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考”：倒逼理念转变 让经济低碳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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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环境问题要处理好政绩与民生的关系

　　▉把绿色发展作为“一票否决”指标

　　▉推动绿色发展，产业是方向，创新是核心

　　“人间天堂”、“江南水乡”是江苏享有的美誉。可曾几何时，作为中国经济先行者的江苏，工厂遍地、园区连绵，在创造一个个发展奇迹的同时也付出了环境代价，“欠债太多、负担太重”。有人戏称江苏人“开宝马喝污水，住洋房吸雾霾”。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约束”、“一道坎”。

　　当前，在资源环境压力下，中国经济如何走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之路，备受关注。对此，江苏开始探索：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将生态文明作为重要标杆，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绿色”：经济新名片

　　人多地少、资源缺乏、环境容量小的特殊省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特殊阶段；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经济总量占到全国1/10，在全国大局中的特殊地位——这“三个特殊”注定了江苏必须先行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发展新路。

　　立足省情，把脉问诊，靠“回到从前、停滞不前”来解决今天出现的环境问题并非正路。生态问题本质上是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共同衍生的问题，必须赋予经济发展以生态尺度，在调结构、转方式、推动经济绿色发展上下功夫，走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特色之路。

　　推动绿色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主攻方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则是核心环节。

　　江苏苏南特装集团是江苏省高端装备行业的领军企业，正实施重大工程关键锻件产业化配套技改项目，宽厚板是其中的“拳头产品”。集团董事长马建兴告诉记者，集团在保持环境生态的前提下，宽厚板项目有望在两年内形成20亿元年销售额的规模，成为集团新增长点。得益于持续开发新产品，在装备行业整体不佳的形势下，苏南特装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0%。按规划，2015年集团销售有望跻身“百亿级”。

　　苏南特装集团是江苏推动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统计数据显示，江苏现已有31家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1580多家省级创新型企业，汇聚起由6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组成的创新企业集群。今年上半年，江苏开发市级以上新产品14000多个，企业专利申请量、授权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全省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16.3%，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增长19.4%……

　　“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创新的主战场。”江苏省统计局总统计师刘兴远分析，以现代服务业为新增长点的第三产业和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增长，表明江苏经济质态进一步优化，绿色成为经济发展的靓丽名片。

　　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做足加法的同时，江苏也对落后产能“痛下杀手”。

　　2012年，江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0.57吨标煤/万元，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到102立方米/万元。今年上半年，已淘汰小火电机组16.6万千瓦，关闭了605家产能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

　　“推动绿色发展，既能为环境减负，又能为生态增值。”太湖之滨的宜兴周铁镇党委书记裴焕良感触颇深。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时，周铁镇73.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150余家化工企业，化工占全镇经济比重高达85%。五年来，这个“化工之乡”“壮士断腕”式的治污、转型，不仅成功转轨为“国家机械装备产业基地”，而且凭借优美环境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绿考”：倒逼理念转变

　　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局部与全局、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只争朝夕的现代化，让很多地方干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冲动，赢来了政绩，却忽视、牺牲了环境。由此，江苏在全国率先把绿色发展指标作为考核各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票否决”指标，完善地方政绩“绿考”机制。将“老大”套上“环保马车”，逼迫领导干部转变发展理念。

　　今年3月召开的徐州市环保大会上，市委书记曹新平当场宣布：市区今后不再新上、扩建火电、钢铁、煤化工等重化工项目，凡环保不达标企业一律关闭、转产。“曹书记话音刚落，审批就停止了。还是那句老话，千难万难，‘老大’重视就不难。”徐州市环保局副局长王斌说。

　　时不我待。江苏时时对领导干部敲响环保警钟。今年4月，江苏对苏南4市副市长环保约谈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今年一季度太湖流域重点断面水质连续3次出现水质异常波动现象。江苏首次启动了“约谈”机制，对武进、江阴、张家港、丹阳等市（区）政府负责人“环保约谈”，要求两个月内完成排污达标整改。对于限期之内没有整改到位的，将启动“挂牌督办”“区域限批”等措施，如半年内仍未完成整改，将直接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江苏环保厅约谈的对象，不是下级环保部门，而是地方政府负责人；除了动用环保法规，还有党纪政纪手段。

　　日日相继，久久为功。7月20日，江苏出台全国首个《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2）》，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6大类19项45个监测指标和1个评判指标中，有21条“约束性”指标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紧箍咒”，政绩考核“一票否决”。

　　“红线”：树立生态“标杆”

　　“九岛耸秀，烟波荡漾日月；十弯逶迤，澄澜抚安心潮。”漫步徐州潘安湖湿地公园，美景如画，令人心旷神怡。谁能想到，这儿原本竟是贾汪区面积最大的采煤塌陷地！贾汪曾是百年矿区，最高峰时有255处煤矿。

　　将占全区耕地面积1/3的采煤塌陷地创建成景区，努力推动“黑色贾汪”向“绿色贾汪”转型，成为当地政府近年来的自觉选择。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评价：“一潭碧水，用人工的方法，补救了另外一次人工的失误。”

　　潘安湖湿地公园是江苏生态创建的一个缩影。

　　面对浑浊的河水、灰霾的空气、污染的土壤，江苏以生态创建为抓手，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实施“蓝清绿”工程、生态风险防控等活动，积极打造“10分钟公园绿地便民服务圈”“10分钟体育健身圈”等生态生活保障体系，注入新元素，改造新提升，全力创造一个天蓝、地绿、水净、景美的生态宜居家园。

　　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绿满扬州”生态创建行动更让精致的扬州城锦上添花。“何时来看都是一幅醉人的生态美景。”扬州市环保局局长金秋芬自豪地说，“假如没有生态创建工程，扬州市环境基础设施至少落后5年。”

　　在多还旧账的同时，江苏生态经济创建也通过划定生态安全红线，严格执法监管等有力措施，力保不欠环境新账。

　　2012年，江苏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3587起，挂牌督办突出环境问题504个，督促全省2784家存在较大环境风险的企业开展达标建设。刚刚出台的《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2）》中，明确划定生态面积不低于全省国土面积的20%，绝不准越雷池一步。

　　“我们将通过不懈努力，继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把江苏建设成经济发达与生态宜居协调融合、都市风貌与田园风光相映生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说。（本报记者 郑晋鸣 本报通讯员 范雪强）

　　专家观点

　　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方式，是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核心内容。要引导企业自觉参与和公众自觉行动，是社会向低碳转型的公众基础。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绿色经济将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绿色经济意义上的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人均生态足迹应该保持在发达国家水平之下，有与人均GDP1万美元相匹配的人类发展水平。

　　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政绩考核是一根指挥棒。当“绿色发展”真正成为政绩考核指标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认为绿色环境“也是美丽”的。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工业领域是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主要阵地。工业生产要合理用能，控制化解过剩产能，加快先进节能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以高能效、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正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产业制高点。

　　面对悄然打响的全球低碳经济争夺战，中国有机遇，也有挑战。对我们而言，不能急着一哄而上“炒概念”、上项目，必须要对“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有客观、理性的认识。

　　碳概念源于西方。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碳排放总量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同时，由于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有巨大的技术优势，这些国家极力在全球推行排放总量降低的低碳经济模式，并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与国际贸易规则，进一步拉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从而继续保持竞争优势。

　　然而，中国的低碳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有本质的区别：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实现发展就必须依赖更多的能源消耗。我国提出，到2020年实现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是庄严的承诺，同时也是十分沉重的责任。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进行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应立足国情和发展阶段，逐步推进，并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履行自己的减排承诺。

　　更根本的一点是，中国面临着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加复杂的环境问题，中国的低碳发展必须走符合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特点的道路。目前，这一道路面临三个突出矛盾——

　　庞大人口基数与碳减排。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高碳排放总量，这是我们的国情。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将是中国未来较长时期的重要发展任务，对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

　　扩大内需与碳减排。扩大内需必须刺激消费，消费增长就意味着对资源、能源的需求要进一步增加，碳排放也要增加。一方面要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高度重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这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增加就业与碳减排。中国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结构正面临着加快转变的压力，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低碳发展与就业有可能变成最突出的矛盾。

　　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低碳发展”还面临许多阶段性的特殊考验：一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正处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三是“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也决定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四是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

　　如何破解这些“低碳瓶颈”，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是我们“低碳之路”上的重要挑战。

　　尽管中国低碳发展面临着这些矛盾，但走低碳发展之路，我们也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为，中国不但具有丰富的新能源资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巨大的节能与发展方式转变的潜力。

　　2010年，国家发改委明确五省八市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地区，各地鼓足干劲，“低碳热情”高涨。但潜在的“红利”要变为现实，还需要理念的彻底转变和行动的扎实跟进。一些发达国家“言大于行”的现实告诉我们，真正的“低碳之路”才刚刚开始，很多最基本的思路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还是市场，地区还是行业，交易还是税收，生产还是消费？

　　解决这些“低碳难题”，最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而创新是根本出路。一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二是要通过政策创新，解决一些地方口号与行动脱节、低碳经济建设缺乏系统性等问题。

　　绿色革命为我国在全新的经济竞技舞台上与发达国家一争高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充分认识低碳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发展新理念、新制度、新做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

钢铁产能过剩2亿吨，风力发电产能闲置40%……当前，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难题。化解产能过剩，代价之一是损失经济增长速度。稳定经济增长和化解产能过剩，一对矛盾碰头，难题如何破解？本报记者就此专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有多大？

　　姚景源：从目前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虽然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但依然做到了稳中有进。

　　一是中国经济保持在合理的预期的增长空间，上半年GDP增长7.6%。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到整个世界经济中去看，还是一个很快的速度。二是从物价看，目前，南非、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通胀率都在5%至9%之间。而上半年中国CPI是2.4%，低于预期目标1.1个百分点。三是上半年新增就业725万，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万，完成了全年目标的80%，就业取得稳定局面。

　　但同时也要看到，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缓慢，需求不足；中国经济从过去两位数的增长回归到正常的增长区间，必须直面经济的下行压力。

　　记者：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轮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现状折射出怎样的深层问题？

　　姚景源：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我国现在一年消耗的能源占世界年消耗能源的20%以上，但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10%高一点。我们这种高能耗、高物耗造成高污染使我们越来越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调整好结构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过去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现在，要转到依赖技术进步和创新上来。

　　记者：化解产能过剩，就要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但显然增长速度要付出代价，化解产能过剩有何良方？

　　姚景源：对于现在的产能过剩，首先要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一批；二是要兼并重组一批；三是要下决心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四是要走出去，向国际上转移一批。

　　合理的投资增长，就是投资应当将稳增长、调结构和惠民生三者有机结合的投资，并且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棚户区改造，一方面是投资，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同时又能吸纳就业，众多中低收入的群众通过棚户区改造，改善了居住条件，搬迁到新居后，还会更换家电等生活耐用品，又会扩大消费。

　　同样，改善需求也是这样，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十二五”后三年，信息消费每年要提高20%，信息消费的扩大不仅带来消费结构的优化，还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将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和促改革有机结合的措施。

　　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中，在宏观政策要稳、微观经济要活的前题下，很重要的就是找到既能稳增长，又能利于调结构的招法、策略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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