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国名人狎妓史

海芬心语

民国名人狎妓史
1909年，上海有一个叫何德梅的中德混血儿，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热衷吃喝嫖赌。其中一个小伙伴名叫唐桂梁，其父是大名鼎鼎的唐才常，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后创办自立会，谋划在汉口发动起义，事泄后被捕就义，唐桂梁也一度热心革命，但当时革命正值低潮，起义屡屡失败，他也心灰意冷，自暴自弃。与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所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度潦倒，“迩来所赖，仅有三事，一曰索，索债也；二曰借，借债也；三曰质，质衣物也”，在此茫然之际，也以打牌、喝酒和叫局喝花酒为寄托，终日胡混买醉。
这位年轻人曾在日记里写道，他曾夸赞某妓女的容貌，朋友以为他有意，还特为他招来。这个年方十六岁的妓女名叫花瑞英，一年后嫁给了南浔富翁张石铭，不久后便因失宠而离家重操旧业，这位张石铭也有来头，乃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兄长。
在这个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让他印象最深的也许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当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规定一人为主，仅此人可以对妓女动手动脚），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脱下皮鞋殴打对方，被罚款五元。这件事对他触动极大，他曾说那段时间虽然只是喝喝花酒打打牌，并无真正嫖妓，但已是一生中最灰暗堕落的时光，而酒醉滋事被罚款，则是他“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还有一种说法，指他因醉倒街头，整夜淋雨不说，钱财也被人偷光，因此反省。
这个年轻人名叫胡适。
日后的胡适，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时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论，狎妓之举在当时其实极为普遍，决非不懂事的年轻人的专利。何况，即使是胡适本人，日后在北大任教时，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后来，这位大名人胡博士有回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还被包天笑撰文刊登于《晶报》，气得他居然亲赴报馆，要找包天笑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跑，还在当晚日记里写下“胡适之自注销《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这样的话语。


（妓女与嫖客。图片源自网络）
《中国娼妓史》中的娼业规律
古龙曾说，杀手是男人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妓女是女人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前者未必，后者倒真是历史悠久。《隋唐演义》的作者、清代人褚人获曾考证，“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认为春秋时齐国便已有真正意义上的妓女。《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载，元大都“营乐的妓女和漂亮的待招女郎达2万人”，明朝的谢肇制曾说北京“娼妓多于良家”。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逸事极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纯粹卖身，妓则受过专业训练，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懂点，“客户群”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
满清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凡文武官员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换言之，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这也使得清代官员们热衷逛相公堂子，跟戏子腻在一起，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只是将长相秀美的男性艺人当成了妓女的代替品。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所谓八大胡同，其实只是北京“红灯区”的代指，又称“八大埠”，并非绝对的地理坐标，乃至有人说：男人说去八大胡同，只是表示自己“要做什么”，并非是讲“要去哪里”。它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以西。“八”这个数字也只是虚指，《顺天时报丛谈》曾说那一带有十余条胡同属于“花柳繁华之地”，公认的八条胡同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棕树斜街）、朱家胡同和李纱帽胡同（现大力胡同、小力胡同）。清末时法纪渐弛，各地妓女纷纷进京谋生，这八大胡同开始扬名，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清廷官员“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如果官员对狎妓一道不够精通，还会被同僚们耻笑，是绝对的土包子，“生长僻县，世为农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八国联军入京时，那位传说中的赛金花也是八大胡同的名妓之一，至于她的“以身救国”则是绝对的意淫——中国男人一向有在积弱时代意淫女英雄横空出世的传统。其后，庚子赔款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前门火车站的建成，都使得八大胡同更加繁盛。
1905年，清政府在京实行公娼制，对娼妓征税，在法律上承认了其合法地位。公娼制即“娼妓检查制度”，即在政府监督下由私人开办妓院，妓院按期交税，按例营业，妓女按期体检。1798年，法国最早实行此制度，时人认为，娼妓行业无法根除，所以不如加强管理、增加税收，同时防止性病传播。清政府对这一行业的规模和经营地点也有着严格限制，如妓院总量控制，额满后，有妓院倒闭退出，新开者方准入，私开妓院或暗娼均属违法。同时，妓院不得接待未成年人，妓女还要定期接受身体检查，妓院不得在临街一面用任何相关装饰招徕客户，甚至不能有走廊，妓女也不能走到门外拉客。另外，清政府也针对妓女的弱势，做了不少保护性规定，还拨款并募集社会捐助，成立了“济良所”，如有妓院漫天要价，阻碍妓女从良，或虐待妓女，受害者均可申请庇护，济良所对其进行文化和技能教育，学习国文、伦理、算学、手工、烹饪、图画、体操和音乐等，以助其日后生活，妓女在济良所里劳动所得也全数归于自己存用。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1912年2月，唐绍仪、汪精卫、蔡元培和宋教仁等在上海发起社会改良会，“总旨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认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入会条件共有36条。第一条即“不狎妓”，其次为“不置婢妾”。但民初政治动荡，大家还没来得及实行会务，便各奔前程去了。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曾出版《中国娼妓史》，八十年代后，此书又几次重新出版，成为学者们研究这一课题时的必备参考书。作者王书奴，真名和履历均不详，但视野开阔、文字洗练、兼顾中西，想来决非凡俗，可惜已湮没于历史。
他在书中写道：“民国后，北京仍为政治中心（民国十六年为止），上海广州仍为工商业中心。所以我们研究娼妓事业，仍以北平广州上海为全国代表。民国后娼妓比前清反为发达而普遍。看了北平上海广州情形，其他各大都会可以类推了。”
书中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据《北京社会调查》估计，民国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当时北京的公娼私娼在万人以上。另据1920年上海“淫风调查会”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约在十二万人数以上。
由此可见，公娼制虽然实行，但对私娼的泛滥并无制约。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大都市，私娼暗娼均远多于公娼，甚至以警署为保护伞。尽管政府、妇女运动组织都曾投身“禁娼”，但收效甚微。国民政府曾发起“新生活运动”，限制妓院营业执照发放，还设立妓女营救所，但也未能彻底禁娼。1920年，工部局曾力图缩减租界内的正规妓院，进行摇珠禁娼，被摇中号码的妓院和妓女被公示，限令停业，第二年又再次摇珠。但此举不但不能减少暗娼数目，甚至使得被停业的公娼纷纷转为暗娼。
1928年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废娼，几省的省会又迅速跟进，可失业妓女却纷纷远走其他城市，尤以上海“受灾”严重。
为何如此“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了几条原因，针针见血，其中第一条为“革命伟人之放浪”，第二条为“军阀之贪财好色”，第三条和第四条则是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妓院曾是革命党人堕落之所
在王书奴的总结中，第一条就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革命伟人之放浪”。他援引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指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歌舞管弦之盛，更增于往日”，民国初年也与之类似。他写道：“无论何国，经一度革命，社会上阶级位置，必为之一变。从前贵族高官，降为皂隶。现在握政权的，都是首先发难的革命伟人。这班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从前做革命时候，吃了许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简便的莫如嫖娼了。一般革命伟人，从前骂旧的贵族高官穷奢极侈，富贵时，也几几乎和他们一样。”这一说法，不但总结历史，亦预示将来。有人说底层凤凰男发迹后往往嘴脸一变，其实也恰恰是这道理。
这种状况甚至在革命初起时便已出现。武昌起义后，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三镇激战，后停战议和。义军中的不少新贵在此期间以嫖娼为乐，或者在武昌找土娼，或者每晚渡江到汉口嫖妓。可惜当时汉口已被冯国璋的清军用大炮轰得不成样子，仅有洋人所占的租借地未曾受害，所以革命党人便齐聚租借地嫖妓。
说革命党人嫖妓之前，得先说说一位传奇人物——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他并非革命党人，反倒是革命党的死对头袁世凯之子。这位民国四公子之一，可算是民国文人雅士中在风月场上最为传奇的人物，还是青帮大佬，也因此与革命党人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出身富贵，才情过人，金石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却极看淡名利，可算是货真价实的翩翩公子。他生性风流，年少时便随兄长袁克定狎妓，成年后更是常常流连于风月场，又因父兄均醉心权力，他生性恬淡，不沾政治，只求避世，于是很少回家。
他曾纳薛丽清为妾，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华裔物理学家袁家骝。可惜不久后，薛丽清就嫌弃袁克文太过恬淡，不问功名，生活太过沉闷，离开袁家，重返风月场。之后，袁克文还纳过小桃红，后者亦嫌弃袁家规矩太多，步薛丽清后尘。在袁克文的《寒云日记》里，仅提到名字、曾经欢好的妓女便有多人。
不过他虽风流，却不猥琐，对女性一视同仁，充满怜惜。有才情的美丽名妓，他自然喜欢，而那种最下等窑子里的大龄貌丑土娼，他也十分尊重，并不轻薄。相比肉欲，他更爱诗词唱和。
晚年的袁二公子穷困潦倒，凄然离世。丧事由青帮包办，徒子徒孙沿途送葬，还有大批妓女自发为之送葬，谁说风尘中人无情呢？其实无情有情，只看对象，像袁克文这般的浊世佳公子，即使潦倒，也不掩传奇。
有趣的是，革命党人唐继星曾在晚清时入狱，辛亥革命成功后被放出，任国民党支部负责人。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已然闹翻，唐继星也被列入抓捕之列，他却仍好整以暇，“日作狎邪游，昵一妓，寝食必于是”。袁克文与唐继星有交情，所以他虽是袁世凯的儿子，却帮朋友不帮爹，几番掩护。有次他听闻军警要抓捕唐继星，立刻约他去德义楼暂避，唐继星却不愿意，非说自己已经约了妓女，有事咱们明天再说，天大的事情也不能妨碍一夜风流。袁克文无奈，只能让唐继星把妓女也带到德义楼，唐才答允。
说到袁克文，便不可不提他的专栏。他的文字温润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见多识广，极多秘辛，堪称报纸畅销之保证。
1920年，这位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开始在上海《晶报》刊载专栏《辛丙秘苑》，大谈前沪军都督、老派革命党人陈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还有应夔丞（即应桂馨）、沈翔云与当时还年轻的蒋介石。
以往提及宋教仁遇刺，多以袁世凯派人刺杀为定论，但近年来学界亦有不少人认为，革命党人自己才是幕后黑手，此事应为陈其美与应桂馨所谋划。袁克文当年在《辛丙秘苑》专栏中便提及陈、应二人的谋划地点——妓院。他写道，宋教仁从上海赴京前，陈其美和应桂馨曾设宴饯行。席间，陈其美曾问宋教仁该如何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以“大公无党”为唯一办法，应桂馨认为此举叛党，大家不欢而散。也有人告诉袁克文，国民党内部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密谋要害他。而宋案元凶之一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其实也是青帮大佬。
早在清末，陈其美便已经是窑子里的常客。这位青帮“大”字辈的人物在加入同盟会后，将秘密机关设于妓院。后来有记者采访陈其美，在报道中写道：“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而在广东，革命党人邓荫楠等也曾雇艇招妓设宴，以此掩护革命工作，据说效果极好。
不过，考虑到晚清立宪那几年间，革命屡屡受挫，革命党人大多消沉的真实情况，陈其美的“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恐怕得打个折扣。革命成功后，他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但别人既然写信给他专门说这事儿，也绝非捕风捉影。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老同志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给你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可怜陶成章这位坚定的革命党人，奔波多年后死于同志之手，时年仅三十五岁。之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上梁不正下梁歪，陈其美如此，军政府的其他人亦不能免。报章称上海“军界中有身穿戎服，出入于花天酒地之中，结队成群，毫无顾忌，丧失军人资格”。陈其美曾为此于1912年1月12日发出通告：“以后除通饬各军队严加约束外，凡有见军服之人在妓院、戏馆混闹者，许即扭解来府，即以军法从事。扭解之人，立予重赏。”同年4月4日，他还发布训诫，指某些兵士“败坏军纪”，“有调笑土娼之事”，于是不准士兵平日随便外出。
但有领导带头腐化堕落，再多的训诫、通告都没有用。到了1912年8月，《申报》还曾有报道称：“从前应酬场中，酒菜之一两元而已。今上海以请客应酬，妓院之事，局菜等费，统计不下百余元。遇有住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诚敬。”时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的王金发还大肆搜刮民财，在上海买别墅，金屋藏娇，包养了名妓花小宝。
还有一桩逸事也跟陈其美和嫖妓有关。1912年初，关外的革命党人买了两挺机关枪，途中去玩日本妓女，结果这两挺机关枪被上海都督府的人、也就是陈其美的下属顺走了。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举。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却正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1933年，王陵基在湖北与贺龙部红军交战，因嫖妓误事。次年，他在四川围剿川北红军，又于战事激烈时跑回万县嫖妓，导致本部败北，被免去所有职务，一度赋闲。不过他倒是知耻而后勇，抗战期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出川抗日，立下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兼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其间也甚少出入风月场，俨然痛改前非。
其实，痛改前非的何止他，还有当年曾与他争风吃醋、后来反倒成了其领导的蒋介石。蒋介石后来戒色，推崇传统道德，不复年少时的荒唐。
在革命期间，妓女与革命党之间的故事并非只有荒唐，也有不少正能量。比如黄花岗起义时，便有一位妓女郭莲花曾放火配合，后被捕。上海光复后，妓女张侠琴、唐天琴等青楼妓女曾创办中华女子侦探团养成所，准备为革命军收集情报而培养间谍，不过因为南北议和成功，这群女子并无用武之地。最著名的则是湖南醴陵女子黄玉娇，她曾是妓女，后脱籍独居。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傅熙湘回家乡醴陵暂避，黄玉娇毅然将之收留。后来，黄玉娇嫁人，傅熙湘亦主持《长沙日报》，还曾将二人唱和诗作整理成《江薇感旧记》，广泛流传。
但类似的故事若掺入家长里短，往往难有好结果。也是二次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原重庆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为躲避袁世凯的追捕，躲入上海清和坊一家妓院。在这家妓院里，他遇上了董竹君，二人一见钟情。董竹君不愿夏之时为自己掏钱赎身，于是设计装病，老鸨只能将她送往他处休养软禁，董竹君不久后趁看守不备乘车逃离，找到夏之时，二人在旅馆中匆匆成婚，一起流亡日本。故事写到这里，本已荡气回肠，谁知到了1934年，二人渐行渐远，董竹君不满夏之时的霸道，毅然离婚，她拥有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上海锦江饭店前身）、锦江茶室等实业，是上海滩著名女强人。
至于悲凉，那也是每个时代都无法避开的暗面，比如辛亥革命成功后，许多人以革命元勋自居，论功行赏后腐化堕落，成为新贵。可也有一些曾参加广东女子北伐队的女革命党人，衣食无着，沦为妓女。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围下，妓女往往也被激情所裹挟。清末有位名妓，假借《红楼梦》主角之名，艺名林黛玉。这位花魁当年在上海红透半边天，不但被官员富商公子哥们追逐，还常常被文人写入书中，当年上海小报的妓界花榜，她亦是常客。1914年，眼见民主共和成了时髦词，已然渐渐老去的林黛玉也与时俱进，参与成立了“青楼进化团”，不过她并非这个“青楼进化团”的主角，最热心的要算是张曼君和祝如椿，前者更是热衷读书读报，还公开演讲，宣传爱国思想。到了五四运动前夕，上海还有十九名妓女组织宣讲团，请林黛玉牵头，但此举被《晶报》鄙视，认为“让人想起义和拳运动，不寒而栗”。也正是那一年的《晶报》曾经报道，有一位名妓因为不读书，也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鲜词，居然无人问津，生意难做。袁世凯打算称帝时，也曾策划组织各种劝进请愿团，其中便有“娼妓请愿团”。
“睡张宗昌的老婆去！”
即使有王陵基这样的回头浪子，也无法掩饰军阀整体都是嫖妓爱好者的事实。在王书奴的书中，“军阀之贪财好色”便是民国娼妓盛行的第二条原因。当年，北京有间大森里妓院，老板就是张勋和张宗昌，嫖客也以军政要人为主。这家妓院不仅姑娘漂亮，吃的也好，延揽了不少当年的清宫御厨。妓院生意极其红火，喝花酒得提前半月预订。
张宗昌的姨太太极多，他号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他走到哪儿都得逛妓院，看中了就带走，有时连名字都不问，就给人家弄套房子，再派个卫兵站门口，就算纳了个姨太太。这些姨太太倒是能风光几天，但没有收入，光守着一套大房子能顶啥用？于是纷纷离巢重操旧业。不过“张宗昌姨太太”的身份倒成了卖点，不少嫖客都爱嚷嚷“睡张宗昌的老婆去！”
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认为，“各省督军，拥有土地用兵赋税大权。各省虽有省长，名为军民分治，实则仅为督军属吏，结果酿成军阀割据局面。加以连年内战不息，小民困于征诛，武人大饱私囊。民国以来北洋派武人做过督军的，家资以千万为单位，二三千万三五千万的更不一而足。这班人本是不学无术之徒，甚或有目不识丁的，一朝得意，唯以发展兽欲为无上快乐，每一督军起码有姬妾十人以上。”
他还专门举了个例子，指“有所谓长腿将军者，姬妾共有三十余人。但是数量是这样多，脚色仍然时时更换。此外私娼、女优、打鼓的、良家女子，几无一不嫖，真可谓荒唐绝伦。长腿将军北京住宅在西城石老娘胡同。将军每次到北京时候，八大胡同妓女稍有姿色的，或曾经赏鉴的，听说将军节钺已到北京，不等相呼，皆亲自到张公馆来移尊就教。将军这时候如诗坛点将一般，一时莺莺燕燕，往来不绝。石老娘胡同变成小娘胡同了。”这位长腿将军，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张宗昌了。
军阀如此，门下幕僚也盛行此风。他们跟随军阀奔走，居所难定，往往喜欢纳妾，一方面有助性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太太团”的感情沟通来为自己谋求向上空间和敛财机会，必要时更可以靠姨太太拉近与领导的距离。这些姨太太不少都出身风尘，有些人为求省事，甚至临时雇用妓女充当姨太太，还把自己的起居置于妓院，跟领导、同僚喝花酒谈事情都很方便。
官员嫖娼一度难禁
在王书奴总结的娼业盛行规律中，第三条和第四条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所谓“代议士”，即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民选代议士，此为破天荒的事。国家一切内政外交，须经国会议员议决。特任官之任免，须经国会之同意。其职权之大，地位之高，盖可想见。这班议员先生们，有官僚，有学者，有学究，有革命伟人，有曾经尘海的，也有来自田间的。形形色色，济济一堂。一旦身入都门，声价十倍。加以政团林立，大小政客之依草附木者如麻。当时如关于国务员之同意事件，预算案之通过事件，政团间之相互事件，几无不以八大胡同为接洽交之地。”大多数议员们都沉迷于这灯红酒绿燕语莺声的温柔乡，将之作为讨论政事的安乐窝。他写道：“民国二年间八大胡同车水龙马，络驿不绝。为北京有女娼以来未有之盛况，至民七以后则营业一落千丈。都因政潮起伏，议员先生们南北奔驰，席不暇暖的缘故，至于民国七年（1918年）新国会议员，民国十二年（1923年）贿选议员，都是相习成风，一丘之貉，吏不必说了，下至省议员。县议员以及市乡自治员，选举时之托人投票，选举后之运动接洽，亦几无不以酒食征逐狎妓遨游为应酬无上良品，所以民国后娼妓之盛，与议员先生们确有关系的。”
官员亦不免俗，加上嫖娼合法化，再无限制，自是流连于烟花之地。
与王书奴这本《中国娼妓史》相互印证的是当时北京流传的一个说法，指最喜欢逛八大胡同的是两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写道：“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所谓两院，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据说，当时京师大学堂狎妓之风极盛，每日晚饭后，老师带头，率领学生乘坐洋车，浩浩荡荡直奔八大胡同，师生同乐。
后来，有一位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长，立志改变此风气，结果引发一场风波。他的好友胡适等人甚至认为这场风波是改写中国政治走向的导火索。
他是蔡元培，另一位当事人名叫陈独秀。
爱逛胡同的知识分子
1917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学生多为官二代，教师中充斥着官僚和投机者，乌烟瘴气，名声极坏。那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针对学校情况，提出了“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后来，他还说了那段极为著名的话：“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此后，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延揽大量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与辜鸿铭等。1918年1月19日，他还发起成立“进德会”，入会标准是“不嫖不赌不纳妾”，大批师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教员，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
可带头犯戒的却恰恰是进德会成立时高票当选评议员的陈独秀。讽刺的是，早在1903年，陈独秀等曾在拒俄运动中“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准备成立安徽爱国会。在草拟的该会章程中就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一条。眼下，裁判犯规了，咋办？蔡元培对陈独秀一向器重，为了将他引入北大，并让其担任文科学长这一左膀右臂式的要职，不惜帮他伪造学历。陈独秀办《新青年》，推广白话文，大反传统，抨击时政，蔡元培亦听之任之，还帮他顶住了不少上层压力。但1919年二三月间，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北京城中的最热话题，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学者们大多认为，对陈独秀的攻击实有预谋，是当局筹划并施压。蔡元培对此颇为愤怒，当时，翻译家林纾经常抨击北大诋毁孔孟，有违传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回了一封公开信，其中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同时还以林纾本人为例，讥讽了几句，表示“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其实，若抛开当局的幕后施压，这只是一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公众人物的私德可有边界。而在当时，这个纷争显然不可能在理性范畴内讨论。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与北大教员马叙伦、沈尹默齐聚汤尔和家中，一起讨论陈独秀之事。并非北大人却是京城教育界重头人物的汤尔和，原本是陈独秀得以进入北大的举荐人，如今却摇身一变，认为不可对陈独秀姑息。4月10日，北大宣布废除学长制，成立教务处，以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陈独秀就这样变相失去了文科学长职务，同时被放假一年，实则变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与其中，最终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投身共产主义的陈独秀，与昔日好友胡适渐行渐远，后者也为此痛心疾首。十几年后，胡适还与汤尔和打了一场笔墨官司，1935年12月28日，他在给对方的信中写道：“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按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他还痛批沈尹默，表示“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1936年1月2日，他又一次致信汤尔和，表示“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其实，这种以私德攻击别人的做法，又何止当年北大这一桩？在日后的政治变幻中，此做法几乎已成某些人的杀手锏。
就是在这封信里，胡适还认为恰恰是北大对陈独秀的不容，迫使他走上左倾道路——“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胡适这个观点，无疑感性多于理性，更多源自他对昔日好友分道扬镳的愤懑忧伤。但历史的走向大大改变，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说回北大，除了进了进德会却违规的陈独秀外，曾经年少荒唐的胡适亦一度重返风月场，直到加入进德会后才收敛。还有人压根不入会，还出言讥讽，他便是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辜鸿铭认为嫖娼纳妾都是名士风流，他这个“茶壶”所配的几个“茶杯”中，就有被他赎身纳妾的青楼女子。黄侃亦爱嫖妓，留下逸事无数。
若说辜鸿铭是老派人物才喜欢嫖娼，那可就大谬。有些后辈文人更好这口，比如郁达夫就生性风流，时常狎妓，他曾记载，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东海道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女，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觉得竟把我的童贞给破了。”一向禁足风月场的梁实秋也曾惊讶于郁达夫的放浪，说他“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实在“够恐怖的”。
与郁达夫知交的郭沫若也是风月场中的常客，还曾因此染病，传染给妻子。徐志摩亦曾于1931年致信陆小曼，表示有一晚与有人一起为胡适践行，请了几个妓女来作陪，饭后又被拉到胡同。一代狂僧苏曼殊只要有钱就会约朋友去妓院，但他总是对自己招来的妓女注目凝视，连话也不说，更不动手动脚。
好玩的是，有些知识分子纯属躺着也中枪，比如梁启超老先生就曾被妓女用来拉大旗。上海同春坊妓女忆倩曾在房中悬挂“黛柏苍松，深环玉砌；红兰翠菊，俯映砂亭”的对联，署名“梁启超书赠”，落款年月是丁巳秋（即1917年秋），可那年梁启超并未来沪，字迹也不像他的。其实妓女只是用他老人家的名气来招揽生意。
被加了太多作料的传奇故事
晚清积弱，各种传说、谣言反而盛行，仿佛可以意淫强国，靠“嘴炮”赶走洋人。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也算一例。八国联军入京时，这样的传说又一次出现，那便是赛金花的故事，据说这位妓女独自去拜见联军司令瓦德西，用自己的身体拯救了北京。
其实这故事纯属编造，国人往往喜欢以妓女作为故事的主角，然后告诉全世界：你看，连我们最低贱的妓女都可以解决这些大问题，可见我们泱泱大国是何等威风。
民国时，也有一个名妓的故事流传，那便是助蔡锷脱逃的小凤仙。这桩故事里，英雄美女两大要素齐全，救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并存，自然成了后来影视剧极其热衷的题材。但若拨开历史迷雾，便会发现这故事的水分。
关于小凤仙的出身，历史并无定论——一个风尘女子，即便成了传奇，谁又有兴趣挖掘她的背景呢？易宗夔曾在《新世说》里记载，小凤仙原名筱凤仙，十六岁入京师乐部，工皮簧，善酬应，丰肌玉貌，笑颊生涡。也有人记载，小凤仙是湖北人，本来父亲经商，家境阔绰，后因被小人所算计，家破人亡，她流落湖南，被卖为奴婢，几经转手后沦落风尘，十三岁进八大胡同。也有一种说法，指她生于官宦人家，父亲本为武官，退职后穷困潦倒，便卖了女儿。《蔡锷大传》的作者袁泉则称小凤仙的母亲是偏房，受大房排挤而离家，不久病亡，小凤仙只能跟着奶妈卖唱为生。
抛开身世不谈，与蔡锷结缘时的小凤仙，其实也并非什么当红名妓，只是一个普通妓女，长于唱曲。京剧理论家许姫传曾有一段小凤仙于1951年拜访梅兰芳时的口述记录，指她结识蔡锷时只有十五岁。袁泉则在《蔡锷大传》中写道，小凤仙曾回忆，自己当时年纪尚幼，“常听他（蔡锷）讲些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我识字看书。”
以这样的年龄和智识，要成为蔡锷的知音，甚至与他共谋出走大计，绝无可能。以蔡锷为人，既不可能如此托大，将机密泄露给一个少女，也不可能让一个少女与他共担风险。另外，当时军政要人均热衷在风月场中厮混，别说警察不管，自家老婆都未必管，在时人眼中压根算不上什么堕落之事，反倒是生活的一部分。蔡锷要是想靠狎妓来麻痹袁世凯，袁世凯也不会乖乖麻痹。
《民初史略》中曾说小凤仙“相貌乏过中姿，性格且是孤傲”，同时“粗通翰墨，喜缀歌词”，而且能“辨别狎客才华”。这三个特征，前两条估计为真，但第三条恐怕是文人出于美好想象的马后炮。在许姬传的记录里，就写到小凤仙最初压根不知道蔡锷的身份，更不知道蔡锷想做什么。
在蔡锷的出逃过程中，小凤仙也绝不是什么参与者甚至筹划者。关于蔡的出逃，史家并无定论，毕竟是机密之事，事后之说往往不着边际或添油加醋。流行说法大致有两种：一是蔡锷之友哈汉章的说法，指1915年11月10日是哈母八十寿辰，蔡锷出席，当晚在哈宅通宵打牌，清晨时由哈宅侧门走出，直奔新华门总统办事处，致电小凤仙，说中午要约她吃饭，导致密探麻痹大意。蔡锷借机奔赴火车站，顺利出逃。二是民国名记者陶菊隐所记录，指蔡锷常常与小凤仙乘车出游，当日游至火车站，混入车厢中出逃。在这两种说法中，小凤仙都只是幌子而已，甚至未必知情。而摸不清蔡锷究竟如何离去的北洋干将、警卫军统领陆建章，将手下编造的小凤仙将蔡锷藏于车中逃脱的故事放出，借以交差，也帮助了小凤仙“扬名”。
一年后，蔡锷英年早逝，北洋政府举行国葬。小凤仙送上两幅挽联，一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一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不过小凤仙只是粗通文墨，挽联是王血痕代撰，这位代笔人用了李靖和红拂女的故事假托，还用了“萍水姻缘”和“美人知己”这样的暧昧用词，更使得这故事成了传说。
（文章来源于《新周刊》，内文有增改）

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