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红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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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红顶"哲学文章来源: 凤凰周刊

核心提示 在中国，一个与地方政界绝缘的人很难想象能保持超速成长。商与政“离不开，靠不住”。而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

该与政治结成怎样一种关系，每个企业家心中都有一本账。

商人圈中备受推崇的两本“经营宝典”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和《杰克．韦尔奇自传》。北大教授张维迎曾预言《红顶商人胡雪岩》毁了一代中国企业家，而西方管理的传奇人物则将造就中国新一代企业家。

但是当韦尔奇这个“世界第一CEO”来中国布道时，那些曾自称是最顶级的追随者：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春兰的陶建幸，一个也没去捧场。

采取“关系战略”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路基。三十年一路走来，有成功者，更多的是失败者。

大浪淘沙，“红顶商人”胡雪岩依旧让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们念兹在兹，神往不已。或许他们都翻到了一句话，当左宗棠赞誉：“你是生逢其时，财色双收，官居二品，商界知名。”胡雪岩答曰：“我是天从人愿，赌博一生，看似风光无尽，实则如履薄冰。”

双轨上跳舞

财经作家苏小和在《中国企业家黑皮书》中说，中国的企业家能够混出来有名头的几率远远低于1/256。而这些幸运者的成就和他们的软肋同样真实得让人震惊。他们热爱市场，但又容易被市场之中无厘头的冷箭所伤；他们脱胎于制度，却要像神话中的珀尔修斯一样试图摆脱宙斯的阴影。

中国经济行走在政府与市场双重扩张的轨道上。双轨上跳舞的企业家，始终面临单轨化的可能。“在政府愿意的时候，行政权可以转化为事实上的产权，这是中国产权制度的一项基本特征。”浙江大学曹正汉教授说。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2002年当选为省级工商联会长后，以为过往玩的是单轨游戏，马上去征求组织意见：“需不需要把自己的企业卖掉?”但被告知他要在两条线作战。

对于企业家的平衡木游戏，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有着细致体认。他在《野蛮生长》中写道：白天，他们慷慨激扬，晚上，面对官商双轨的跑道他们需要思考。一边是现有轨道的牵制，一边是他们期待的康庄大道，但却荒草丛生，他们也常不知何去何从，在两种价值观的博弈中，他们边跑边思考，以致于他们自己都会发现自己有人格分裂的特征。

苏小和亲历了很多企业家人格分裂样本。“他们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一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样子，转头他们就在背地里骂娘，说在中国做生意真是难。”

那些失败者们

商与政“离不开，靠不住”。而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

20年来，一些明星企业家因和政治走得过近而失败。

1993年，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因严格管理而成为举国学习的活榜样。政治的光环使得步鑫生放松了经营而日日忙碌于演讲和开报告会，日后他曾对人说，“当时我有一个错觉，既然是党中央把我树为典型，肯定是不会让我倒掉的，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呢？”而事实却是，几年后企业难以为继，谁也保不了他。

如果说步鑫生发生政治依赖症，牟其中则是染上政治幻觉。1991年，南德集团的牟其中用500车皮小商品换回4架苏制图-154飞机而轰动一时，他从此再也没有认真做过一笔生意，任由思想的翅膀飞进政治家的花园流连忘返。牟其中将身为民企的南德集团的战略目标锁定为“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并命人裱成金字标语悬挂于大厅。过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超越身份能力的政治谋划热情，造成支持力量的真空。尽管一度拥有“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的江湖地位，牟其中从来没有获得过哪怕一项来自正统官方机构的荣誉认同，如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或某省市优秀企业家。1999年牟其中因罪入狱后，继续执着地给高层领导写信，建言“中美俄经济大三角”战略。

近年因官商间走得过近而倒下的商人中，最具冲击力的当属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黄光裕出身卑微，没有权势背景，凭借敢于闯、胆子大、有豪气，踏着政策和法律的边缘左右前冲。2008年黄光裕登顶胡润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新首富。一路积聚的风险也在同年喷发，黄光裕因对商务部法规司郭京毅等人巨额行贿而被批捕。

黄光裕的官员近身战术，显然过于低劣而原始，难登大堂。事实上，黄光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头衔。财经作家吴晓波观察到，在一个与某人大副委员长一起的场合，黄光裕自始至终没有主动与之说一句话。“可看出他不通官场语言，只有江湖语言，至多加些商业语言。”

如果说，步鑫生、牟其中、黄光裕败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过近，那么，更多企业家则是倒在与政治的疏离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营企业普遍弱小，并不拥有与政府博弈的资格，包括步鑫生、牟其中等，倒下更多是因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市场意识。进入21世纪，民间资本操作天才不断涌现，但数年间，华晨产权制度不明晰，格林柯尔经营管理跟不上扩张的步伐，德隆金融资本风险失控，三家名盛一时的民企以各种方式相继垮塌。这固然有中国企业先天性的制度缺失，但背后仍可理出一个政商关系失控的线头。

仰融，有商业天赋的企业家，失足于一个政商常识。2001年，“慕马大案”发生，沈阳官场地震，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华晨开始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当仰融与英国罗孚、浙江宁波缜密商议中国汽车产业大变局时，他唯一忽略了东北的政府方面的心态。想做中国底特律的沈阳市政府认为这无异于背叛。这一年华晨被收归国有，没有学会妥协的仰融出走美国，两年后华晨溃败。2005年，仰融接受大陆媒体越洋采访说，“我真没想到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要是放在大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在中国，一个与地方政界绝缘的人很难想象能保持超速成长。格林柯尔系的创始人顾雏军信奉负债经营，并把整合对象锁定为与政府有盘根关系的国有企业，项目遍及国内。偏偏在资本的不规则扩张中，顾雏军与地方政府关系渐行渐远。一个久传的段子是，在一个茶话会上，顾雏军被安排与某市主要领导一桌用餐，用餐过程中，餐桌上的其他人都给这个领导敬了酒，唯独顾雏军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自享其乐。格林柯尔系遭遇危机后，很快变成一地鸡毛。顾雏军于2005年入狱。

在民企沦陷中，最具震撼性的非德隆集团莫属。唐氏兄弟在沿着资本惯性滚雪球般全国扩张时，没能同比例地编织政治避险网。一遇风吹草动，因无援手，紧绷的资金链崩塌。这个本最有可能成为中国首个民营金融帝国的企业，于2006年走进了历史。“实际上，德隆留下的600亿元资产中很多都是优质资产。如果能撑到07年，也许结局就完全不同。”一位参与债务重组德隆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德隆德恒证券副总裁王世渝公开撰文提及唐万新如是悔道：“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设立总部。”

如果说，仰融、唐万新是输在政商技巧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则在政商价值观上“输”得一干二净。军人出身的孙大午堪称是政商关系的“破坏者”。他“不屑”与政界人土交往，在对外交往上，公司每年基本没有什么招待费。这让当地政府部门一直感觉很不爽。据报道，一位官员曾毫不避讳地说，“孙大午太出头了，成了孙大牛了。”

多年言语上的“不检点”和行为上的“特立独行”，令其于2003年7月5日被逮捕，不过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政商关系学

过去三十年，企业家中与政界互动良好却没有爆发丑闻的，不只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刘永好家族、鲁冠球、徐冠巨、梁稳根、尹同耀、吴仁宝、柳传志、沈文荣、尹明善。这些活得好的企业家都是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他们的秘诀何在？

“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我们始终扮演的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的角色。”原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被商界公认为是政商关系语言大师。

严介和建言，企业家要读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我认为，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政治链出了问题，企业要破产，老板要坐牢。”严后来下课去职，就是倒在资金链上。

中国富豪榜上的“不倒翁”—刘永行兄弟堪称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实践典范。1982年刘氏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特地找到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具体到与官员的关系接触，刘永行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刘永行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这种“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但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在政商拿捏上可与刘永行并驾齐驱的是浙商鲁冠球，创业至今已经40多年却屹立不倒。查看其历史，鲁冠球的社会观察一直是以乡镇企业为圆心、以中国改革的现实阶段为半径、以自身的企业实践为基础而展开的，他提出的诸多观点在不同的改革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应，却基本上与他所经营企业的具体利益无关。鲁冠球因此成为各方均乐于接受的企业家代表人物。

在鲁冠球政商关系的实践中，禹作敏入狱事件给了他很大提醒。1993年，禹作敏与天津市政府公开对抗，矛盾激化，与禹关系颇佳的鲁冠球去信，安慰禹说政府应会考虑他的改革影响力而投鼠忌器，然而事态发展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事后鲁冠球重新思考企业家与政府的互动方式。

就民营企业与政府领导间的互动境界，浙江温州一位老板打了个形象比喻：“太凉了的时候，就加点热水，太热的时候就加一点凉水。”浙江大学一位学者比较各省商人后称，不过激也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是浙商们能做大做强的原因。

从刘氏兄弟和鲁冠球的官场哲学出发，黄光裕显然是没有遵守政商关系基本原则：与政府走得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近，避免相互绑架。

有意的松散结构

懂政治的企业家，不仅需要表现好自身，也不能忽视了自己与其他企业家之间的距离保持。

由于大型企业都被国企占据，大陆民企普遍弱小、分散，无法像韩国、日本、土耳其那样，少数的大型企业能量大到可以直接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影响政府决策。

弱小的企业往往可以借助协会或行会，联合起来进行组织化游说。不过大陆一个很象征性的例子是，在温州政企联动求解高利贷危机过程中，温州商会并没有发挥作用。

原重庆政协副主席尹明善曾抱怨，民营企业家阶层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群体，很多人更多考虑个人利益，缺乏群体意识，认同感较弱。

曹正汉也调查发现：进入政治领域发出声音的民营企业家数量是有限的，且与西方政体中企业家代表阶层整体表达意见不同，民营企业家往往以个人名义发出倡议，其公共事务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也有限。

既然民营企业主在经济上是富有的，为什么政治表现形式上如此松散和无力？事实上，中共力图避免非制度化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行业协会、商会、政协等公共平台拥挤着党政文件。第一位当选省级政协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尹明善称，不关心政治、研究政治、熟悉政治的企业家难成大器。作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选择，聪明的企业家们在公共平台躲避利益集结和人际联动。政商双方私下采取一种心知肚明、不以法律上场解决的互动，形成一种成本与风险最小化的增长联盟：企业家为地方政府政绩提供经济数据支持，而政府通过税费和信贷优惠以及赠予政治头衔，与之达成某种角色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