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韦斯的成败教训将成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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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韦斯去世了，世上再无查韦斯，亦难有人完整继承他的衣钵，遑论他对国家、地区与世界独特而富于争议的影响力。　　在史册上，举世瞩目的拉美“向左转”，起始时间坐标正是查韦斯1998年12月首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从此，查韦斯一直是拉美强硬的反美旗手、激进左翼的政治领袖、拉美版社会主义的践行者、没有美国的拉美一体化进程的主导者。他的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探讨查韦斯之死的影响，恐怕首先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拉美为什么会出现查韦斯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他能够创造和保持如此可观的影响力？为什么今年初他病重之际，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会专门发表讲话说：“我们都是查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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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拉美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脉络不难发现，查韦斯领军的“向左转”浪潮，与几十年来拉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困境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集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起初的回应不是左转而是右转，先是普遍选择“举债增长”，饱尝债务危机苦果后，九十年代又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导致贫富悬殊加剧，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拉美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5%，逾40%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 　　查韦斯及其后一度在多达十几个拉美国家掌权的中左或左翼政党，都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赢得选举上台执政的。就此而言，拉美“左转”浪潮直接缘于对之前“右转”发展思路的否定，代表了拉美寻求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的努力方向。 　　这一“向左”的发展思路，并非单一的风景线，而包含着从温和到激进的丰富色调。尽管如此，仍具有以下共通之处： 　　首先，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的自主性，力主由国家而非跨国公司控制本国自然资源。 　　其次，不同程度地寻求与美国保持距离，看重与世界各国发展多元的贸易关系。意大利学者托尼·内格里感叹：“拉美第一次看上去不像美国的后院了。” 　　第三，积极探索拉美一体化发展思路，参与并推动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一体化进程。 　　第四也是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大力推动社会公正，高度重视通过社会变革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方面，查韦斯尤为突出，在任期间推出“使命”社会计划，聚焦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食品和医疗等方面服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3年至今，委内瑞拉的贫困率从62.1%降低到33.6%，失业率大幅减少。 　　从这四大特点，亦可清晰见出查韦斯作为拉美左翼的领军人物，对拉美政治版图、外交格局和发展理念的深刻影响。斯人虽逝，但拉美作为美国“后院”的历史，一去不会复返；而不解决贫富悬殊和获得发展的自主性，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便遥遥无期，早已是拉美乃至国际社会的共识。事实上，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会宣称：“我们都是查韦斯”。 　　这当然不等于说，查韦斯的发展理念和政策不存在缺陷。多年来，委内瑞拉通胀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无明显好转，对石油的严重依赖没有改观，国家治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委内瑞拉石油财富雄视拉美，上世纪60年代率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2010年人均GDP为6831美元。尽管被联合国列为拉美财富分配较平均的国家之一，距离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之日仍可望而不可即。 　　查韦斯时代落幕了，但他的发展理念与实践之成败教训，将为拉美和世界各地中等收入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继续提供丰富的借鉴和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