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看报】《中国周刊》直面中国式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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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导读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0-14岁占人口总数16.60%；15-59岁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在计划生育后逐渐显现出纺锤形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这就意味着未来可能面临着公共机制无法承担庞大的养老支出，未来在中国如何养老？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周刊》2012年7月刊直面中国式养老，深入现状寻求突围之道。

专题索引

封面文章
养老为何是个问题
养老制度的“未完成”状态，让人们把养老更多倚重于个人，这不但是养老制度的耻辱，也是现代社会的耻辱。

30   入狱养老记
33   94岁的“赡养人”
36   被逐出养老院
40   谁在给穷人办养老院
42   卖房养老记
46   “421”家庭的一天
48   一位老人  十个家庭
50   延迟退休背后
52   被撕裂的养老制度
55   日本，先富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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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好文章

未完成的养老

中国周刊  徐一龙

一个30岁的中国人，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想象。

    究其原因，自然包括了中国养老政策的不确定性。

    比如刚刚热议的延迟退休，实行不实行，目前尚无定论。但估计做些功课的人，明白中国养老基金状况的人，多会做出结论：如现状不改变，养老基金亏空难填，延迟退休恐难避免。

    究其原因，自然也包括了养老机构的稀缺。

    公办的、理想的养老院永远供不应求，而且他们不招收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何去何从，还将是个问题。

    究其原因，自然也包括未来人们家庭的构成。

    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自有其局限性，可也有其合理性。面对不确定性时，血缘是人们最后的依靠。然而，在长期铁板一块的人口政策下，“儿子”愈少，“老子”愈多。两拳难敌四手，血缘与家庭甚至有可能成为养老的拖累。

    各种原因的合力，让养老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命题。

    一个30岁的中国人的父亲，在他30岁时，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这或许是不需太多思量。

    养老金——那时不叫养老金，叫退休金——自然照例由“公家”发放。公家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那时只有国企），它们当时并无太大差别，当然也会千秋万载地存在下去。

    在企业办社会、政府大一统的年代，养老似乎是一个无需考虑的问题。

    那时候，养老是一个已完成的命题。

    可事实证明，企业会破产，政府办养老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开始接纳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共济、分担风险，一个巨大的转向开始发生，而这转向竟一直没有完成。

    一个30岁的中国人的父亲的父亲，在他30岁时，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这或许更为简单。

    在遥远的过去，养老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它取决于自己年轻时积累财富的能力，取决于儿女是否孝顺，取决于自己的身体是否硬朗。

    从这个角度，政府大包大揽办养老虽然被证明无法施行，但至少指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养老不应该局限为个人问题，应该有公共政策、公共财力的支持。

    这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别，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人们意识到依靠个人的养老，终究是一种低水平的养老，人们发明一系列办法，从资金、医疗到养老机构，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美好些。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养老意识的变迁，即从依靠个人到依靠公共；以近30年来看，对公共的依靠也在逐渐转换为一种合理的方式。

    这种转变一直保持着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自然原因主要在于公共政策的摇摆和无力。

    当然也有客观的挑战，比如在刚刚推行社会保险时，社会上已经存在了大量退休人员，他们在与社会保险的对接困难重重。“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种种现在看起来奇特的政策，不过是在交历史的欠账。

    往事不可追，而现实也总有争议处。

    比如，公务员过于优越的养老政策，让本就紧张的养老基金背负更重的压力，且使公共政策变得不那么公平。比如，国家财政对公办养老机构投入的匮乏、公办养老机构定位的偏差。

    一个30岁中国人的孩子，在他30岁时，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他从父亲那获得了这样的经验：要依靠自己。

    当养老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时，人们不免会掉头回去，把养老问题，重新依赖个人。依赖个人在年轻时赚到更多钱，保持好身体的健康——可这两者本就是矛盾的。更严重的是，对于个体而言，这种依赖还有可能性，而对整体而言，这种依赖全无可能。

    这种后退无异于在充满自动化设施的社会中茹毛饮血。

    在这组封面报道中，我们讲述了诸多养老在“未完成”状态下的故事，它们有些显得不可思议，而又确实发生。

    结束养老的“未完成”状态，制定一系列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打破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感，或许这是我们这一代为了老人，甚至为了孩子，最紧迫的任务了。

对话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

政府收底才是国际惯例

Q ＝《中国周刊》

A ＝阎青春

Q：失智失能老人面临怎样的养老困局？

A：根据2008年的抽样调查，在城市中，完全失能老人占老龄人口的9%，农村是9.9%。失能半失能比例分别是14.6%和19%。全国失智失能老人人口数为3300万。失能老人应该是到有专业照护能力的机构养老，但是由于我国现在提供专业照护的养老机构不足，有90%的失智失能老人是在没有专业设备的家中养老。失能老人无法入住养老机构，家庭又无力照顾，老人生命质量得不到保障，甚至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Q：专业机构为何不足？

A：我们看到的现状是，失能老人一部分流向了民营养老院，更大一部分被拒之门外。最不能接受的是，多数政府出资的养老机构，从盖房、购买设备到人员开支，都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兴建起的是极其豪华养老院。之后，政府将这些养老院承包给商业机构运作，以市场价格划线，收住大量健康的自理的中高收入的老年人。这些机构中，多数都有明文规定，不接受那些最困难、最需要护理的失能失智老人。

Q：你曾说“公办养老院拒收失能老人是政府失职”。

A：政府的责任应该是为弱者提供最基本保障，而不是想着怎么把钱投入到市场行为中去，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这跟政府应承担的“保基本、保困难”的基本功能是相悖的。政府用税收的钱建豪华高档、收费不菲的养老院，拒绝接收最有困难的人群，那么政府的责任又放在哪儿啊？所以我才说公办养老院拒收失能老人是政府失职。

Q：国际社会通行的方式是什么？

A：国家出资的机构主要收治失能失智老人和高龄的需要长期照顾和护理的老年人、残疾人。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做法，但基本的共识是“政府收底”，简单来说， 没人管的老人，政府必须管。

Q：政府参与的具体方式是什么？

A：在美国，其实民间的机构也是特殊照护的主要力量。只不过这些民间机构大部分由国家出资兴建，这种方式称为“公建民营”。国家建好养老院之后，承包给个人，之后每年会有高额补贴。但和中国的公办养老院最大的不同是，国家对这样的养老机构有明确的人员招收规定，必须接纳一定比例的失智失能老人。

    而在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政府越来越鼓励失智失能老人在家接受护理的方式。比如瑞典，社区根据老人的意愿来安排老人或家属在哪里养老。除了专业的失能老人养老机构外，如果老人愿意住在家中，政府会出资给老人的居住场所进行改造，安装专业的设备设施，同时安排经过专业培训的护理人员进行入户服务。

小编有话说

读完《入狱养老记》，想起来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小说的用一种轻松幽默的笔调描写了苏贝这个流浪汉为达到自己可笑的目的而作出的可笑的尝试，例如到餐厅骗吃骗喝，砸商店的橱窗，调戏少妇，扰乱治安，行窃……只是想不到中国版的苏贝是位73岁的老人。他故意持刀抢劫只为“牢有所养”，这种荒诞的情节下折射出来的是一个集体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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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家庭的一天》命中了同为独生子女的我的忧虑，这样结构的家庭不仅仅使得家庭教育问题日渐突出，也不得不让人忧虑即将面临的沉重负担。对于一些家庭，两个人的工资需供给一家7口的日常开销。加上物价上涨和房市的不断飙升，安居乐业的生活已然是海市蜃楼。而对于第三代来说，负担将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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