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惠莉：一个女兵的经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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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点背粮

紧接着我和泽珠、学武（陳文诗）、郭锋（郭炳河）等十几二十位同志就去秘密点背粮、囤粮。我们分成两组，从河边的一组，把船上的粮背到半路，再由河尾的一组同志运去秘密点，那时是从小河口向河尾运。我们一组是由河口运，所以路途并不远，而河尾那一段地势高，河床也难走。所以我们一组多是女的或弱的。当时我们为鼓动大家的激情，还展开竞赛，看谁拿到流动红旗，结果是由河尾的那一组拿到红旗。

负责我们这组运粮的是叶子华（江先枋），卫生员是秋华(蔡四妹),我第一次和老叶生活在一起，我就睡在秋华旁边。当时的老叶和秋华并没有参加我们背粮。秋华只负责卫生工作，她当时比较忙，因为有部分同志由于刚到边区过这种深山老林的生活，不适应。因此，好些同志患上一种毛病,眼睛朦得严重,可见度很差;有的女同志因环境不适应,竟然停止月事。所以秋华每天都得替同志们针灸治病。后来,相信是持续的针灸和生活的逐步适应，因此一段时间后，生病同志们的身体先后都恢复了功能。

这山沟里住人，是又冷又湿，我们的“朗高”就建在小溪边，那真的仅是咫尺之远。我们要刷牙漱口的，只要一下了“朗高”，走几步就可在溪上享用清清澈澈的溪水；但抬头往上望,天空却又太小了，因都被高山大树挡住了,我們的衣服只得靠烘干。闲着时，我总喜欢溜到马罗河边，因溪边的住点到马罗河边并不远。在河边有时我看书，有时我钓小鱼，有时我闭上眼休息（因河边有大石平台可供卧躺）。我喜爱大自然，我享受大自然,但是最最恼人的是小小的“不子”（一种很小的類似蚊子的飛蟲，叮人蛮痛痒的）一群群的，身体的每一处露出的部位它都要侵袭，尤其是眼脸的部位，它更是喜欢骚扰了，往往就因这，弄得我扫兴而回。

我们生活在那很远很远的马罗河（Ulu Embaloh,加里曼丹島最大的河流卡普亞士河的上游）无人烟地带，这里没有车声,没有船声，也没有人的喧闹声。静，就是静，静得人心平气和,静得人悠悠然、自怡自得。去了人世间的吵闹声，剩下来的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了，风声、水声、虫声、鸟声、猴叫声。我看着河边那些并不整齐的大树,它们的根盘扎在任何能扎住的大石和石缝里的泥土上，歪歪斜斜，枝桠横生，攀满了寄生植物,但却是那么顽强的活着，天天俯视着马罗河的河浅河涨，河清河浊，屈数着岁月的流逝。

军事训练点

过后，我们这些人员都集中到叶子華支队长的点（后来叫老叶点）接受军事训练。这时除了我们背粮的同志外，还有执行其他任务的国内第三省来的同志也都参加。当时队长级或以上的人员，如必公、坚持（杨如川）、求实、学武(陈文诗)、火苗(詹木禹）、一青（何瑞英）、方明等都还在,训练我们的人员有华联（蔡安明）、景明（赖锦兴）、新华（温振南）等，他们都是老连队的人员，有他们的军事水准。我记得我们前后是训练了一星期。算是严格吧，我们这些未拿过枪，未受过正规军训的女同志,经此严格训练过后，真是周身的痛楚。只是，军训就是军训，得严格执行，得坚决服从，训练员时时不忘交待，子弹是不认人的，是无情的，要避过子弹，军事技术就得过硬。

训练的内容都是最基本的军事技术内容,从整队、操步、持枪、射击、伏倒、滚爬、拼刺刀、爬行、过铁丝网、侦察、行军、夜行军、埋伏、包圍、反包圍、對天射擊、摸营、拆枪、装枪、丢手榴弹等等。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接受正式的军训，也是仅有的一次最正规的军训,后来虽也有几次的军训，但却简单得多了。我并不勇敢，也怕苦，但我却喜欢军训，因我寄望着，从军训中把自己锻炼得勇敢点，吃苦点，有军人气质点。所以任何一次的军训，我都要求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参加，尤其是这第一次，我自认为是很认真的参加，常说是艺高胆大,我常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

当时指挥部也在这个点，所以罗平、老叶以及卫生部的主任秀琴（张淑瑛）和秋华都在。受训人员分住3个长POS。我们女同志归一个POS，一大队人员住在一起过军事生活蛮有意思的。每天天刚朦朦亮我们就唱《东方红》、《国际歌》，接着就以最快速度进行着晨早的生活细节,赶着上操场。军训期间，任何时候,枪支和吊带都得管住它，因不论白天、黑夜都会有紧急集合的可能。哨子一响，晚上摸黑都得整装到操场整队，是军人就有别于常人的生活秩序。

     在这个駐点，我们女同志还接受过三天的卫生训练，我们学包扎、学针灸、打針、学最基本的战地急救、草药知识等。我学针灸是从这次开始的，训练我们的理所当然是秀琴和秋华了。

在这个点老同志还要打飞机。那天敌机又来骚扰，老同志们边骂边架起中型机枪要打，后来因為飛機沒有經過我們戰士伏擊的飛航線，打不成。

     军训过后我们举行了联欢会，联欢会聚餐时，边区女同志们的巧手做了很多的糕点，老同志也有捕捉到好些鱼猎，这是上边区后，我第一次尝到吃得太饱的难受，那就是站也不适，坐也不适，躺也不适，我相信还有其他人跟我一样吃得过饱。

     联欢会上我们有简单的文娱演出，我的《小放牛》，就是这时由瑞英教的。三十几年后，我又把它教给了她的徒孙俞虹。

      我记得出版处和总务处也都在这个点。军训过后，一部分同志还在这个点住，我就在出版处搞抄写。边区的同志，很多会写诗歌，对口词，快板等，我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学写，有几篇还登在《人民军报》上。自这之后，我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写了好一些篇这一类型的文章，现在虽然没有写了，但对这些文章还是有所寄情,这些都是受边区的文艺风气影响。

边区的劳作和生活

     老叶点住了两三个月吧，我又被转移到老谷仓。在这，我的任务除了抄写就是磨谷。从这开始，我学会了使用“挨拢”（一对上下方配搭成的大木撙，上方有两个把柄，中间有一洞，下方是个固定的木樽。两把柄由两个人一推一拉的推拉着上方的木樽）磨谷,磨后还要筛过就成糙米，若要吃白米，还需再把糙米椿过，胃不好的人不能吃糙米,只能吃白米。贝坤副政委(贝文对)和瑞英也住在这个点。这点住不久,我们一批人就被调去生产点了。

  

     我们这一批人有進二十个吧，分住两个POS，老叶和瑞英是负责人，我们这些国内第三省来的同志的任務是开荒要粮。当然,要生存下去，没粮食是不行的，我们理当要学会开荒要粮，只是人马嫌弱了点，精干的都被派去其他战线或工作队了。我们这批人只能砍“山脚”（大树下的小树），大树则只能等老同志们用斧头来砍。我们一行人从马罗河边（最河边的树是要保留的），沿河拉成一条长线，并排的朝山上的方向用巴冷刀砍着前进，这还不算是什么大考验，要说考验还是脚上的刺和山蛭。

     由于怕暴露不敢大面积砍，但面积小，晒得不好，烧得不好，因此芭里到处大树横七竖八的躺着，树枝树杈，树藤更是铺盖芭面，无从下种，只得一小堆，一小堆的收拾过后，插些木薯棍下去。但根本不行,种不出食物,首战告败。我们的腰带束得更紧了，每天就看着那2安士的米饭和几粒盐头，连木薯叶都吃不上。后来又再砍了两片笆，收成还是很差，只是其中一片芭的木薯和菜类还有一些，尤其是木薯，有了木薯吃,肚子就安静下来了，眉头也舒展多了。这时后的我，除了吃的问题比较有愁苦之外，脑子还相对简单,劳动之外的时间，热衷于看书学习，尤其是学习革命歌曲，部队里的革命歌曲可多了，学都学不完。很多老歌都是那时候，别人教的，或自己学的。部队里革命书籍也很多，除了学运时，我看了很多革命书籍之外,其他的就是在边区看的。我们每天晚上都有学习，每星期天都有唱歌，也有办大字报，闲下兴起就写写大字报，最可惜的是当时没有写日记和保留日记的习惯。因此，很多历史篇章都在无知中流失了。

当时学习是由方明负责，教我们唱歌的是毅彬（郑月妹)，毅彬还教我跳《采茶扑蝶》和《北风吹》。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把这两支舞教给了青少儿小朋友。

     最后种的一片芭是最好的了，芭烧得好，能见一棵棵大树被烧成灰烬,见到那些大树头堆成厚厚的灰烬，喜悦之心油然而生。就在那厚厚的灰烬上我们撒下谷种，我们点上瓜种，我们插上木薯棍，期待着丰收的到来。

     各种苗儿都冒出来了，长起来了，青青的稻禾，攀沿的瓜藤，可爱的Engsabi，苍劲挺拔的木薯，我多爱它们呀!菜吃了，瓜藤吃了（黄瓜藤能吃），木薯叶吃了，有的瓜（如黄瓜比较快)也吃了，稻谷也即将可采了，稻浪滚滚闪金光，到处是吊着、躺着的瓜类，同志们个个都充满丰收的喜悦。可是就在这时，印尼敌兵来空襲、空降，我们也只好撤走了,这是多么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啊！

在1971年12月23日印尼空軍空襲、空降我們馬羅河基地前一段时间，背粮过后，我们被转到另一个点，是个好高好高的点,这只是个临时点,我们在这个点拉“拿刀”叶做草席，也去砍“葵扇”叶做亚答。还是老叶负责我们，分配工作给我们的是阿鸿。一到那个点，老叶就叫我去做一间厕所。这对我来说是束手无措的，但既然工作分配下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去做。砍了小树，连好亚答做围墙。可是怎么找个适合的位置，怎么架毛坑呢,对我可是难题了，因那是需要力气的。用“巴冷刀”砍大棵的小树是不易的,要把这两棵小树架起来也不易，结果我是糊里糊涂的,但却是尽了我的力的把它做成了。他们问说:“厕所在那里？”我蛮不好意思的说“在哪！”也顾不得他们能不能用了。

在这个住点我又被老叶分配到记录新闻摘要。这时的我笨得很，并不会摘录的，他给了我一架收音机，我记来记去的，记一点内容出来，但他们说那不是摘要，那是在记叙。我说，不行了，把工作给推了，要不霸着这个收音机，朋友们又听不到新闻摘要，多心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