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与“狗”有关的多是贬义词

小五

在博大精深的汉语里，有不计其数的成语、谚语，其中关于“狗”的为数不少。奇怪的是，这些熟语往往以贬义居多，这是为什么呢？

　　鄙夷狗狗的古人

　　狗是人类最早豢养的动物，很多人说狗是我们人类很好的朋友。因此狗文化很早就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生根发芽。各种语言中几乎都有关于狗的熟语词汇。譬如在英语里，狗是“忠实、卖力、辛劳”的化身，这便有了诸如“像狗一般的忠诚（as faithful as a dog）”、“像狗一样的累（dog-tired）”之类的说法；甚至连上夜班也被有趣地说成“狗值班（dog-watch）”，读书之类的事按理说与狗毫不相关，可英语中却将读得卷了边的书戏言为“像卷起的狗耳朵似的书（dog-eared books）”。与此同时，英语论及论功行赏时常说“好狗应有好骨头（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当然，由于《圣经》将狗描写成不爱干净而又堕落的动物，英语中也保留了一些对狗的贬义用法，举世闻名的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里就常常将狗和战争恐怖，如饥荒、屠杀和暴行等联系在一起，譬如“the dogs of war”就是战祸、兵变的意思。但总的来说，英语关于狗的词汇以中性或褒义为多。

　　莎士比亚

　　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东亚大陆的蒙古语中见到。蒙古语中满是对狗的赞美之词。蒙古谚语中也常把狗的忠实与贪官污吏的奸诈、贪婪对举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褒狗贬官。譬如“狗守护浩特（城市），官剥削庶民”、“ 劣狗尚能保护家园，贪官只会盘剥百姓”、“诺海（nohoi，狗）不狡猾，诺彦（noyan，官）没脸皮”等等。甚至成吉思汗麾下的四员名将（忽必来、哲别、速不台、者勒蔑）也被称为“四狗”，足见蒙古族始终保存着对狗的钟爱。

　　“四狗”中的哲别

　　可是汉语中的情况就显得有些不一样了。许多与狗有关的成语、俗语都带有贬义，常常用于比喻坏人坏事坏行为。“蛙鸣狗吠”用来比喻拙劣的诗文。“鸡鸣狗盗”：比喻卑微的技能，也比喻偷偷摸摸的样子。“狗苟蝇营”的意思是像狗那样苟且求活，像苍蝇那样营营往来，引申为不顾廉耻，到处钻营。“狗嘴吐不出象牙”用来讽刺坏人的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声色犬马”则用良犬、骏马、音乐、女色借指穷奢极侈的享乐……

　　当然，尽管今天的“狗”与“犬”是一组同义词，但从文字史的角度来看，是先有“犬”后有“狗”的。“狗”字尚不见于甲骨文。在春秋以前传世文献里，也只见用“犬”指“狗”，譬如《诗经·小雅》里就有“跃跃毚兔，遇犬获之”的说法。甚至起初的“狗”也是指小兽（不单是小犬）。《尔雅·释兽》就说，“熊虎醜，其子狗。”意即熊虎之类的猛兽的幼子也是称之为“狗”的。后来是为了区分彼此才分别写作“狗”、“豿”（幼熊、幼虎）、“驹”（幼马）等字而已。只是到了战国之后，后起的“狗”字逐渐在口语中取代了“犬”的地位。汉代的许慎在《说文》里认为，“犬，狗之有县（悬）蹄者也，象形。”他把“犬”说成是“狗”的一个“有县蹄”品种，可能是受到小篆形体的影响而误解了，同时也说明在汉代，人们对“犬”的口语用法已然不甚了了。到了如今，全中国更是几乎只有闽东一隅还在口语中保留了“犬”的说法（福州话：k’i??），此是后话不提。

　　问题在于，即使是古意盎然的“犬”字相关的成语，其含义同样不佳。“犬牙鹰爪”比喻奴才。“丧家之犬”用来比喻失去依靠、无处投奔或惊慌失措的人。“土鸡瓦犬（泥捏的鸡，瓦做的犬）”指的也是徒有其名而不实用的东西……虽然现在的汉语里还保留着狗的个别优点，例如“狗不嫌家贫”。但相对于铺天盖地的贬辞，这点褒扬大概也算不上什么了。

　　起初并非如此

　　毕竟今天一般说到狗，人们往往会想到忠诚、老实、温顺、体贴、勇于献身的精神这些词。狗聪明通人性关键时刻甚至能救人于危难之中，这点其实也是被认可的。中国民间流传着很多义犬救主的故事。《论衡》说“亡猎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其犬鸣号而应其主。人犬异类，闻呼而应者，识其主也。”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义犬》一文对“狗品”也大加赞扬。以此观之，汉语熟语对狗的评价如此之低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聊斋志异》

　　但在一开始，可能不是这样的。《易经·艮卦》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这说明艮卦是吉卦。根据《易经·说卦》的解释，“艮为狗”。用吉卦艮与狗相匹配，自然说明狗是吉祥的动物。历代“祥瑞志”中狗都被列为重要的祥瑞之物，可能就是这个道理。与《易经》同样列入儒家“六经”的《礼记》则说，狗在先秦时期主要有三种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关于这三种用途的狗，在古代文献里留下的也都是褒义的记载。

　　“田犬”，也就是狩猎犬，可能是狗被驯化后的首个用途。在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时代，人们狩猎能否满载而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猎犬的有无及其优劣。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就说，“齐有好猎者，终日不得兽，入则愧其友，推其所以不得兽者，狗恶故也。欲须良狗，……有良狗则数得兽矣”。这样对猎犬的良好评价一直持续到汉代初年，《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临刑前慨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既以良“狗”自喻，可见其尚不是贬义。

　　《吕氏春秋》

　　“食犬”，就是用来吃的肉犬。但即使是用来吃的狗，也反应了上古时期狗并没有什么恶评。因为用狗祭祀，古典文献上专门有一个名词，叫“羹献”。《礼记·曲礼（下）》上面就说，“凡祭祀宗庙之礼……犬曰羹献。”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故而祭祀用狗，并不是对上天与祖宗的不敬。与此同时，《礼记·王制》也记载有“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更加说明西周时期狗肉的地位相当之高，只有“士”以上的“诸侯”、“大夫”阶层才有随意享用狗肉的权力。

　　至于“守犬”，顾名思义用来看门、守御。《吕氏春秋·士灾口论》有载，“齐有善相狗者，其邻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此良狗也’。其邻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之，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由此可知，对付鼠害或许是守犬的份内事务之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样的贬义用法，在一开始也是不存在的。

　　地位的沉浮

　　毋庸讳言，即使在先秦时期，对狗的贬斥也是存在的。譬如《荀子·荣辱》中就认为：“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不若也”，将狗看作劣类的象征。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文化里，狗之劣质愈来愈深，以致汉语熟语中褒狗之辞几乎消失殆尽了……

　　或许这与狗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地位日渐下降有关。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在以种植业为主业的经济形态下，在民众生活和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农耕所需的牛、马等役畜以及能给他们带来较多肉类的猪、羊和家禽等等。结果，“田犬”几乎成为上层贵族狩猎娱乐的专利而淡出普通农民的生活；“肉犬”也逐渐成为猪、羊之外可有可无的补充；因此上古家犬所具有的三项功能就只剩下了“守犬”一项。正是在农耕社会里，家犬失去了远古时期在人类生活中的显赫地位。

　　京巴

　　这与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古代社会，马不但是一种重要的畜力，还以骑兵在战场上不可取代的价值被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宋人武力之所以孱弱，就是因为“诸军缺马，人多相与咨怨”。正因如此，尽管在中性的“犬马之劳”一词中，家犬尚与马匹相提并论，但汉语中关于马的褒义词远多于狗，“塞翁失马”、“千军万马”、“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天马行空”、甚至连“老马”也被称赞可以“识途”……这当然是与马匹的重要性密切相关的。

　　在狗的实用价每况愈下的情况下，狗生活中比任何其它动物喜欢在人类面前摇头摆尾、巴结人、取悦人的天性也逐渐为人所诟病。古代中国人将狗的这种本性与那些阿谀奉承、巴结讨好上司的谄媚形象相联系，使那些摇头摆尾的狗，被附上了贬义色彩。唐代的韩愈在《应科目与时人书》中说：“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晋代的葛洪在《神仙传·刘安》里也说，“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后来，人们就以“淮王鸡狗”来比喻攀附别人而得势的小人，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好词。倒是清代的大才子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为狗狗说了句公道话，“余谓犬为之物，不烦驱策，而惊夜不失职，宁忍寒饿，而恋主不他往，天下为童仆者，实万万不能及。其足使人愧，正不在能语不能语耳”。可惜历史上类似纪昀这样的明白人，似乎不多……

　　葛洪

　　于是，在具有几千年农耕社会历史的中国，虽然狗为人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表示狗贬义色彩的词汇却在汉语在中占了绝大多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犬几乎成了“卑贱”的代名词，有人评价说，“动物类詈语用得最多的是‘狗’，古往今来，国人多有以‘狗’骂人的，似乎唯有骂人以‘狗’才能一泄心中之愤……”只不过，随着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狗的观念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既然英语中的狗会与聪明 、幸运联系在一起 ，人们也常常以狗自喻；“单身狗”一词今天已流行于网络，并且形成了一批以“狗”为中心语素的指人名词，这些词语都是善意的，有自嘲和调侃的意味，却褪去了传统的贬义色彩。或许，这对于中国的狗狗们而言，算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好消息吧。

　　网络上的“单身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