社会完全不同。未未的困境比左拉绝望得多，但他竭尽全力攻击舆论：在我们这里，谁真正占有舆论，大家都知道。

南方都市报：艾未未近年来不断介入社会事件，尽管获得了声援与支持，但是他的艺术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艾未未做了什么作品，也不大为人所知了，这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自我牺牲？

陈丹青：当你说“艺术家某某介入社会事件”，你已假定艺术家不该介入社会事件，但左拉，一个小说家，确实介入社会，并发生奇异的作用；当你说“艺术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意思是艺术家应该只是艺术家，但我告诉你，未未一点不在乎，甚至厌恶身份；当你说未未的作品“不大为人所知”，可能是真的，艺术在中国的社会空间远远还没生根、展开；当你说这是一种“自我牺牲”，我告诉你：未未要的就是这种“牺牲”，他以这“牺牲”嘲笑并超越“艺术家”，同时证明，什么才是艺术家的能量：这种能量来自“人”，如果这个“人”正巧是艺术家，那么，这种表达方式会更有个性与人性的力量。他为汶川的死孩子建立姓名档案，与他的《童话》异曲同工，是更为广大而自然的拓展，是他的创作的一部分。去年十月，他以数千枚中国孩子的书包包裹展厅的外墙，十分壮观，这种渲染的方式只会来自艺术家，社会工作者、维权律师再善良，再正义，也想不出这样的方式。

当然，这一大规模的装置目前只能出现在欧洲人为未未提供的场所，不可能在这里被允许。但我们不是要走向世界吗？不是要在世界范围确立话语权，甚至软实力吗？政府应该感谢未未：目前我们拿得出什么像样的话语足以感动世界吗？人家除了看你GPT，还要看你怎样对待性命，看你以什么方式对待性命：未未拿出了他的生命观。这才是真的话语，这才是真的软实力。一个艾未未，一小群义工，居然让法庭和警察不安，这不是软实力是什么？

南方都市报：据我所知，有人批驳艾未未是打着艺术的幌子做非艺术的事情，他甚至还被某些批评家从艺术家行列里“开除”，对此你怎么看？

陈丹青：太荒谬了。什么叫做“非艺术的事情”？什么叫做“艺术家行列”？见鬼去吧！一群虫蛆。

南方都市报：在谈到安迪沃霍时，你认为他的书中无所不在的自由与诚实，是对于自以为进入现代生活的中国都市读者们，可能正当其时。依你看来，我们似乎处于“自由”与“诚实”的双重短缺的危机中。以当代艺术为例，你认为短缺危机下的致命伤在哪里？

陈丹青：不自由的人，一定不诚实；不诚实的人，一定不会自由。我不在乎“当代艺术”，我只是亲眼目击一个个不诚实的艺术家自以为很自由，一个个不自由的艺术家，根本不在乎诚实不诚实。

南方都市报：你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愤怒？

陈丹青：为太多无法表达的愤怒，为这些愤怒最后只能是愤怒，我感到愤怒。有时我为自己必须克制这廉价的情绪，也会愤怒……此所以我不能成为公民，合格的公民不该是愤怒的，他被赋予权力，摆脱愤怒。

南方都市报：你自2000年回国后，历经辞职风波和出书高潮，请谈谈你在新世纪的这个10年。

陈丹青：正好是我回国的10年——我辞职时很平静，风波起于媒体；我每出一本书，不过是当年书市的几万分之一。10年过去了，我看见了我所看见的，此外没什么。

南方都市报：最后一个问题。你有理想吗？

陈丹青：没有理想，但有梦——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