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惠莉：一个女兵的经历-9

AACYF

心戚戚，情忧忧

17年的部队生活，我有两次心情沉重时期。第一次就是我们少数人在1968至1970年期間，我們留守边区，又分散在各个工作岗位。本来，已是寂寞苦闷，希望从外边听来好消息，可是听到的却往往是揪心撞肺的不幸事，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倒下几十个战友。我自己分析,打從印尼空军轰炸老新点，我们匆匆的大会合，匆匆的大分手，在大力为创建鲁让根据地而奋斗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在第二省边界与第三省国内积极开展杀敌夺武、民族工作及边区群众工作。由於太自信、太匆忙,太缺乏经验下造成太多的失误（其中有一点是太相信民族群众），给我军带来严重的损失。交通员捎来的往往并没有多少喜讯，反而是噩耗连连。第二支队的同志，很快就传来练红、敢斗（这两位是很优秀的兴化同志)，贯长虹等先后出事捐躯。还有第二支很多同志，如海洋(郑万灵）、林英(杨玉琴）、小圆、小莲（余素梅）、丹容（李雪蓉）、鲁恩（叶片青）、华新(叶贤畅)、木光(林云辉)、鲁洪(刘德庆）、海涛(刘进想)、方旋（刘瑞珍）……等，还有很多我不记得名字了，也一连串的牺牲，群众也被非常残酷地迫害。我们刚倒回中游的同志也有被敌兵夺去生命。他们是铁军、坚持，必公、耶谷、杨子荣（陈源喜）、施学之（邱少群）、尤金（温尤金）、天来、明思（刘海金）、友如（黄尔兴）、……等。到我两年三个月后於1971年頭，倒回第三省国内工作時，这些同志都已不在人世间，永远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还有就是益利（原名蔡少祥）和工青（余泰古）在执行联络任务途中，因吃癞蛤蟆中毒死；我们第三支隊留守邊區的一個工作組去南边Ulu Sungai Palin進行群眾工作和嘗試聯絡那裡的印尼共產黨同志，也一次全军覆没，被反動土著群众砍死四个，他们是亚莲(范亚钊）、尽忠（陈仲华）、秀明、宋苗枝(杨立夫)。每每听到坏消息，我的心里往往不是阵阵的紧缩，就是坠着下沉。不易呀，实在是不易看到光明的前途。我们自己边区也是困难重重，老弱病号守候边区，不时就会有心戚戚，情忧忧的思想情绪侵袭着我。

     第二次是在和谈之后，连贵没出去，我们也没出去，“围剿”重点压向OMT。我们长时间处在反复被“围剿”之中，首先是战荣(何秀荣)牺牲，接着红坚(雷月梅)、学恩(朱宋盘）、坚红（潘启坚）、思恩（余志发）、武群（Ubong太太）、民军(江海佳)、重林（欧官民），小文（潘啟堅）、坚正（江秀琪）、志武（邵火祥）、百炼（江育英）、小锋，还有一些名字忘记了。太多的牺牲造成我的迷信，那时，我和老余很常在下广东笆、乌驿路和后埔巷后山一带连成一片的低芭森林活动，傍晚时分或下雨扎营时，时常会抓到乌龟。我有一段时间，连连抓到乌龟都有同志牺牲，抓几只，就牺牲几个。最后一次抓到时是三只，刚捉到，我心里不安，嘴上马上和老余叼念着，糟糕!不知是不是又出事了。心里当然希望不会有事，但仅过不久,收音机就报来，我们三位同志中埋伏献身了。他们是百炼(江玉英)、坚正(江秀琪)、志武（邵火祥),啊！此情此景我的心怎么不揪，怎能不沉！

三民的“永世难忘”

     说到“山人”（人猿Orang Hutan），三明（吴松美）有些补充，他说这件事他印象深刻。当时的新兵上边区大队行军中，他是被分配在尖兵队。他是农村长大的，比较快适应走山路，而他又是身瘦人轻因而很快的就赶上前头打猎的人员。当他和南章他们碰头时，刚好他们是在煮山人肉，见到山人的手脚在旁，他赫然看到似人的手脚也是一阵惊吓，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猎手们要他封嘴，不得透露是“山人”肉,只说是鹿肉。因怕国内来的新同志知道了不敢吃。因此，他就伙同猎手们一起看这伙国内新同志的“糗”事,直指那是鹿肉。我们随后跟上的队伍到后，听说有肉吃，又是鹿肉，高兴极了，尽管把肉往嘴里送，大口的吞咽。等我们大伙儿都吃好了，抹了嘴，他们才把“山人”的手脚展示在我们面前，说那是“山人”的肉。有的同志当场“咿哇!咿哇!”的要作呕。我大概是又饿又斋的久了，有东西往咀里送都是件大好事，故竟然不为所难，看过后，我照吃不误。可以想象，人到饿极时，如果没有道德思想束缚，发生吃人肉的事是不会奇怪的。

     说到吃，他还有些深刻难忘的事。当时老新点被轰炸，部队大分散后,他是被分配到前线战斗组。在打埋伏战时，一方面是有时间，另一方面是安抚嘴和胃肠，他当时其实只有一点点的饭（一天只有2安士）按平常大口点只须两大口就吃完了。但他却要吃上个把钟头，慢慢的嚼，慢慢的磨，慢慢的吞咽，细细的，非常深刻地品尝饭的味道，吞咽的幸福感。惟恐把饭食太快吃完了，就没得享受了。

     当时的他呀，竟然能把大小的鱼骨都给磨掉，吃掉。我问他，大鱼骨也能吃？他说慢慢的磨，磨掉它。反正我牙齿好，有的是时间。

     三明說，他们战斗组的人员，有活动到蔡华（蔡国壮）、小燕他们活动的達雅土著群众区,蔡华他们是群众工作小组。一到他们工作小组处,有了白糖好吃，他们竟然一个人能吃进一公斤的白糖，还能喝下一瓶(小酱油瓶）的半凝结的猪油。吃进这些食物后,由于肠肚斋久饿久，肯定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结果，肯定是泻肚，那泻是恐怖的泻法,他觉得那是连肠粘膜都被泻出来了。但是，强烈的食欲还是不易抑止。德兴還说：我甘愿，我甘愿,我还要吃。

     有次聚餐，他们猛吃猛吞的,吃到把肚子撑得像个球似的,肚皮被撑的太紧了。那是扶着肚子，坐也不能,躺也不能,他说自觉得自己丑死了，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当然，这丑事不只是他在上演，好多人都曾上演過。

     他经过边区的种种吃的考验后，他为自己发了誓言，从此之后,只要有米饭吃就好,决不怪怨，绝不嫌弃。他也当真了，三、四十年以来，他对吃就照这么做了，只要有得好吃就好，绝不嫌三嫌四，因他已曾经诅咒过了。

     关于吃的“糗事”可多了，这只是三明个人的三几桩而已，可见吃是很考人的，尤其是饿久了，斋久了，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往嘴里塞的。

     他还有件事，是他亲眼看见的，是小兰和丹莉等邊區女同志路過加那逸华区某个民運工作駐点。她們由于饿久了，所以食量比華區女同志大得多，大概也是吃不知饱吧。個別华区女同志不理解，就在附近营房引以为笑话，说是“哇，怎么那么大吃，女同志也这么大吃”。刚好被小兰和丹莉听到这段对话，以为华区同志们不能理解她们，而双双留下了泪，应该是认为太委屈了吧。

     还有件事是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那不是吃的问题，而是生死问题。三民说，这是他在边区曾经亲自目睹过的永不能忘怀的其中一幕，这就是边区战火下的战友生离死别。那是这一刻还活跳跳的人，下一刻已鲜血染红了身躯，离开了火热的集体,永别了苦难和盼望交织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