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阴霾下的穆斯林移民困境

小裁缝

本期报道和节目由《欧洲华语广播电台》《法国侨报 》、《法国侨网》联合报道(作者 文心）：

事件回顾

法国时间11月13日晚，巴黎遭遇多起枪击与自杀性袭击事件。这些恐怖袭击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枪手在巴黎11区的小柬埔寨餐厅（LePetit Cambodge）使用自动步枪向人开火；而一公里之外位于伏尔泰大街上的巴塔克兰剧院（Le Bataclan）内，美国摇滚乐队的表演戛然而止，突然闯入的恐怖分子劫持十数名人质，并在警察强攻中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巴黎北郊的法兰西体育场（Stade deFrance）附近也发生自杀性爆炸，此时体育馆内正进行着德法足球赛，总统奥朗德也在观众席上 ……截止目前，法国媒体方面确认的死亡人数为129人，受伤民众300多人，其中重伤者近百。法国总统奥朗德在13日晚间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état d’urgence），全面关闭边境和巴黎部分市内交通，增派上千警力保障城市安全。自1955年相关法令颁布以来，法国本土共经历过两次“紧急状态”，上一次发生在2005年秋的“郊区骚乱”事件中，期间包括法兰西岛（Île-de-France）在内的25个省都实施了宵禁。而法国政府决定以同样的举措应对此次恐怖袭击，足见其势态之严重。

恐怖袭击似乎让巴黎全城陷入恐惧、悲伤和愤怒。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寻人信息，人们用各种通讯方式奔走相告、互报平安；各方媒体在第一时间追踪报道，然而不同信息源之间频繁的出入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象现场状况的混乱，甚至在华人微信朋友圈内也出现了至今仍未得到证实、疑似谣言的“华人人质被处决”的消息，并在瞬间被大量转发，引起一片哗然；在法国媒体镜头下，袭击事件的幸存者们面容憔悴、一脸错愕，哽咽着甚至是语无伦次地试图还原惨剧始末……毕竟，巴黎才刚刚从今年年初《查理周刊》报社遇袭的血腥泥沼中回到其所谓“浪漫时尚之都”的正常生活轨道，人们还未曾来得及放下手中高举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标语牌，又必须再一次直面圣战组织伊斯兰国（ISIS）血淋淋的声讨。

恐怖主义阴霾：“外来的潜在的恐怖分子”？

然而，与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相关的恐怖主义阴霾从未远离这片土地。年纪稍长的法国人不会忘记1995年的7月25日。就在巴黎市中心B线的圣米歇尔（Saint-Michel）站，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Groupe islamiquearméalgérien）的两名恐怖分子在高峰期熙熙攘攘的站台里引爆列车 ，造成8死117伤。次年冬，同样的血案在B线皇家港口（Port-Royal）站再次上演，造成4死91伤的惨剧。2012年3月，年仅23岁的穆罕默德•梅拉在法国南方城市图卢兹（Toulouse）和蒙托邦（ Montauban）连续展开三次杀戮，这名阿尔及利亚裔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将目标瞄准了军人和犹太学校的师生，最终在其住所被围攻的警察击毙。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法国媒体再次将穆罕默德•梅拉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有关他身世的回顾报道层出不穷，人们试图从他的个人经历的细枝末节中找出蛛丝马迹，来回答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在法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移民后代、一个在共和国学校接受“自由、平等、博爱”教育的法国年轻人会去信奉伊斯兰极端主义教义、自愿加入圣战组织、并最终走上恐怖袭击这条泯灭人性的道路？法国社会怎么了？法国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又面临怎样的困境？

回到昨天发生的恐怖袭击。目击者称，恐怖分子在袭击时高呼“真主伟大”、“为了叙利亚”，这无疑又触动了法国社会穆斯林移民融入问题这一敏感神经。要知道，穆罕默德•梅拉和《查理周刊》的袭击者都来自穆斯林移民家庭，与这次的恐怖分子一样，也以真主之名发动恐怖袭击。不同的是，前者针对的是军队军人和报社记者这些恐怖分子眼中所谓的“国家权力的维护者与代言人”，或是犹太教这一“宗教异端”群体，而昨天发生的恐怖袭击则是对出现在某一地点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发动的无差别攻击。时空似乎一夜间回到了九十年代的无差别袭击浪潮，这样的事件无疑会让更广泛的民众陷入恐慌——因为只要不幸地出现在“不对”的地点，那么下一个受害者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

也许是恐惧和愤怒的力量让主张“追究责任”的言论在第一时间获得了追随者，问责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华人社交网络平台上不乏一些简单粗暴的归因论点。比如，是因为难民潮，大量“潜在的恐怖分子”才得以入境——这也是拒绝接收安置难民的绝佳理由。这个论调与极右派反移民的主张不谋而合。事实上，有些新闻观察评论员也担忧这次恐怖袭击会在法国社会中掀起新一轮“仇视穆斯林”声浪，以至于主流穆斯林宗教领袖需要像在“查理事件”中那样纷纷站出来声讨ISIS、撇清主流穆斯林群体与它的关系，并极其“政治正确”地强调自身的“法国公民”身份。然而，越是恐惧惊慌，越是应当借助理性的力量，通过梳理问题的脉络，将自己从恐惧或排斥的情绪中解放出来。要理解法国今天所面临的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袭击困境，我们可以首先回到法国社会内部，关注穆斯林后代信仰极端化（radicalisation）——即在国民内部出现“圣战因子”——和反穆斯林移民情绪背后的移民融入机制问题。

“政教分离”下的穆斯林移民潮

穆斯林群体在法国的近代移民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但大规模的穆斯林移民始于二战结束后的黄金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在1945至1975这三十年期间，法国经济迅速成长，步入城市化进程，并充分完善了社会福利体系。由于战后重建需要起用大量的劳动力，也为了应对战争遗留的人口负增长问题，法国从前殖民地国家招募了大批劳工，也是在这一时期，北非穆斯林移民取代南欧移民成为在法国生活的最大移民群体。仅阿尔及利亚移民，就从1954年的211000人增长为1975年的710000人，一跃成为排在葡萄牙移民之后的法国第二大移民输入群体。可惜好景不长，70年代法国遭遇经济危机，失业率的增长激发了对工作岗位和社会福利分割的争夺，引发本土居民的排外情绪。政府移民政策也因此由鼓励转为紧缩限制，表现为颁布禁止招募外来工的法令并用金钱补贴为诱饵鼓励已定居法国的移民回到原籍地。如果为这一代移民笼统地画一幅肖像，我们会看到一个背井离乡的北非穆斯林青壮年男性，他只身来到法国打拼，用汗水换来了经济腾飞，好不容易在异乡的土地安家——若不是因为还怀有一丝对故土的怀念，谁会愿意在这时候回国呢？这也是为什么鼓励回乡政策收效甚微。这一时期，“家庭团聚移民”和政治避难成了唯一的移民途径，早期劳工们的父母妻儿开始举家移居法国，他们的子女——甚至是子女的子女——在法国出生长大，成为接受法国学校教育的法国公民，并逐步成长为法国社会，特别是像巴黎这样的大都市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然而，不折不扣的法国公民身份并没有帮助他们摘下身上的“穆斯林”标签。这与法国社会的移民融入机制息息相关。在《我是查理，他们是谁？——当共和遭遇伊斯兰》一文中，作者谈到法国社会和政府“认为移民成为法国公民的前提，自然是要求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文化”。那么，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何为法国社会文化”？谁又有权力来定义“正统法国文化”的标准？在缺乏美国那种多元文化共存的环境下，伊斯兰文化作为欧洲大陆之异文化，它的“文化融入”之路注定是坎坷的。

1905年法国通过《教堂和国家分离法案》。根据“政教分离”政策，宗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不能干预政治。因此人人享有宗教自由，但宗教必须被保持在私人领域。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穆斯林妇女是否可以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或公立小学内是否应当安排清真食堂等问题会引发诸多社会讨论。宗教-文化的强烈身份认同与“政教分离”之共和国精神间的矛盾，无疑将穆斯林群体推向“融入”问题的风口浪尖。

住房隔离与社会流动的阻碍

穆斯林移民所面临的不仅是文化/宗教上的隔阂。事实上，为了迎接劳工移民并安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进城人口，法国政府从战后就开始大规模兴建住宅。“廉租房”（Habitaiton à loyer modéré）制度在五十年代中期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沿用至今。这些住房往往被规划在城市郊区的新城，劳工移民们纷纷在这里安家，而它廉价的租金（目前一般为市场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也逐渐吸引本土低收入人群入住。政府出台保障住房的利民措施本应无可厚非，但这一住房政策的最大隐患在于，在规划设计上，廉租房楼群是依高耸入云、大规模成片的住宅群形式建造而成，再加上修筑地通常远离市区，这就在各大城市的郊区人为地开辟出一片规模庞大的移民（多数为工人阶级）及本土低收入阶层人群聚居的既独立又封闭的空间。看过电影《饥饿游戏3》的观众也许对影片中那片后现代风格的建筑群留有印象，它的取景地便在巴黎东郊，这一片建筑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建筑风格与巴黎市中心的奥斯曼建筑大相近庭，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巴黎还有如此一面。它们是像本土汪洋中的一片孤岛，像中国“城中村”一样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却又自有其内在生存法则。

毋庸置疑的是，空间距离和住户阶层同质化带来了社会隔离（ségrégation）。试想，一个成长在这个环境中的小孩，除去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他得到的家庭传承、他日常所接触的左邻右舍、他交往的同辈伙伴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浸润在伊斯兰文化中。他们的在法国社会的位置是相当边缘化的，这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边缘（远离市中心），也更是文化/宗教（伊斯兰文化）和社会阶层层面上的边缘（下层阶级classespopulaires）。但学校教育与在法国出生的事实又让他们不像父辈一样对北非故土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法国社会学家、移民研究学者Sayad Abdelmalek就曾指出，这些移民后代的身上有一种“双重的缺失”（doubleabsence），因为他们既不完全在“此处”（ici，指出生长大的法国），又不完全在“那处”（là，指由亲缘关系连接的北非故土）。精神归属感的缺失和游移是这一代人区别于他们父辈显著的特征，也许也是他们容易被伊斯兰极端主义教义蛊惑的原因之一？

法国经济危机对这些移民劳工及其子女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们身处社会边缘又没有机会挣钱和改善自身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他所有群体一样，若是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的引导，可能会误入歧途，走上犯罪的道路。在法国社会中，对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歧视一直存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制度性的歧视，即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制定剥削某一群体利益的硬性政策，而是日常生活人与人互动中的对偏见和污名化（stigmate）的软性展示。例如在企业招聘中雇主因为个人对穆斯林的歧视而拒绝聘请这类求职者等。一句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话语、一个表达厌恶的神态……这样点滴的积累让群体间的矛盾固化。歧视也许来自于对未知文化的恐惧，加之法国媒体对郊区犯罪事件的大量曝光，移民聚居区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成了犯罪与治安差的代名词，2005年的郊区骚乱事件则让这种刻板印象更加深入人心，就连来巴黎玩的普通中国游客，也清楚地知道哪些郊区是“不能涉足之地”。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一种恶性循环，即大众越是认为郊区青年容易走向犯罪、越是乐意给郊区贴上“治安差”的标签，那么身处郊区、背负污名化的移民后代们就越是在就业与生活中遭遇软性歧视，越是感觉被排斥和走投无路，若无引导，也许就越有机会和冲动走上歧途……

学校教育之殇

谈到引导，当然不能不说学校教育。事实上，社会隔离也在学校教育领域得到体现，表现在某些街区中“穆斯林移民聚居区”周边本土中产阶级群体的逃离现象。法国的公立学校系统采用的是类似国内的“就近入学”的“学区制”，可以想象，一些公立学校如果位于移民群体聚居的街区，那么学校的生源也必然是这些移民家庭的孩子。出于对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歧视和恐惧，一些法国“本土”家长倾向于采取一些方法，尽量避免自己的孩子在这类学校入学，比如花更多的钱，让孩子上私立学校，或是索性搬离原本的街区。这种逃离毫无疑问地加深了不同群体间的隔阂。法国政府因此在八十年代出台了建立“教育优先区”（Zones d’éducation prioritaire）的政策，向一些所谓“需要帮助”的学校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但政策执行的结果却不容乐观，九十年代，法国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对这项政策作出大量的评估研究，许多结果显示，这一旨在推动“平等”的教育政策并未能消除埋藏在教育过程各个细节中的不平等，体现在中产阶级教师与底层移民家长的关系博弈中，体现在教师对学生低于一般水平的要求标准（因为他们“基础不好”）等等。学校不是远离社会的“桃花源”，而恰恰是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

如今，法国社会面临着一个新的危险现象，即大量土生土长的穆斯林移民后代被伊斯兰教极端组织蛊惑吸收，他们经过专业化的军事训练，“潜伏”在城市中，似乎随时可能引爆炸弹，对无辜的平民发动恐怖袭击。伴随着这个现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如何阻止ISIS等极端组织在网络传播恐怖主义思想、招募“圣战”青年？如何应对在法国监狱中逐渐蔓延的伊斯兰教极端化之风？在未知的恐慌中，部分民众将难民也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虽然伊斯兰国确实宣称会把恐怖分子安插在难民流中，但这种对难民的排斥也与对国土之内穆斯林移民群体的不信任不无关联。面对这样的尴尬困境，我们希望法国政府与民众可以寻求出解决之道，以“博爱”创造出更宽容多元的移民融入机制，以人道主义的姿态理性面对寻求庇护的难民潮。

xsyvo

强强强～～，太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