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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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已经廿年了。1950年代的中国有一句流行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国内各界人士对今日俄罗斯却有着种种很不相同的解读。记者们看到的是政界争斗、商界丑闻、街头示威;国内不少专家专注于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到过俄罗斯的中青年旅游者看到的是风景优美，美女如云;老年旅游者则寻找阿芙乐尔巡洋舰和苏联歌曲，感叹着“苏联活在中国人心中”。这种种观感令不了解俄罗斯的人们莫衷一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集权体制改成了民主制度，从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但在社会层面，变化却是缓慢而潜移默化的。恰恰是这种缓慢的社会变迁，导致俄罗斯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变落后于捷克、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行进了廿年的俄罗斯，最后出现了试图长期独占最高权力的普金;俄国中产阶层移民潮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些社会精英用脚对现状投否决票。俄罗斯人这廿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的体验对中国人又有什么启示?我曾为2000年第12期《书屋》杂志写过一篇“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介绍了解体前官方与民间的互动。这里不再回顾自己11年前的分析，而是侧重从社会经济层面分析苏联走上转型道路之后的足迹。
作为一个长期跟踪研究苏联/俄罗斯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我曾数次到俄罗斯居住，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也在私有化后的企业做过抽样调查，了解经理、工人对私有化的看法。我曾采访过前苏共的列宁格勒市某区委书记，听她讲如何白手起家建立一家以她为董事长的私营商业银行;也深入远离城市的乡村，观察农业生产情况，尝着刚挤出来的温热鲜奶，听农村老太太晚上围着炉台“话当年”;甚至还体验过后苏联时代企业招待的公费吃喝宴会。当然，比较深入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可能得出与媒体报道有所不同的判断。
历史的深痕
在十月革命的摇篮国度，转型过程与捷克、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必然大不相同。捷、匈、波等东欧国家的红色政权本来就是苏联“二战”后刻意扶植起来的，那些国家的苏联模式也是在驻军压力下“植入”的。前东德共产党干部列昂哈德·沃尔夫岗的《革命之子》一书(1980年出版英文版)，其中有一节“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乌布利希是前东德共产党总书记)，讲的就是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如何在莫斯科受训，战后回到东德怎样逐步控制政权的。捷、匈、波等国的老百姓被迫接受了苏联模式，但他们大多数并不喜欢这样的制度，对祖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不无怀念。一旦苏联解体，捷、匈、波等东欧国家的民主化与摆脱外国控制的民族情绪相结合，便自然而然地回归到二战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对这些国家来说，二战后到苏联解体这一时期，只是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暂时中断，1991年后只需要重新接续，就能巩固住转型的成果了。
但俄罗斯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长达70余年的斯大林模式深刻地改变了社会。苏联解体时80岁以下的人，除了苏联模式，根本无法想象其它社会制度下人们会如何思维，如何行动。许多人从情感上无法割舍本人和父祖辈在苏联模式下积累的社会声望，也不愿意对旧体制做深刻的反思。叶利钦当局为了避免社会摩擦加剧，对正在上学的年轻一代的历史教育以回避争议为宗旨，结果进一步扭曲了青年人的社会认知。于是，苏联的历史文化遗产既无法在成年人当中得到清理，也未能在青年人里得到澄清。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孕育出支持普金的政治氛围。
“我们不能否定自己”—一个前苏联外交官的坦然陈述
1995年夏，我曾与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长谈。我在莫斯科的政治历史博物馆门前，看到一辆参加十月革命的装甲车，和一辆苏共保守派1991年夏发动政变时民众用来阻拦坦克的无轨电车。我问这位大使，你怎么看这两件文物的意义?我以为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它其实是拷问对苏联历史的根本认知，毕竟两者是相互否定的。但此公的回答却令我大为惊讶。他告诉我，我们两者都肯定，十月革命没错，民主化也是必要的。他的解释是，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我们不考虑理智和道理，而是考虑情感。这位前苏联外交部的局级干部出身高干家庭，祖父是列宁时代的赤卫队员。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他十分坦然地说，民主化有好处，这点毫无疑问，但我也不能否定祖父、父亲的荣誉，所以我不会否定十月革命。
我发现，俄国的很多成年人保持这种想法，干部如此，知识分子和工人也是如此。基本上，俄罗斯人的绝大多数对苏联模式只是各取所需地局部否定。从俄罗斯的改革年代，到转型起步时期，直到现在，历年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出这一特点。这种为维持个人心理平衡而采取的自我保护，会造成社会观念上是非混淆和实用主义盛行。新旧价值观的混杂并存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俄国的制度转型，立新存旧，以旧充新，是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常见现象。
历史博物馆里的奥妙
我曾经关注过叶利钦当局处理苏联历史遗产的方法，特别是中学生如何在民主化的俄罗斯接受历史教育。为此，我翻阅了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发现叶利钦当局的做法是把历史碎片化，剔除任何可能引起社会对立的历史记录，于是，当时中学生的教科书里介绍的是一个没有列宁、斯大林的苏联。
最形象的例子可以从圣彼得堡市的政治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看出来。这里曾是十月革命前列宁的办公地点，电影《列宁在十月》的不少镜头就是在二楼保留的列宁办公室里拍的。我寻遍此屋，居然找不到列宁的名字，于是去问看馆的老太太。她反问我，你是中国人吧，没看过《列宁在十月》吗?我答道，就是因为太熟悉这间屋子，才奇怪为什么没有列宁的名字。她的回答是，上面要求把列宁的名字去掉了。在楼下关于苏联历史的展厅里，我看到了对十月革命的介绍，但没有列宁，不过比苏联时代增加了一点内容，那就是介绍了十月革命后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不满苏维埃政权，发动反对红色政权的起义，结果大批支持过十月革命的水兵被屠杀;关于二战的介绍里没有斯大林;此后的历史介绍当中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但却没有勃列日涅夫。
叶利钦当局的这种任意剪裁历史的做法显然不妥，但却实在地反映了转型期俄罗斯社会大部分人的心态--与其真诚地面对历史当中的是与非，还不如回避它。或者更准确地讲，人们心中的是非本来就混沌一团，自然也不希望在社会上公开全面地重新评价历史。而普京上台后，俄国的历史教育更是掉转方向，开始了对苏联模式和列宁、斯大林的赞扬。经过历史碎片化和旧史回归这两类历史教育，今天的俄罗斯青年一代其实既不全面了解本国历史，也不能充分认识转型的必要性，他们往往只关注日常生活，同时在精神层面则不自觉地接受了学校教育和父祖辈那些是非不分的历史认知。许多这样的青年人后来就成了普金的崇拜者。
精英变身和漫长的转型
旧制度在新体制里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精英的身份上。在俄罗斯，新体制的精英绝大多数是在旧体制里如鱼得水的活跃人士，往往一夜之间便从苏共党员变身成为民主阵营成员，或是从党政干部改任商业精英。其行事模式、关系网络依然如旧。自然，新体制的运行也就充满了旧制度的气味，不可避免地带有深深的旧痕记。
我在圣彼得堡市采访过一位原苏共区委书记。这位优雅的老太太怡然自得地给我讲了她如何变成银行家的故事。苏联解体后，她的书记职位随着苏共解散一夜之间消失了。于是，她把以往归她管的国有企业头头们找来开了个会，商量怎样保住各人的地位，结论是用这些企业的资金创办一家商业银行，她任董事长，那些企业头头们按投入资金的多少成为大股东。于是她通过关系轻而易举地注册了一家私营银行，厂长们则把各自企业的资金转帐到这家银行，再以贷款的名义回流企业。虽然当时国企私有化还未开始，这些厂长们已经摇身一变，以私营银行股东的身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了。
我惊讶地问，这样做合法吗?她笑着告诉我，我们的银行法规允许这样做，所以当然是合法的。进一步追问，她解释道，各地的党政干部和企业经理们都有类似的需要，大家纷纷关照各选区的国家议会成员，于是银行法规的立法过程体现了我们的要求。
新制度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由旧精英们创立的，而旧精英也趁机变身成为新精英了。从外表上看，俄罗斯既有市场经济，也有民主政体的外壳，但是无论怎么看，那里的制度转型都是个半吊子。按照多数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想法，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框架建立后，制度转型就走上了正轨。其实，转型受制于社会变迁，新体制只能在苏联的文化积淀上生长。俄罗斯过去廿年的现实说明，苏联模式是无法复活了，然而，转型是个漫长的过程，廿年可能远远不够。
从普京上台时得到的热烈支持，到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出现的反对普京独裁的示威活动，看起来俄罗斯的民主化远未完成。从支持普金到抵制普京，俄罗斯民众正在民主的雏形当中学习、进步。有趣的是，今天俄罗斯最大的反对党居然是俄国共产党，它始终拥有百分之十几的老年人选票;但是，要求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力量仍十分弱小，它的政党代表甚至没法在议会取得最低席位数。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恐怕注定比不了捷、匈、波等国了，虽然骄傲的俄罗斯人并不愿意承认这一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