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名地震孤儿仅12人被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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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年，任强辗转北京、浙江又回到故乡汶川，在陌生的世界中打转，在磨难和迷惘中成长。他是汶川地震中630名“地震孤儿”之一。他们中只有12人被成功收养。南都记者 孙俊彬 摄

任强

　　16岁，汶川县威州镇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母亲，与姐姐任燕成为孤儿。过去五年中，姐弟俩辗转多地生活，艰难成长。

　　五年前的一个晚上，任强做了个噩梦，梦到自己在空地上玩，不远处的矿山上有个人从山顶掉入深渊，“很深的洞，怎么喊都不应。”任强一直记得这个梦。他说看不清那个人的面容，但能感受到他的无助与恐惧。

　　2008年汶川地震，630名地震孤儿，任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中仅12名被成功收养。

　　五年里，任强从一个五年级小孩长成一名16岁少年，与姐姐一同，在成人的世界里漂泊，独自面对成长的磨难和迷惘。

　　遗孤

　　任强家住在汶川县威州镇七盘沟村，距离震中映秀46公里。地震前一个月，母亲马建花才带着姐弟俩从居住了十年的新桥村搬来。

　　十五年前，任强的父亲死于车祸。随后十年中，马建花拒绝了所有上门提亲的人，靠在汉白玉厂打石头粉养育两个孩子。在任强的记忆中，小时候住过很多地方，多数是在新桥村搬来搬去。为了离工厂近，一家三口还在汉白玉厂的工棚住过。2008年4月，汉白玉厂在七盘沟开采，马建花带着孩子回到七盘沟。

　　5月12日下午地震袭来时，马建花正在邻居屋檐下聊天，被倒下的墙击中头部，不幸身亡。除了一份保险，马建花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任何东西。一个保存着全家人合影的相机被埋在废墟下，任燕哭着央求叔叔帮忙找了几天，但没找到。

　　任强就读的七盘沟小学每月都会给他这样的单亲家庭孩子免费发一些饭票。地震当日正好是领饭票的日子。中午放学回家，任强让母亲下午跟他一起去领，母亲说过会儿再去。

　　“我应该拉上她一起去的，就什么事都不会有。”感到孤独时，任强常会这样想。

　　“北漂”

　　成为孤儿的这一年，任强11岁，任燕12岁。根据爷爷奶奶签下的一份《助养协议》，姐弟俩的下一站将是北京。

　　任强的外婆看到了那张仍存放在爷爷家中的《助养协议》。上面写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下称儿助会)将为姐弟俩提供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及生活资助(北京科技学院附小附中)。”任强的五姨马建敏上网查询了这所学校。“看起来还不错。”她说。

　　2008年6月11日，姐弟俩抵达北京，暂时居住在儿助会主任张雯家，而协议中写的北京科技学院附小附中并没有接收他们。在张雯家住了大约半个月后，当时在浙江打工的五姨前往北京，将姐弟俩接到了浙江。8月底，五姨带着姐弟俩再次来到北京。经儿助会联系，北京市房山区安琪儿培训学校接收了他们。

　　这是一家由美国国际希望基金会捐助的孤儿学校。白天，姐弟俩由老师接送到附近的房山区太平庄小学读书，晚上回到安琪儿学校住宿，并有老师负责辅导功课。

　　在安琪儿学校，郎老师是任强的“家长”，照顾包括任强在内的三个孩子。“我在好几个慈善机构都干过，好几个孩子都喊过我老爸，但任强是喊得最久的”，提起任强，这个东北汉子竟大哭起来。五年过去了，任强一直称呼他“老爸”。

　　在郎老师的记忆里，任强是个个头小且有点笨拙的孩子。“举行家庭运动会跳绳，他只能跳三五个，动作可爱但不协调，绞尽脑汁之后给他颁发了一个最佳进步奖。”

　　现在的任强已经变得健壮敦实。“老爸对我很好，教我弹钢琴，唱歌，陪我玩，接送我读书”。只是，郎老师半年后就离开了安琪儿学校。任强为此难过了好一阵子。

　　回家

　　两个月后，任强和姐姐也不得不离开安琪儿。其间，任强的爷爷收到一封安琪儿学校寄来的信。大致意思是说要给两个孩子缴纳每人每年3500元的学费。“我们交不起这个钱，就让孩子回来了。”爷爷解释道。

　　曾经照顾任燕的一位老师解释，学校认为他们是地震孤儿，有国家专项资助，学校希望帮助到更多没有得到帮助的学生。张雯也表示：“他们是有家的孤儿，孩子跟亲人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成长会好很多。我们商量了半天，觉得还是把他们送回去比较好。”

　　对于这种说法，郎老师却并不相信。他简单地说了一句：“儿助会经常带任燕任强出去做宣传，募捐回来的钱也不给安琪儿。”另一位曾经在安琪儿工作过的老师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那时任强还不懂得这些，只是听从大人们的安排；如今，任强也表示不在意这些说法，对安琪儿的怀念集中在郎老师身上。

　　离开安琪儿之后，姐弟俩被送到另一所位于马泉营的孤儿学校。如今，这所学校已不存在。任强的记忆中，这所学校“很不正规”：“上课的时候发课本下来，下课又收回去，一日三餐都是学生自己煮，老师也很少。”

　　退学

　　2009年9月13日，离家一年零三个月后，姐弟俩回到七盘沟村，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汶川二小，姐弟俩分别入读六年级和五年级。

　　“一直都住校，每周回家一次，拿一点生活费，每一笔钱爷爷都会记下来。”去年6月，读初一的任强坚持要退学。他说自己一是不想读书，二是想出去挣钱供姐姐读书，三是不想伸手找爷爷要钱。郎老师遗憾不已：“太可惜了。”

　　说起退学，任强觉得还是外婆对他最好：“我姑父跟我说，如果我不想读书就教我开挖掘机。班主任说，你不读了也好，回去学个手艺。爷爷说，既然这样，那就看你自己。只有外婆让我必须读下去，要有文化。”但最终任强还是退学了，姑父也并没有教他开挖掘机。

　　任强先是去餐厅做服务生，四个月后又跟修车师傅学修大卡车。“要学三年才能领到工资，太久了。”一个月前，他又到工地学开装载机。“这是最后一个了，不会再换了。”他说，自己会尽快学成，挣到钱，准备给姐姐读书用。

　　任强记得外婆的话：只要有手有脚肯吃苦，一定活得下去。他跟姐姐之间，早已是他照顾姐姐多一些，为姐姐考虑多一些了。

　　帮扶

　　这些年来，任强和任燕接受了很多热心人和组织的帮助，但大多没有长久延续。

　　北京一家俱乐部最早向姐弟俩伸出援手。地震当年，外号“石榴姐”的俱乐部成员王娟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任燕捐助了3000元学费。

　　在北京时，王娟也好几次到学校看望姐弟俩，带来礼物和学习用品，还给他们拍照。任燕在北京不多的照片里，大部分是王娟看望他们时拍摄的。后来得知姐弟俩要回汶川，王娟还特意去跟孩子告了别。

　　这家俱乐部的资助仅维持了一年，“因为觉得国家和其他机构对他们有很多资助了，一年之后，我们就选择了别人。”

　　2010年，深圳一家律师事务所与汶川县总工会签订了一个三年助养协议，每年寄送包裹给16个孩子。任燕和任强也在其中。“他们是年龄最大的，而且是孤儿。”助养活动负责人许律师明显感觉姐弟俩与其他孩子不同。“我们感觉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教育。”

　　任强认了许律师做“干妈”。“她来我家的时候让我喊她‘妈’，我喊不出口；后来让我喊‘干妈’，我当时也没喊，是之后电话里才喊的。”今年过年，他跟姐姐收到了“干妈”寄来的爱心包裹：衣服，鞋，围巾，手套，暖壶，M P3……三年的助养期已经过了，可能这是他们收到来自“干妈”的最后的礼物。

　　此外，根据汶川县妇联的记录，2008年11月，一位广州的爱心妈妈通过妇联跟任燕和任强结下对子，给他们每人每年2000元的经济援助。不过，任强丝毫不知广州还有这样一位“爱心妈妈”。他只记得，2010年春节，受广州市妇联邀请，姐弟俩去广州玩了3天，还在珠江边照了相。“广州的冬天太热了，有点不习惯。”任强笑说。

国家每月发放的600元孤儿抚恤金，600元每月的中国人寿地震孤儿抚恤金，1000元每年的的华夏人寿抚恤金，1200元每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抚恤金———各种渠道加起来，姐弟俩每月能拿到接近1300元的补助金。

　　其中，除了中国人寿抚恤金每月打到任强的卡里，其他钱都是以现金或银行划账方式给到爷爷任朝元手中，而任强此前从未听爷爷提起过。前几天，面对任强的询问，爷爷仍不承认国家抚恤金的存在。

　　在姐弟俩的账户上，母亲亡故的11万元保险赔偿中的大部分，由爷爷拿去为他们盖了一栋房子。每月600元的中国人寿抚恤金是姐弟俩的全部收入来源。

　　“我一直以为，自己每天只有10元钱补助。每次开口找爷爷要钱，他都会说我几句。如果我知道一个月有1200，怎么会退学？”

　　不满16岁的任强在Q Q签名中频繁提到“累”、“疲惫”、“不知道该怎么办，但还是要坚强”等言语。他又说，其实也无所谓，反正最艰难的时候都过来了，等自己能挣钱，一切都会好起来。

　　采写：南都记者 杨希越 李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