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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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终于开始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过分严厉的货币政策，效果可能是有限的，且有伤及无辜的副作用，出现宏观吃药，民企生病状况。　　上一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始于1998年。到2003年下半年，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过热”的争论。“过热”派方面指出，“中国经济就像一辆下坡的高速大巴”；主张未过热的方面则认为，中国经济怕冷不拍热。
　　争论虽然仍在继续，但货币当局开始实施反“过热”政策。2004年4月，人民银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此后至2008年6月，央行共1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利率也开始上调。银根步步收紧，企业声声叫苦，地方频频怨言。
　　不过宏观调控并未奏效，中国快车仍在加速。2005年全国GDP增速比上年加快1.2个百分点，2006年又加快1.4个百分点。2007年更为夸张，GDP增速比2006年加快1.5个百分点，达到了14.2%的高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是货币政策以及行政手段能管得住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有着非常强的客观因素。
　　就分配角度讲，存在着一个我所谓的三大红利的支撑。人口红利导致国内劳动成本较低，后发红利进一步提高了国内资本产出率，政府红利则提升了全社会要素资源组织化程度。实际数据方面，全国规模以上工业资产利润率持续上升，1998年为1.3%，2010年高达8.9%；资本所得占GDP比重自1984年以来扶摇直上，政府所得占GDP比重自1995年以来加快上升，劳动所得比重持续下降。
　　如果一个家庭只给自己的家人少量的日常消费，多数用于投资，且投资回报率由于邻居们的整体技术进步及其技术溢出而长期较高，财富增长显然较快。中国经济就跟这个家庭一样，是一种典型的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和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增长。
　　显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居民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导致的。1998至2008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10.1%，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速仅为5.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一些，但也比GDP增速低1个百分点。
　　由分配不合理形成的高速增长，应该是难以持久的。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现在则成了以满足资本自我循环式增殖为目的，成了为GDP而GDP。与此同时，污染加剧，农民工健康受损，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猛涨，通胀阴影笼罩城乡。不仅人民利益在受着进一步的侵蚀，而且还面临严重社会问题的挑战。
　　不过中国经济如果真的慢下来，对谁都没有好处。前些天去浙西南山区的文成县调研，看到山区台地上的农居，至少比杭嘉湖地区落后一二十年。几年前在丽水学院看到，一些学生的早餐就是两个刀切馒头。去年我在浙西南庆元县一所中学看到，校舍虽有根本改观，但孩子们的伙食仍比较简陋，宿舍里的被褥不但陈旧，而且非常单薄。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正趋于严重。本科毕业生第一年工资，甚至有低于1000元的。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慢，父母们节衣缩食让孩子大学毕业，迎来的就不再是低工资，而是一职难求了。
　　中国经济快不得更慢不得，是一个得有大智慧来处理的矛盾体。增长速度快了，各方面的关系很紧张，大家有意见；增长速度慢了，各方面的关系更紧张，大家更有意见。就长期而言，在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前提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硬道理。
　　当前的一项长期政策，就是逐渐降低资本和政府所得占GDP的比重。然而今年1至10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8.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5.3%，而1至3季度城乡人均收入名义增长却仅为13.7%和20.7%。资本和政府所得占GDP比重仍在走高，居民收入比重仍在走低，应该是令人比较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