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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江4月27日在北京会见香港经济民生联盟访京团时指出，香港一些竞争优势开始弱化，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他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当前香港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只有经济不断发展，才能不断地改善民生，否则，其它一切都是空谈。据经民联成员透露，张德江未曾曝光的话，其实是重中之重，这就是：希望「以撑唐为核心成员的经民联」全力支持特首梁振英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还强调这样做便如同支持中央：「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不支持梁振英便是跟中央作对。」
支持梁才能有效迎接三大挑战
北京权威人士透露，张德江的讲话，显示了中央对目前香港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战略部署，使社会各界知道香港面临三大挑战：竞争优势弱化，深层次矛盾显现，2017年特首普选来临。中央视迎接这三大挑战为未来几年治国理政和「一国两制」发展史上关键和重要的任务。而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明确显示只有爱国爱港阵营和建制派全力支持梁振英，才能重拾香港竞争优势，解决香港迫在眉睫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更重要的是，这是对2017年普选特首的重要战略部署：支持梁振英在2017年连任行政长官，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长期执政。中央在香港实行的基本方针政策的根本宗旨是两句话，第一句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二句是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梁振英在2017年连任行政长官，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长期执政，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这不只是为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是为了维护香港利益，维护广大香港同胞、投资者的根本利益。
对反梁势力的善意劝戒
对过去两位特首，中央的表述都是「支持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从来没有「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不支持梁振英便是跟中央作对」的表述。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的首长，也是特区政府的首长。基本法还规定行政长官要向中央负责，国家对香港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需要通过行政长官带领香港各界人士来贯彻落实。因此，「支持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是一般意义上的表述。但是，「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不支持梁振英便是跟中央作对」，是超过一般意义的表述。其原因有二：一是「唐营」有人仍然阳奉阴违继续「反梁」，二是外国势力已吹响夺取香港管治权的集结号。
在有人仍然阳奉阴违继续「反梁」方面，资深爱国人士吴康民先生4月23日在某报发表题为《不可轻视英国在香港的潜势力》的文章指出，港英余孽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的代表人物是陈方安生，气数已尽；第二梯队目前还在台上，中央为了缩小打击面，仍让他们占有一定的荣誉职位。但在去年特首选举一役，他们公然与中央唱对台戏，主张投白票以促进流选，暴露了港英余孽的面目；第三梯队若隐若现，关键时刻出来帮腔，有时也唱唱反调。但还不敢完全豁出去，变成一个双面人；第四梯队现在还隐藏不露，属于「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之类。
对阳奉阴违「反梁」者的当头棒喝
吴康民踢爆港英余孽，引来反梁势力回应。陈方安生欲盖弥彰称，自己一向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不受外来任何势力或本地势力所阻挠云云。当日有份投白票的人否认自己是港英余孽。有人对号入座，说明吴康民的文章有的放矢。张德江希望「以撑唐为核心成员的经民联」全力支持梁振英及特区政府，还强调这样做便如同支持中央，而不支持梁振英便是跟中央作对，这是对反梁势力的善意劝戒，更是对阳奉阴违继续「反梁」者的当头棒喝。
可喜的是，作为立法会代表工商专业界的最大政党，经民联以「工商带动经济、专业改善民生」为口号，成立半年多来，积极建构香港工商界、专业界与广大市民沟通的桥梁，经民联的7位创会成员包括梁君彦、林健锋、刘皇发、石礼谦、卢伟国、张华峰及梁美芬，皆为立法会议员，是立法会内仅次于民建联的支持梁振英的重要政治力量。主管港澳事务的张德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后首次会见来自香港的访问团，就是以林建岳为团长的经民联访京团，意义非同寻常。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香港政坛普遍认为，支持梁振英的商界政党经民联，在香港政坛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完全代替在「反梁」政治漩涡中剪不断理还乱的自由党。
高速经济增长解决深层次问题
香港产业结构单一，过分依赖金融地产业，创新竞争力不足，引致发展步伐远逊于周边国家和地区。过去20年，香港的GDP增长平均为3.96%，新加坡同期的增长却达到6.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发表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均指出香港的竞争优势正在弱化，预计到2015年，香港的经济规模将落后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内地城市。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包括经济结构单一，贫富悬殊扩大，社会向上流动性减少、经济转型举步维艰等。而香港经济的最深层次矛盾，是高地价政策。香港政府和地产商多年来从卖地和卖楼中取得天文数字的利润，其余各行各业却要担起难以负荷的经营成本，更导致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加剧。但高地价政策捆绑了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公务员薪酬来源、低税制，及占人口近半居住于私楼市民的身家。
梁振英1月16日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对房屋问题，提出各项大计，「重中之重」是房屋和土地供应，勾划出短、中、长期的蓝图。梁振英的「安居蓝图」规模显然大过麦理浩10年建屋计划，足以应付香港日后的安居需要。不仅如此，不断增加的城市规模和经济实力，不单令香港商业用地不足和地价高企问题得到解决，也会推动香港产业转型和多元化，逐渐解决香港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过去数月，梁振英努力落实施政报告中的各项措施，包括在经济、房屋、安老扶贫及环保等方面取得进展。梁振英在5月9日的立法会答问大会上强调，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只有持续而较高速的经济增长，才可以有足够的力量解决社会上长期积存的房屋、贫穷、老年社会和环境等深层次问题。
排除泛政治化干扰
不可忽视，香港竞争优势弱化，深层次矛盾显现，与香港社会泛政治化的倾向密切相关。回归近16年来，香港社会政争不断，民粹主义泛滥，政治生态恶化，陷入内耗深渊，社会难以和谐，政府和商界动辄得咎，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泛政治化衍生数不清的争拗，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令香港竞争优势加速弱化，深层次矛盾得不到纾解。近期「占领中环」的炒作、预算案拉布及码头工潮，其泛政治化的色彩更加浓厚，令市民更加担忧泛政治化恶化香港营商环境，瘫痪政府运作。香港竞争优势弱化，经济便会出现问题，随之引发更多民生问题，继而加剧社会深层次矛盾，泛政治化又阻碍香港发展经济，彼此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中央期待香港巩固优势，期待香港集中精力把握机遇发展经济，期待香港化解困扰社会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只有排除泛政治化干扰才能聚焦经济民生，才能巩固和发挥香港的优势。归根到底，爱国爱港阵营必须全力支持梁振英，向泛政治化说「不」，才能重拾香港竞争优势，解决香港迫在眉睫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外国势力吹响夺香港治权集结号
「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不支持梁振英便是跟中央作对」，中央这一非一般的表述，原因除了「唐营」有人仍然阳奉阴违继续「反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外国势力已吹响夺取香港管治权的集结号。
早在中英谈判时，在「三个条约有效」论失去市场后，英国便开始鼓噪「主权换治权」。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指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至此，英国才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之下的。 但是，香港回归后，外国势力并不甘心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归还中国，外国势力通过其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即反对派，企图通过左右香港政制发展的方向以及选举方法来争夺管治权。
今年以来，香港政局急剧变化，异常诡异。有「魔僧」之称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智囊、前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在今年3月反对派磨拳擦掌策动「瘫痪中环」行动之时，公开煽动市民「瘫痪中环」。据媒体披露，顾汝德的真正身份与前布政司霍德一样，同属英国特务机构军情六处（MI-6）要员。港英政府在回归前派出霍德与顾汝德两名间谍要员来港，是要为港英撤出前，在香港本地华人精英中培养「战略潜伏者」，渗入社会各个阶层，为西方反华势力在回归之后打下「暗桩」。顾汝德从扮演外国势力的「幕后指挥」变作「幕前指挥」，正显示外国反华势力将2017年普选特首视为抢夺香港管治权的「最后决战」。
反对派对特首普选分路出击
众所周知，主权包括治权，但失去治权，主权就会被架空。 反对派的「宗政媒」势力在外国势力指挥下加快整合，这表现在反对派在外国势力支持和指挥下，对特首普选分路出击，虽然策略不同，但目的都是要抢夺香港管治权。
第一，反对派策动「瘫痪中环」行动，以新的「灾难论」威逼中央接受对抗中央的人当特首。「瘫痪中环」的始作俑者戴耀廷声称：「选择发动行动的地点是中环，也就是要攻向香港的最脆弱的地方，令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如不落实真普选的承诺，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所谓「灾难论」，是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之始，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的立场，并断言由中国取代英国的管治，「香港就会崩溃」，就会危及中国四化建设。如今反对派故伎重施，不是戴卓尔夫人要延续英国对香港的治权，而是要夺取香港的治权。
第二，27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成立的「真普联」5月8日提出特首普选方案，方案在提名委员会组成、提名方式和「爱国爱港」及「不与中央对抗」的参选条件上，都违反《基本法》和人大决定。「真普联」的方案完全离开《基本法》和人大决定「另起炉灶」，实质上也是要夺取香港的治权。。
第三，李卓人和职工盟操控的码头工潮，具有政治背景和动机，并非一般的罢工行动。香港过去的罢工历史，极少像此次码头工潮有如此多的内外政治势力夹杂和骑劫。码头工潮明显是外国势力反对派配合「占领中环」的前哨战反对派煽动仇商情绪，撕裂社会，为「占领中环」造势，这显示反对派为达到「占领中环」、「对抗中央」的目的，将无所不用其极。
第四，陈方安生成立了「香港2020」，主要成员包括高德礼、李志喜、布简琼、李鹏飞、陈文敏等。其中前港英政府经济司布简琼，以及反对派外围组织香港民主促进会副主席高德礼，二人是与外国势力关系密切的「智囊」和「金主」，肩负传达外国主子指令的重任，并且在适当时候开出反对派的最后方案，目的是为2017年余若薇的「特首梦」抬轿。
第五，伴随外国势力走出台前的，是大量「黑材料」不断涌现。当年前港英政府布政司霍德、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便是身兼军情六处间谍与港英高官的代表人物。回归后政治部所有的人事档案都搬到伦敦和澳洲，这些档案包括政府高级公务员、督察级以上的纪律部队及警务人员、有政治背景的组织负责人详尽的资料及履历纪录，更有许多现任、离任官员的所谓「黑材料」，随时可通过其喉舌传媒爆料以威胁不听话的人就范，而现在正是用上「黑材料」的时候。反对派突然有部署地清算前廉政专员汤显明，是从政治层面斩断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某报连续三日以头条新闻报道汤显明与中联办酬酢和送礼，承认是「可靠消息人士向本报指出」，这正是在特区政府要害部门的「战略潜伏者」所为。
「三个准备和一个支持」
反对派在外国势力支持和指挥下，对特首普选分路出击，目标都是要抢夺香港管治权。北京权威人士指出，对此，我们要做好「三个准备和一个支持」。
「三个准备」是：1.要做好特首普选方案设计的制度准备，首先要保证安全性，即绝对不能让对抗中央的人当选特首，其次还要兼顾合法性和忍受性，即要符合基本法和人大规定，要得到多数香港市民认同；2. 要做好特首普选的力量准备，一方面要壮大爱国爱港力量，一方面要尽量争取反对派中的温和人士为落实特首普选出力，因为并非所有反对派人士都对抗中央。在香港这个崇尚理性务实的社会里，温和反对派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更大的作为，不应该持续被激进势力绑架；3. 要加强舆论争取人心，做好特首普选的社会环境准备。
「一个支持」是：「支持梁振英就是支持中央。」面临2017年特首普选的挑战，支持梁振英在2017年连任行政长官，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长期执政。
北京权威人士指出，特首普选，除了制度准备、力量准备和社会环境准备之外，关键在「一个支持」，说到底就是特首普选的人才准备问题。在这方面，外国势力和反对派正在使尽所有力量，保送公民党主席余若薇入闸于2017年参选行政长官。余若薇过去的发迹之路，很容易看到美英势力培植余若薇「上位」的良苦用心，也看到她不遗余力的「勤奋努力」。几乎每隔两年，余若薇总有惊人之举。一步一步有计划有策略，都指向参选特首之路。面对外国势力和反对派使尽力量保送余若薇入闸，北京权威人士指「一个支持」即「支持梁振英」就显得更加重要。
北京权威人士指出，如果与中央对抗的余若薇掌握香港的执政权，后果不堪设想。2017年以及将来普选的特首必须爱国爱港，这是中央不可逾越的底线。权威人士指出，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长期执政，就要确保梁振英在2017年连任。梁振英本人已多次表示，竞逐连任并成为香港首位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仍然是他的目标，这是梁振英对实现特首普选和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长期执政作出的最大承担，所有爱国爱港力量都应支持这一目标。
爱国爱港特首普选人才准备30年
权威人士指出，从客观事实来看，中央和爱国爱港阵营为特首普选作人才准备，可以说是准备了30年。上世纪80年代初起，二十多岁的梁振英便参与到香港回归以及起草基本法的事项。1988年，年仅34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并就任香港基本法谘询委员会的秘书长。42岁的时候，梁振英已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梁振英成为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1999年7月起他出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召集人。梁振英对「一国两制」事业作出的贡献，以及经受的锻炼和考验，都是非常杰出和丰富的。
古人说，厚积而薄发，正因为有了长期爱国爱港经历的淬炼，所以梁振英在香港极其恶劣的政治生态下胜选特首以来，临危不乱，逢大事有静气，魄力内敛而处事果断，有原则而又讲究政治技巧，充分显示他是2017年普选特首的最佳人选。权威人士指出，从梁振英履任10个月以来的表现来看，中央认为香港在梁振英的领导下将会愈来愈好，到2017年梁振英应对复杂局面的经验将更加丰富，届时梁振英将是中央和港人都高度信任和支持的特首人选，也是反对派阵营任何欲问鼎特首位置者都无法挑战的人选，因此，支持梁振英在2017年连任，是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香港长期执政的重要战略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