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爷爷 cmuzea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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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正月初十三时五十四分，敬爱的爷爷陈公友初大人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五周岁。我与爷爷从小朝夕相处，受他教化，爷爷最疼我，我也最挚爱爷爷。万分遗恨的是当我从外地赶到爷爷病床时，老人家已不能中国最好的白癜风医院说话。但他头脑是清醒的，他用眼睛盯着我，盯着，眼睛里闪烁些许泪花。没有半点因我不孝晚来看他的埋怨，而是充满着怜爱和冀托。此时此境，我已不能自己。作为他老人家唯一的孙子，我知道爷爷最想说什么。我拉着爷爷的手泪流满面地说：爷爷，您放心，您的愿望我一定会实现的。记得爷爷下葬的当天，风云异色，大雨倾盆。屋堂边不得不搭起棚子以守护亡灵和前来悼念的乡亲。冥冥不觉中，老天也是在含泪送别这位正直、善良、智慧的老人最后一程啊。下葬的那天是正月十二，也是我的农历生日。当在送葬队伍最前面打引路幡子的时候，我心中痛想：爷爷，我们真是生死相连啊！只是不孝孙今生有愧，未能尽心尽孝。来生，爷爷还是爷爷，孙儿还是孙儿，但我一定要比此生更勤奋，更努力，以充分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来改善家庭生活。回馈爷爷的天恩！   

　　民国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爷爷出生于县城一裁缝世家。曾祖陈公回生大人是县里有名的裁缝，据爷爷讲，他读了四册书暨九岁后便开始和曾祖父学习缝纫技艺。就一生的职业来说：爷爷是个地道的裁缝。但他善于学习，博闻强记。虽然只正而八经读了四册书，但他应该至少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怎么样能写能识一千五百字以上。他从事裁缝期间的帐目都是自己用毛笔字记的，我看过，基本没有错字和别字。也是有这样的努力和丰富的经历，因此在民国那个相对不以出身论谋生的年代，爷爷还在国民政府做过几年法警，知道《六法全书》。父亲说：爷爷穿警服的照片好威武、好帅气。只是在文革时，二姑怕“造反派”抄家时发现，不得以将照片销毁了。但我相信父亲的说法，我跟爷爷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是我家里唯一身高达一米七五的人。纵使到了八十多岁，他老人家也是身板挺直，一副玉树临风的样子。只是他的儿女大都继承的奶奶的基因，不是很高，这倒是个稍微遗憾的事。   

　　爷爷以他丰富的社会阅历、正直善良的品德深深影响并感动着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我觉得爷爷是社会学的博导。他也是方圆几十里内公认的“前通后通”的人。民国后，鉴于爷爷在缝纫界的影响力，他被选为县里高级缝纫社理事长。组织一百多个缝纫手工业者进行“大生产”活动。但由于在加入执政党问题上不太积极，特别是说了一些被认定“偏右”的话，被新政府停了薪水、撤了职、并动员至农村生活。对于这一际遇的变化，爷爷一直比较坦然。因为有门好手艺的缘故，纵使在“自然灾害”等非常时期，他也用一人之力将几个儿女养大成人，没有发生饿死的惨剧。对于文革中二姑言及“地主阶段的崽永远是地主阶级的崽，永世不得翻身”的流行观点，爷爷开导并断言：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因为自盘古开天地以来没有这种搞法。后来的形势大家都知道。在那个举国上下全民疯狂的年代、在那个消息绝对闭塞的乡间，一个农村老人能有这样的洞见和判断，我是真心为爷爷骄傲和自豪；我儿童成长的八十年代，由于刚开始改革开放，许多农民还有吃不饱饭的情况。特别是一遇年景不好，就有一些来自安徽、江西的农民兄弟来到老家乞讨。那时的灾民也大都是真灾民，一般也只讨点粮食给家里充饥。爷爷不会种田，他的粮食是他用工钱买来的，很不容易，但他都按家乡规矩给足四两米，从不打折扣。记忆中爷爷做裁缝一直做到七十六岁。后来因为人们都习惯于买衣服，除老人衣服外，纵始像他这样的大裁缝，也基本下岗了。没有“上门工”可做了。由于乡下经济不发达，所以爷爷的陈年老帐有好几大本，总债权在当时也不算小。但在我回去给爷爷做八十大寿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帐本不见了。我问及他，他说都烧了。给我的解释是想向民国时老家六角溪最大的地主刘公学习（刘公死前也烧了所有帐本），怕子女在他死后再向乡里乡亲讨帐，一是麻烦后代，二是“得罪”乡亲。当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现在想来，爷爷身上其实还保留了一份难得的乡绅情结、一份敬天畏地爱民的人文关怀。尽管从经济条件上说北京哪家医院治白癜风比较见效，他老人家与民国时的乡绅相距甚远；   

　　爷爷也以他对生活的执着热爱和对世界潮流的准确观察深深影响并教育着我。爷爷是老家最会“港白话”的老人之一。彭丽媛演唱的“胡子里长满了故事，憨厚中埋着乡音”准确的演绎了他。记得幼时的夏天，我们家常搬来竹床竹椅到地坪，我们三兄妹躺在竹床上一边喝着妈妈打的擂茶，一边听爷爷给我们讲家乡贤达陶澍、罗绕典、黄自元、龙锡庆、夏默庵等人的故事。我现在觉得其实有的故事已经够得上“非遗”文化标准了。比如讲两江总督陶澍的二则小故事，一则是陶澍七岁时，一新开张的油榨坊老板求其写一幅对联。陶随即写道：榨响如雷，惊动满天星斗；油光似月，照破万里江山。可见陶公之志；二则是陶澍荣升两江总督，回家省亲。乡亲们都想目睹一下这位自北宋设县以来最大官员的风采。陶没有拒绝，叫手下搬来几张八仙桌，之上又叠两张，再在上面加张大椅，命差吏扶其上去，硬是坐了两个时辰，让乡亲们看了个够，没有耍一点大牌。当最后一名乡友离去时，陶给手下人留下了“长得是差不多的，只是心不同”的禅语。可见陶公之慧。看来百姓至今仍将陶澍视为置县以来的“NO.1”，确实有n个理由和几个自信呢。爷爷也给我们讲上至封神演义、下至太平天国的故事，也有许多民间小故事。爷爷口才极好，寓讲于乐，不时还吟几句唐诗。他的听众远不止我们家人，还有许多邻家小孩和四周乡亲。我听爷爷的故事直至二十六岁，今天爷爷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我还记得他给我讲的大部分故事。我想工作再稳定一点时，以申遗故事的方式再讲给大家听。于悲伤中，也算是对爷爷的一种感恩和怀念吧！还记得九十年代初，我们三兄妹都处于中小学求学时期，父亲母亲的生活压力很大。有时亦难免有所沮丧悲观。这时爷爷总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通俗易懂的俚语鼓励开导我们。并且身体力行，不顾七十高龄仍为我们做了许多事。陪伴和帮助我们走过的那几年生活的困顿和心理的暗礁。这也让我深深感到“鼓励和信心比黄金还重要”的道理。真是舔犊情深，血浓于水啊！爷爷出生于风云变换的民国时代，民国前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