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的师生情 ——悼念刘士海校长

陈湃

半世纪的师生情

——悼念刘士海校长

文/陈湃

今天接到友人微信，说刘士海校长已于2018年4月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逝世，享年90岁。看到这噩讯，我暗然下泪，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一幕幕地涌现在眼前，不期然写下这篇悼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1960年6月，我们柬埔寨华侨公立学校十几个学生，怀着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强烈愿望，回到中国学习。首先接待我们的是“广州石牌归国华侨补习学校”。

几周后，我们中有五六个人被分配到云南昆明侨校，留下的编入初中三年级一班学习。两个多月后，我们的人又有五六个分配去湖南长沙学习，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补校当“种子”。当时正是三年大饥荒，饿死不少人，分到正规学校的侨生粮食要定量，只有留在补校的没有定量，可放开肚皮吃饭，似乎是变相的照顾我。

我班的班主任是李德礼，是从南非归国的老师；辅导员是刘士海老师，他是山西人，夫人是是陈秀娟老师，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侨生，负责新生的接待工作。刘辅导员体格魁梧，但性情和蔼可亲，很会做思想工作，同学们有问题都乐意找他交心，他对我很好，我也很敬重他。

1961年夏天，学校宣布要分配一批学生去上海。上海是大都会，人人都想去，但名额很有限，僧多粥少，条件严格。一是要有亲兄弟姐妹在上海学习，属特殊照顾；二是要有经济能力，一切费用自付。符合这两条标准的，才会考虑之列。而我在国内无亲人，又是公费生，当然没有条件。当时印尼排华，回国的学生很多，补校时有人满之患，分配学生到正规学校学习，那是常有之事。对分配问题我也从来不在意，每次分配表态时，我都写上“绝对服从分配”六个字，分配我到哪里也可以，但老是轮不到我去。

记得分配放榜那天上午，班主任与刘辅导员叫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帮处理一些事。到11点放榜时，他们叫我同他去看放榜，我说这事与我无关，我不肯去，可他们硬要拉我一起去。只见我们班中只有三个人榜上有名，其中有我的名字，使我莫明其妙？我问刘辅导员，是不是学校写错了？他说这样重大的事，学校哪会搞错。

回到班中，有不少同学在起哄，责问班主任与刘辅导员：为何没条件去的陈旺祺（这是我的真姓名）榜上有名，而他们有条件去的却都名落孙山？说他们偏心，处事不公！班主任只能说这是学校决定，非他们能作主，请大家服从学校分配。

我也觉得得分配不公平，为了平熄众怒，我到校务处去请求把我位子转让给有条件去的人。不久，刘辅导员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说“你已留校一年，表现不错，学校这次分配你去上海，当然有原因，你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要辜负国家对你的关怀。”他还说：“至于一切费用，由学校办理，你安心去就是。”我听到“带头”“关怀”四字，心中已明白，于是我安心地去上海了。

到了上海，我被分配到名校“控江中学”，编入高一（1）班，学校指定我当班长。不久又批准我加入共青团，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我写信回广州华侨补校向刘辅导员汇报。他非常高兴，回信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不要辜负补校与国家对你的期望。在高中的三年中，我一直当班长，还发展了不少团员。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学习。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调到福州军区，先后随沈阳军区“中国空军高炮一师”和广州军区“陆军高炮七十师”两度入越参战，实行“援越抗美”，直到1969才胜利完成援越抗美任务，转业到广州名校“广雅中学”任年级组长（连长）。在整个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我都在越南打仗，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

自从离开上海后的六、七年中，我已失去与刘辅导员的联系，直到1970年的一天，在广州一酒家中偶然同刘辅导员与陈秀娟老师伉俪重逢，这时我才知道广州华侨补校已关闭，他们转到地处华侨新村的第二中学任教。这时，刘辅导员不但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同行，关系更加密切了。

1973年我到了香港，1983年我来巴黎定居，从此我与刘老师又失去联系。大约在1986年或1987年，内子（张凤兴，同我一齐回国进补校，也是刘辅导员的学生）在一份旧报纸中得悉刘士海已是华侨补校校长。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很激动，马上写了一篇《华侨补校新校长》的文章，刊登在北京《中国建设》杂志上。刘老师见到后很高兴，但不知作者陈湃是他哪个学生？后来他写信去《中国建设》杂志，才知道陈湃就是他的学生陈旺祺，马上写信来巴黎同我联系，阔别了十几年的师生又联系上了，双方当然是很高兴。他信中告诉我，石牌补校现在已搬到瘦狗岭，改为“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继续接待侨生回国学习。

1989年，我应邀回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新中国建国四十周年大庆后，南下上海、杭州、广州考察。刘校长与夫人陈秀娟老师坐着他们的专车接我回瘦狗岭“中国语言文化学校”的招待所住几天，共叙别后之情。在那里，我见到学校的一切皆整整有条，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侨生朝气蓬勃地在学习，学校已恢复了昔日的面貌，心中很高兴。

1995年，我接到刘校长寄来的一本《我的母亲》新书，此书是“香港中国文化馆”出版，是刘校长与香港中国文化馆的友人合作编辑的。书中记载着各行各业的名人回忆自己母亲的文章，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及军政人员蔡锷、蚁美厚、秦牧等等。刘校长叫我写一篇自己母亲的文章寄去给他，说此丛书要编五、六本的。我看到约稿，吓了一惊，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拙文哪敢登大雅之堂？但经不起他“蘑菇”战术，我只好写了一篇《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寄去，他把此文编入第四册中，并赞扬我母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不久，我因搬家，又失去了他的联络地址。

进入21世纪的千禧年，我与内子去加拿大多伦多探亲，突然发现刘士海校长与陈秀娟伉俪在多伦多，他们是退休后随其长子去定居的。真想不到我们又在北美重逢，当然是喜不自胜，此后我们还在多伦多见过数次面。刘校长曾几次表示过要来巴黎见我，可是始终因事都未能成行。

刘校长抵加后，凭着他广泛的人脉，交游广阔，仍做着爱国主义的工作并成为书法家。我寄去的《巴黎中华文学》杂志，他都仔细阅读，多加指点，对我的拙作，鼓励有加。从此，联系更密切，书信来往不断。

大约2010年左右，他来信说，他与老伴已在一间华人养老院落户，生活、保健等方便得多，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喜悦心情。但这几年来不见他来信，我曾写过信去向他问好，可是不见他有回信，思念之情常在我心中。近日才知道他已离世。半世纪师生之情从此人天两隔，痛苦心情可想而知！

不过人活到九十岁已算高寿。刘校长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况且人缘好，可说是桃李满天下。出殡之日，五洲不少亲属、友人专程多伦多送行，极尽荣哀，可说是走而无憾。我想刘士海校长到了天国，一定会在教育战线上继续完成他的未竟之志的。

2018年6月12日天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