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平:当“契约”绑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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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国俗语里，也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说法。中国晋商在经营实战中也把信誉视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这些都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取向，即在中国文化最底层，向来没有排斥“诚信”，没有违背“契约精神”。

　　然而，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使得中国少数精英分子，一谈到“契约精神”，只能想到马克斯•韦伯和他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为“契约精神”仿佛只是西方专属，甚至在某些时候要把“民族主义”与“契约精神”对立起来，以至于让某些中国人形成一种错觉，以为“爱国主义”在某些情形内是与“契约精神”相对立相冲突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爱国主义”VS“契约精神”

　　最近互联网大佬马云有点烦。

　　“支付宝”事件不仅让他背上了“爱国流氓”的雅号，也让他背上了破坏“契约精神”的骂名。

　　“这个‘偷’是怎么定义的呢？有这么多人关注着我们，怎么可能做到？”马云一直否认，自己是从雅虎和软银手上“偷”走了支付宝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尽管他的否认多少有些乏力。

　　马云实在对“支付宝”割舍不下，因为阿里巴巴已经处于市场饱和期，指望着每年再有百分之几十的增长，基本上希望不大；淘宝在线交易额每年虽都有上千亿，并且还处于持续高增长状态，可是这些钱中能落到淘宝公司手中的相当有限，而且由于整个市场环境信用监控体系不完善，在淘宝中被交易的假货、次货、水货、烂货数量太大，以至于淘宝已被誉为又一个假货、次货、水货、烂货的集散地了，这个骂名早就让马云抬不起头了，而此时如果“支付宝”再出现一点闪失，那么马云的“百年老店”梦想迟早要泡汤了。

　　马云无论如何要保全“支付宝”，但“支付宝”和互联网还不一样，它是金融与信息的跨界联姻，牵涉到国家金融安全，国家监管力度自然与对淘宝的监管力度不一样。为了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监管部门对“支付宝”外资控股比例有严格限制，并且原则上排斥“外资协议控制”，而“支付宝”目前在第三方支付市场上占据相对领先地位，如果马云不听话，那么很可能在未来竞争中错失良机，由相对优势变为相对劣势。

　　马云多次与雅虎及软银谈及这件事，雅虎早就没有了“虎”气，关键时刻只懂得和稀泥，软银虽然名字很软，但老大孙正义向来硬气，往往通过“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又把皮球丢回给马云。长年在一线拼杀的马云知道，在这个敏感期，时间就是生命，耗不起的他不得不来了个“霸王硬上弓”，于是惹出了这场“爱国主义”大战“契约精神”的大戏。

　　然而，在胡舒立、叶檀等“自由主义”旗手的狂轰滥炸下，马云不得不开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认为自己也是“契约精神”的忠实拥趸，认为自己也曾经反对过宗庆后扛起“爱国主义”大旗对抗达能的“契约精神”牌坊的做法。

　　宗庆后，扛着“爱国主义”大旗对抗达能的“契约精神”牌坊，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着明显幼稚的冲动，但最后却能够屡屡在劣势中反败为胜，并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法律手段，赢得了旷日持久的“达娃之争”的最终胜利。

　　宗庆后的胜利绝不在于其很懂得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因为达能所谓的“契约精神”压根儿就是“伪契约精神”。

　　宗庆后由于不懂法律、也不懂得资本游戏规则，所以给了达能可乘之机，但很懂法律的达能，也知道商业经营的核心在于“诚信”两字，却屡屡以并购娃哈哈竞争对手的方式来削弱合资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提出向宗庆后间接贿赂6000万欧元，以达成强行并购的目的；雇用枪手在网上大肆对宗庆后做人身攻击，并雇人跟踪宗庆后及其家人。这还哪里来的“契约精神”？

　　诚然，商业企业必须遵守商业规范，必须注重诚信，必须遵守契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契约都应该无条件遵守。我们在谈论“契约精神”时，应该深刻理解一下什么才是“契约精神”的本质，什么又只是“契约精神”的表象？

谁在用“契约”做空“中国信用”

　　《独立宣言》开篇中有提过：“人人生而平等。”这应该是“普世价值”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一条，但在某些西方强权主义者眼中的“契约世界”里，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从马云、宗庆后、陈久霖、荣智健，还有其他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实际上，在某些时候，某些拥有规则操纵权的机构，在解释与实行“契约精神”时是存在双重标准的。

　　然而，国内大多数媒体往往只是把板子打在马云、宗庆后、陈久霖、荣智健的身上，却很少看到所谓的契约背后到底是什么。他们很少注意到西方少数媒体和部分金融机构却在我们内部思想碰撞时，悄悄举起“契约”的大旗，开始整体性做空“中国信用”。

　　“中国概念股”被集体做空，并被西方媒体“大而化之”即为一例。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中，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财务造假行为。然而，帮助中国企业造假的公司却多半是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在法律意义上它们才应该是主谋，因为只有它们才最清楚如何钻美国金融监管背后的法律漏洞，借助“中国概念”来谋求私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美国投资者可能被套牢而承受经济损失。

　　可是，一旦他们从帮助上市中赚到甜头后，又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揭露这些公司财务漏洞的打假者，以实现打压这些公司股价从而做空这些公司牟取暴利。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东方纸业、大连绿诺、大连傅氏等多家赴美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频频遭受做空集团的联合打压，市值从数亿美元缩水到几百万美元，而做空者却在背后享受大餐。

　　然而，这显然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对那些习惯于把自己受益建立在他人损失的某些投资机构来说，只是做空这些“中国概念股”还远远未能填饱他们的肚子，在这些做空行为背后，显然隐藏着他们更大的野心。

　　这些对冲基金不仅开始散布着“做空人民币”的言论，也从多个角度鼓吹“中国楼市泡沫严重以及中国经济快要失控”的言论，并且还在以港股作为跳板，对部分中国优质股实施着打压，而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首先从舆论上对中国经济增长势态进行打压，其次在混乱之中寻找浑水摸鱼的可乘之机，最终中饱私囊。

　　他们所有这些做空行为，背后大体上都有“契约”作为支撑，而他们动用这些“契约武器”时，动机却似乎并不高尚，事实上他们这样做很有些损人利己，甚至是损人不利己的味道。

　　目前，这些对冲基金基本上还处于单兵作战状态，因此他们的力量还有限。但如果这股势态在极少数组织的操控下，变成一股有组织有计划的聚合性力量，那么其所能产生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大，显然是难于预料的。

“契约战争”背后的大国博弈

　　从目前状况来看，中国整个市场都面临着信用体制重建的巨大压力，但信用体制重建似乎不应该单纯与“契约精神”画等号。

　　因为，合约不仅有公平之约，和谐之约，透明之约，还有霸王之约，奸恶之约，欺诈之约，前者必须遵守，而后者则与“契约精神”背道而驰。

　　不同性质的合约，应该以不同态度对待，这才真正符合“契约精神”的本质。“契约精神”本质上是要促进签约双方公平交易与互惠互利，脱离了这个大前提，“合约”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道德层面更是无从谈起。

　　对于“契约精神”，国内一些媒体人与学者过于追求它的本义。而正是因为西方对于“契约精神”有相对完整的认识，他们面对本国企业的不守约行为，就会有一种相对理性的态度。这一点，在力拓对中铝毁约时，表现就相当突出。

　　一直以来，中铝就在示好力拓，并且也多次在力拓危机之中，出资帮助力拓排忧解难。2009年年初，更是看到力拓在数百亿美元债务重压下苟延残喘，试图“英雄救美”，提出195亿美元注资的疏困方案。

　　2009年4月20日，55岁的南非人杜立石担任力拓新任董事长时说的话还言犹在耳，他在面对股东的第一次演说中清晰地表明，将会全力支持力拓与中铝的交易。“我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能否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完成中铝与力拓的交易。”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过，让许多中国人觉得应该很具有“契约精神”的力拓，其实只是在用言语来拖住中铝，麻痹中钢协，为自己联姻必和必拓，以及转向售股筹资152亿美元争取宝贵时间。事实上，力拓在与中铝谈判之始，就没有真正拿出合作的诚意，相反是处处暗藏玄机，最终让中铝成为中钢协在铁矿石定价权争夺中的一块绊脚石。

　　当中铝还在与力拓你情我意之时，力拓已与日本钢厂新日铁确定降价32.95%~44.47%的首发价，且韩国的部分钢厂也接受这一价格。力拓股价在短短3个月之内实现了惊天大逆转，不仅股价上升了50%，而且在汇丰银行帮助下开始实施125亿英镑的增资扩股方案，由流动性极度匮乏状态，变得稍微具有苦撑危局的能力，于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不顾危及自身名声，来了个180度大翻脸，提出只是象征性支付1.95亿美金的违约费，而转投另一家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的怀抱。

　　然而，国际舆论最终被两拓当做耳边风。两拓的最终联姻让力拓暂时脱离危境，却让中国整个钢铁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而此时，澳大利亚媒体似乎并未对力拓的缺乏“契约精神”口诛笔伐，也没有对澳大利亚政府从政治角度阻挡中铝对力拓注资表示质疑，相反他们多次对力拓力拒中铝表示声援。

　　在他们看来，从国家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在特定场合，通过技术化手段，将“违约”当做一种商业谈判策略，这本身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中国精英却一看到中国企业“违约”事件，就开始在道义上担心，中国经济整体信用状况在国际社会中是否会大幅抹黑，因此，一定要跳出来以道德方式谴责当事人。

　　其实，不管是美国对冲基金以“契约武器”做空“中国信用”，还是澳大利亚矿石巨头，通过技术化“违约”来赢得与中钢协的博弈，其背后都有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恐慌。而他们在以“契约精神”妖魔化中国的过程中，也的确增加了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的压力与阻力，尽管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也不是没有犯错，但如果中国媒体只看到中国企业的过错，而没有看到极少数西方垄断企业的居心，动不动就“友邦惊诧”，这种幼稚与不成熟，最终损害的只能是中国经济的整体利益。

——原文载于2011年7月《企业观察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