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小五

    漫无边际、浓烈的红色中，井架与“磕头机”（压油机）林立，输油管道伸向远方。

　　每年国庆期间，大片碱蓬草成熟，辽宁省盘锦市西南部近20万公顷的滩涂会红得发紫，游人络绎不绝。若不是石油资源被发现，盘锦或许会成为旅游名城，城市的故事也将与周永康无关。

　　盘锦到北京，乘高铁如今只需3个半小时。而仕途上的周永康，用了18年。

　　46年前，这位年轻的石油地震队员来此创业，娶妻生子，一路升迁，并成为盘锦市首任市长。离开时，他已履新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实现政治生涯的起飞。

　　这里是他一路轨迹的原点。

　　因油而生

　　初来乍到的周永康，在童晓光的记忆里早已是个模糊的身影。

　　他还印象深刻的是，开春时候两人“宿舍”的毛地毯，钻出了密麻麻的韭菜。因为人烟罕至，负责安置这批石油地质队员的盘锦垦区某大队，只得在一片菜地上搭建起简易窝棚。

　　解放初，进行农垦建设的复原官兵和陆续招入的“支边户”，构成了这片“南大荒”的主要人口。直到1966年盘山县和盘锦农垦局合并，才发展为市地级行政单位“盘锦垦区”。

　　同一时间，这里的前期探井发现了工业油气流。为满足鞍钢炼钢所需的天然气，自1965年石油工业部便派遣大庆油田前往调查，童晓光曾几次担任前期专家小组组长。

　　随着勘探工作的进展，1967年3月，石油工业部从大庆抽调3个钻井队，2个试油队，1个安装队，一个特车队和部分地质、物资供应人员，奔赴下辽河地区，陆续构成了近千人的队伍，在盘山县沙岭公社成立大庆673厂。意图在于找到更大规模的油田。

　　1968年1月，包括周在内共有4名673厂的年轻人，来到这片荒原，参与前期勘探。童晓光时任地质队综合组组长，而周在构造组当技术员，两人算是上下级关系。

　　尽管住在一起，这位“工作很努力”的宿友，从没说过自己老家的事儿，对自己此前的经历也仅是寥寥数语。童晓光能够确定的是，本科专业为地球物理勘探的周永康，大学生活过得并不平静。

　　其就读的北京石油学院（现为中国石油大学）是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国后成立的第一所石油高等院校。据校史记载，他入学的1961年，校内师生正遭受浮肿等疾病的困扰。接下来，“四清”、“五反”影响着教学，师生间多次发起“思想清理”运动。1965年，为响应中央“办成抗大式学校”的备战号召，校方开始筹备迁校至油田一线。1966年初，他大学最后一学期，全院的中心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自觉革命”。4月份，大部分师生分赴大庆、胜利油田参加建校劳动。6月，一切因文革戛然而止。正值毕业的周永康，留校1年才得以分配到大庆油田。

　　据媒体报道可知，周永康正是在大学期间曾更换了周元根的本名。

　　周曾在辽河油田40周年的一封贺电中回忆：“1968年初，我怀着为石油事业奉献青春的理想，主动请缨从大庆来到辽河，参加了下辽河盆地前期石油地质勘探工作。”此后，他开始了风餐露宿、居无定所的野外考察生活。

　　“67年底，大庆油田机关也在不断的武斗，没什么意思。辽河的作业毕竟还是正常的，他应该是想来干点事儿的。”童晓光推测。

　　对于那年代年轻石油人来说，这里至少意味着可能的、实现个人理想的机遇。

　　“那一批人里，无论是专业业务还是政治素质，他（周永康）都是最突出的。”童晓光说。不过他很快发现，周永康的志向并不在于业务。

　　68年年底，地质队开始进行整党运动。刚来不到一年的周永康，升任为整个地质队的整党小组副组长。一到整党会议的时候，无论他级别高的连队领导还是年长不少的老专家，都要听他讲话，并进行思想汇报。

　　这样的晋升速度显然“太快了”。彼时，地质队里人心惶惶，稍有不慎，就会被按上某个帽子。童晓光颇有感触，队里最早的100多人里，陆续有18个人因接连不断的运动给“搞了下去”。67年的某段时间，上面的所有领导都进了牛棚，一度只得由他做代理负责人返回大庆做勘探汇报。童晓光推测，是靠自己档案里早年的从军经历，才获得了当时“工宣队”的信任。

　　尽管负责“管人”的权力机构不断更换，资历尚欠的周永康却稳稳站住了脚跟，颇受赏识。

　　“可见，他的活动能力很强。”童笑道。

　　“政治尤其突出”

　　1969年春，在童晓光的主持下，地震队确定出西部凹陷油气最为富集，并发现了兴隆台油田。由此，开始了1970年大规模勘探的“辽河石油会战”。经国务院批准，大庆673厂从处级单位提高到局级单位，成立了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

　　人们的记忆，被各地一次次油井井喷、国家领导人对于油田喜报的批示和不断的现场慰问所占据。

　　几位曾参与会战的老石油工人，谈起当年的场景，眼神里依然流露出单纯而热切的光亮。

　　如同一项神圣的仪式，钻井队、采油队和运输队的年轻人们，动辄几千人在会战誓师大会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高喊“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找到大油田”、“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等口号。后来，晚一些到来的人，进入驻地前还多了道程序：集体观看以大庆会战为蓝本的电影《创业》。几年间，这片黑土地上汇集了上万石油人。

　　那个时候的夜晚，从驻地俯视不远处的油田，颇具浪漫色彩：从地下油层引出的天然气无法加以利用，只得在油井井口燃烧，形成一大片密麻麻的“火把”。一位石油工人评价道：“用现在的说话，这叫做野蛮开采。”

　　最早的一批人里，有位来自大港油田，名叫王淑华的石油女工人，后来成为了周永康的妻子。

　　此前，童晓光听闻周在大学期间曾谈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因对方成分不是很好，工作没多久，两人就分手了。会战开始没几个月，周永康便和王淑华确立了恋爱关系。

　　王当时是采油厂某支部的干事，唐山人，工人家庭出身，高中学历，没读大学便参加了工作。以当时不少同事的眼光来看，周永康与她的结合“比较亏”：除了学历上的差距，王淑华面向很显老，看着比周要大好几岁。还有人因此暗地里劝过周永康，“不要跟王淑华”。

　　不过，一年之后两人就结婚了。197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周滨在油田当地的医院出生。当时有种说法，认为周的这次婚姻，也有“从政治出发”的考虑。

　　近三年时间里，周永康很快从普通的技术员，升任为地质团区域室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便已经很少像童晓光那般，继续下野外进行地震勘探了。

　　当时指挥部参照军队级别进行编制，童晓光的级别是排长，而指导员是连级干部。两人的关系彻底调了个，“我还是干活儿的，而他相当于管事儿的了”。

　　生活条件随着油田的扩大，也得到了改善。周永康一家已住进了位于兴隆台地区油田家属区，一个二十平米左右、带个小院子的砖房。童晓光和他们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他印象里周永康夫妻俩工作忙碌，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后来周把母亲从江苏老家拉过来，照看孩子。不过，婆媳关系似乎相处的不太融洽，时常会听到隔壁传来争吵声。

　　1973年作战指挥部变更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周永康很快调到地球物理勘探处担任处长，成为了一名处级领导干部，此时据其来到辽河不过五年多时间。不久童晓光也调到了局机关任职，工作重心依然放在技术上。因工作地点疏远，与周已经少有接触了。后来，他得知周永康继续升迁，做到局政治部副主任，主抓行政和宣传，而夫妻俩又有了一个儿子。

　　“他工作能力确实很强，政治方面尤其突出。”童晓光回忆，“而他升的速度也的确太快了。”他至今依然认为,一个石油勘探工作者最应努力的方向，是成为精于业务和学术的研究型专家。

　　但身边包括周永康在内的诸多例子，无疑都朝着与他观点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多吃了，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那时候，他应该算是个相当不错的官员。”受访者杨广吉说。

　　老家辽宁海城的杨广吉知青出身，辽河石油会战之初前往油田钻井基层工作，1976年调入辽河石油勘探局钻井政治处做秘书。1978年，他开始跟随刚刚升任钻井处代理党委书记的周永康，四处跑基层，并为其撰写讲话材料。尽管已近20年没再见面，但他对老领导当年的工作状态印象颇深。

　　早在此前一年两人便已相识。

　　1977年盛夏的某天，杨广吉被派遣前往高升石油会战前线（辽河会战中的一块油田）采访。刚驶出盘山县城，搭乘的运输卡车发动机出了故障，他只得站路边拦顺风车。

　　中午时候，一辆“212型”吉普车，带起一路黄土疾驰而来，在他面前一脚急刹车停下。当时能坐这款车型的，都得是处级以上领导。

　　“上哪去？”一位目光炯炯的中年人摇下车窗，上下打量一番，操着南方口音问。听罢去处，他冲车内歪歪头，示意上车。此人是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永康，也要去高升前线。

　　听闻杨广吉要去采访标兵连队85队，坐在副驾驶的周特地转过身嘱咐，该队精神内涵很丰富，一定要详细了解，挖出深层次的东西，“少写些大话、套话”。

　　采访完毕，周又把他送回了驻地。那次偶遇使杨广吉感觉，除口音之外，身材魁梧、大嗓门的周丝毫不像南方人，说话做事儿果断、“少有斯文”，脾气颇具北方人的豪爽。

　　之后在钻井处再次见面，周还打趣说：“小杨，咱是老熟人了，以后上哪去就跟我走，保你不用到处截车。”

　　此后，杨成为周的专职秘书。

　　在他的记忆里，周的生活作风极为简朴。每次去各个基层连队做调研时，周都只背一个黄色小挎包，有时候是杨广吉帮忙提着。里面只放三样东西：一个牛皮笔记本，一个搪瓷饭盒以及不锈钢勺子。周曾说，后两样吃饭的家伙，自其大学时期就没更换过新的，已用了十多年。

　　他不允许搞特殊化待遇，这一点杨言语间很是认同。周作为一把手的钻井处，实施半军事化管理，共有职工近万人，盘锦各个地区分散驻扎200多个基层连队。每次出差，饭点到了，去食堂打饭，当地的连队领导都不愿收两人的饭票。“你当大领导的大老远来我们这儿，吃顿饭还收你什么钱？”杨广吉描述当时的一种普遍心态。

　　杨广吉在井队呆过，了解伙食的价格，遇到这情况便会把饭票一扔，转身就走。他负责给周打饭，都是按照普通的一菜一饭标准——手拿两人的饭盆，四两米饭上各自帽（浇）上一勺菜。“也没什么好菜，都是炖白菜、萝卜条子之类的，没肉的8分，有肉的1毛5，一顿饭也就两三毛钱。”他说。和普通职工伙食标准一样，赶上没菜了就吃咸菜，从来不让食堂额外炒。

　　某次，一个小领导执意不让交饭钱，周永康发了很大的火，狠狠将其骂了一顿。杨广吉还能回忆起大致的内容：“他说，食堂是大伙儿的食堂，你拿了职工的让我多吃了、讨好我，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此外，几乎从没见周永康喝过酒。唯一的例外，是某次为钻井队庆功的宴会上，周以水代酒和“女子钻井队”班子集体碰杯，被女队员们强行换上了酒，周推辞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实际上，女性并不适宜从事与石油相关的重度劳动性工作。70年代初，随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辽河石油勘探局相继成立了女子钻井队、采油队。当时，周永康很重视女子钻井队的建设。这批“铁姑娘”也成为油田里“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旗帜，多次受到表彰。

　　几位女工人回忆称，因为体力消耗大，不少姑娘“一顿能吃5个馒头，再加2两苞米饭”。时常有拉着一整车厢卫生纸的卡车，开进女子队伍驻扎的基层。不少人落下了颈椎病、关节炎等劳损性疾病的病根。

　　据一位当年女子钻井队的老队员回忆，1979年她因身体无法再负担重体力劳作，调走前曾去周永康家拜访告辞。周很温情地邀请她：“你这一去，可能一辈子就见不着面了，吃顿家常便饭再走吧。”

　　此时周的居住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依然是个小平房。该女队员称，70年代末的大部分处级领导干部，都已开始置办新式家具，但周屋子里的柜子、桌子等大件，都还模样简陋老旧。王淑华有些不好意思地想她解释，这都是从周让亲戚从老家寄过来的旧家具。

　　三人围在一个小桌子前，共有四个菜。“很素净，我只记得有一盘炒鸡蛋。”她说。

　　领导与秘书

　　声调抑扬顿挫，带有浓重的齉鼻儿音，讲话很有水平——这可能是大多数参加过钻井处

　　集体大会的油田职工，对周永康的印象。

　　不过这位领导的名字，更多时候频繁出现连队大喇叭的广播中、油田简报的通讯稿里以及传达各项运动精神的文件落款处。

　　钻井被称作油田的龙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辽河油田进入快速发展期，每年都要交付一大批新井以扩大产量。据杨广吉描述，从上到下，人人都想“大块干上”，会战接连不断。那段时间，周显示出格外旺盛的精力。

　　尽管单位离家只有两公里距离，他却很少回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办公室里。白天外出下基层、跑钻井现场，晚上经常主持领导班子开各类会议，一开就到半夜甚至天亮。因此，负责做会议记录的杨广吉也养成了熬夜的习惯，“晚12点前一般不敢睡觉”。

　　周的工作热情不仅体现在抓钻井生产方面。

　　1979年2月16日晚，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的前一天晚上，钻井处负责传达中央的作战通知，忙碌到深夜。半夜正准备睡觉的杨广吉接到周永康的电话。其声音急切，要求通知办公室机关人员连夜讨论并收集情况，早7点必须拿出综合材料。前半夜为“深入传达中央精神”，周已跑遍油田各个会战现场。

　　因为家里没电话，无法通知其他同事，杨广吉只得回办公室自己写。凌晨1点多，从前线赶回来的周永康推门而入，颇为亢奋地告知：“现在下边士气很高，我们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促进钻井生产，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搞好教育发动。”杨广吉连夜写出一篇《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加快钻井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自卫反击战斗》的简报，并于17日上午以最快速度发送到了各基层单位。

　　不久，钻井处一批运输大队解放卡车的蓝色车皮，涂上部队的迷彩漆，并集中了很多司机作为军车驾驶员，准备支援前线了。

　　每次周永康看自己写的材料，杨广吉都颇为忐忑。同年年底年终总结时，周永康得至某井队一名车工，在患有“左中心型”肺癌后仍坚持上班。他非常重视这个典型，要求杨广吉进一步汇报，结果认为情况不够详细，大发雷霆。他责令杨广吉先后三次去井队了解情况，写了一篇汇报材料，该工人当年迅速被勘探局树立为劳动模范。

　　第二年，钻井处因工作突出，被辽宁身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局里临时通知周永康，要求其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做汇报。杨广吉因此熬了一夜，赶出一份发言稿。早上周没审阅便赶往会场，也许是不够满意，最终没用稿子，而是脱稿即席发言，结果颇受好评。局领导决定把讲话内容以书面形式通报各机关。周回来后，要求杨广吉将其发言录音整理成材料。

　　尽管瞌睡练练，杨广吉不敢懈怠，又忙了大半夜，“连标点符号都进行了反复推敲”。

　　这次教训，令杨广吉终身难忘。

　　工作之外，周永康对他颇为照顾。得知杨有胃病，还特地向机关食堂做了交代，不时给他带些养胃的食品。两人时常在单位宿舍聊到深夜。当时盘锦地区还是一片荒郊野岭，物质条件很是恶劣，杨广吉一度想调回辽宁海城的老家工作。

　　对此，周永康还曾鼓励他：“理想和追求不应该离开国家的总体利益。盘锦地上芦苇，地下原油都是国家最需要的财富。辽河油田的前景更是十分广阔，是每个有志青年的用武之地，你有了这段经历，你的人生也才会更有意义。”80年代初，住房条件紧张困难，周永康亲自为杨广吉在盘锦安排了住房，并配上了家具。

　　1982年，周永康升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长，两人就此分开，此后再无任何工作上的交集。据杨广吉解释：“我没找过他（谈工作升迁的事儿），他也没张罗过让我跟着他。”

　　局长兼市长

　　随着油田的不断扩张，周永康和他脚下这片土地的命运，都实现了质的飞越。

　　周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多年会战的成果：“我们先后转战黄、于、热，挥师兴隆台，会战西斜坡，三上大民屯，进军浅海滩，拓展外围盆地，一步一步艰难跋涉，开创了辽河油田开发建设的一个又一个新局面。”

　　1983年9月，辽河油田原油日产量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1.8万吨，成为全国第四大油田。

　　同年年底又拿下了9块有利区块，新增地质储量近2000万吨。1984年5月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时任中央军委书记杨尚昆前往朝鲜途中，在盘锦火车站专列听取了辽河石油勘探局领导的工作汇报，胡耀邦提出，希望辽河油田“争取当个油老三”。

　　一个月后，国务院批准撤销盘山县，设立盘锦市，行政区域以原盘山县行政区划为基础。同一天，经中组部批准，周永康升任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

　　1984年建市筹备阶段，中层干部最为缺乏，便从营口市抽掉了300多人，又从辽河油田、盘山县和大洼县提拔了一批。据筹备小组组长白立忱回忆，当时没钱、没车、没人，没办公地点，出行工具是借来的三台旧车。

　　据盘锦市市志记载，1984年12月，时任国务委员的康世恩听取周永康汇报考察尼日利亚石油情况时，同时对盘锦市提出指导意见——盘锦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油田发展，“体制上，油田要掏钱建设，将来成立的兴隆台区油地双重领导；市政府设立在辽河油田总部驻地。”那个阶段，勘探局为建市提供了2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

　　直至今日，几个较大的辽河油田职工网络论坛上，还不时传来这样的观点：建市之初，市中心原本定在原有行政单位盘山县，是周永康的极力争取，才逐步改为油田总部驻扎的兴隆台地区。不过这些细节，现有的资料已无法考证。

　　1984年年底，身兼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的周永康，被任命为盘锦市市长，党委副书记。

　　1985年3月20日，周以首任市长身份发表了《同心同德，开拓前进，为建设新型石油化工城市而奋斗》的就职演说。

　　据《盘锦日报》前身《盘锦市报》的采访文章，周永康还颇具幽默感地调侃：“你们记者追得挺紧啊，我可是说不出什么来，多做少说嘛。”

　　当时记者还问及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市直机关的位置为何设在兴隆台？新市长解释，这样做好处很多，能用较少的投资办较多的事情，“比如油田文化宫、正兴建的油田宾馆，将来地方、油田都可用”。

　　类似的话，他在2003年以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考察辽河油田时，重提过一遍。

　　“建市之初，让油田的书记当市委书记，让油田局长当市长，其目的就是油地要融合在一起来思考问题。”此外，他还建议油田系统和市政府之间，“思想、界限不要分的那么清楚”，“油田的宾馆可以作为大家的一起用，市里也就不需在花这个钱了”。

　　他当时认为，18年前的设想，现在看来“进展不大”。

　　如今的兴隆台地区有两套主要的行政系统：油田系统和市政府系统。辽河油田综合办公楼，外形好似插着两支羽翎的状元帽上，多年间一度是盘锦市最高最大的建筑物。其所在的石油大街林立着油田各下属单位，繁华程度和规模远高于市政府个机关所在的市府大街。

　　油田仿佛拥有独立于盘锦市的特权。它有自己的机关子弟学校、医院以及公检法机构。

　　“后者意味着，如果辽河油田的人在外面打了人，被市公安抓住，辽河油田一个电话，人就送到油田公安局机关，内部处理了。”一位长期为辽河油田提供采油设备的民营企业主说道。

　　哪怕想在河油田家属区上网，也必须选择指定的油田互联网供应商。其网速之慢广遭诟病。该企业主将原因归归结为“缺乏竞争导致的长期垄断”。

　　最近，辽河油田党委书记周灏的名字一度与周永康联系颇为紧密。据多人（童晓光等）向记者透露，其为周永康的远方侄子。据简历介绍，早年在北京医院工作的周灏90年代调入中石油系统，历任机关团干部、胜利油田采油厂领导、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书记，2010年调入辽河油田任党委书记。经检索可知，其曾任职的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领导中，介绍周灏为江苏无锡人。

　　但其调入辽河后，简历中这句话被删掉了

　　起飞之后

　　1985年年底，周永康告别了自己深耕18年的盘锦。

　　在其市长生涯的最后几个月，盘锦地区发生了多年不遇的大水灾。时任总理赵紫阳曾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要保卫辽河大堤，保卫辽河油田，保卫盘锦市。”刚刚处理完灾情没多少时日，周永康任职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调令就来了。

　　已于5年前调回北京的童晓光，还曾去周北京的新家拜访过。童记得，当时周氏夫妻两人感情还很和睦，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当时周永康还提出，帮童晓光在盘锦某学校当初中教师的儿子调到北京工作，但“一向不愿意求人”的童婉拒了。儿子对此颇有怨气，一家人只有春节期间才能团聚。

　　之后的周永康没能保持快速升迁的速度——“他在副部长的岗位上一呆就是10年”。

　　1988年石油工业部转制拆分为中石油和中石化，周继续在中石油当副总经理，童晓光习惯称那个阶段级别不变的中石油为“石油部”。

　　“那个时候已经能看出来，他已经有些骄傲不满了。”童晓光说。

　　这种主要体现在周对中石油总经理王涛的态度上。王从石油工业部部长到中石油总经理稳稳干了10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做副职的周永康无法“继续往上走”。

　　1988年童晓光以总地质勘探师的身份参与塔里木油田开发，与兼任油田总经理的周永康再次共事。他说，周当时对王涛的情绪，“周围的人都已经能看出来了”。

　　“王涛是个很善良的人，实际上是搞业务的，后来已经把权都放给周永康了。而周，其实还是搞政治的。”童评价。

　　那时候，一帮老石油人每年都要聚聚，周永康常向其他人介绍童，称其为“自己的老师”。后来沈阳军区的某政委宴请周永康，童作为随行人员坐在宾客席上。同桌的一位军区领导告诉他，周永康真不应该到石油部去，在辽宁省多好。当时已经有声音，周永康可能会调到辽宁省做主要领导。“可能（到辽宁省）升得更快？”他推测。

　　童晓光曾在塔里木油田开发期间，公开反对一些不计成本的开采行为。他后来承认，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唱反调的言论是很有风险的。不过投入大量人力资金的“塔里木石油会战”还是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过去我们把石油看到太深了，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从传统意义来说，获取石油的途径已经不是那么难了。”童晓光说，“不过，石油在中国政治体系里石油的话语权很大。”

　　90年代中后期，杨广吉与周永康见了最后一面。

　　那时候，他进京去中石油总公司报送一批材料，忙完正事儿想去看望一下老领导。到了周永康的办公室，秘书却把他拦在了门口，不让他进去。

　　杨广吉的倔脾气上来了，跟对方争辩：“我看看就走，怕什么玩意儿！”就要硬闯。动静不小，周永康闻声而出，两人站在门口一阵寒暄。

　　周向他解释：“你看，正好中组部的人找我谈话呢。我现在正忙，没时间接待你。”杨看见屋子里的确有两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周继续问，你在北京呆几天，有什么事儿等我忙完了咱们好聊。当时周永康还兼任着胜利油田的党委书记，杨广吉已经想到，可能是在谈提拔的事儿。

　　“没啥事儿，就是看看您。”杨解释。没两句，他告辞了。因为妻子急着回家照看孩子，杨第二天就回了盘锦，之后再没联系过周，电话都没再打过。

　　之后，周曾以政治局委员、常委的身份回盘锦两次。当年钻井处一帮老秘书曾叫他一块去看看老领导，杨广吉也都谢绝了。

　　“我不想联系了。”杨说，“领导在的时候咱们好好干，做好服务，也都是为了工作。”他认为，工作之外，与领导还是保持一定距离。退休之前，杨一共做过五个领导的秘书，除周之外不乏有升到局级、部级领导的，但都没有走得太近。

　　一位已经退休的辽河油田中层干部，对周永康离开盘锦后提拔下属的行为有所耳闻，“连洗脚丫鬟（指为其做过各种琐碎小事儿的下属）都照顾到了”。

　　“东北人交朋友，就喜欢交周永康这样的。”他说，“他很讲江湖义气，你对我做过事儿，我一定会回报你。不然，在官场人家凭什么为你卖命做事儿，你又怎么继续往上走呢？”

　　不过用周永康自己的话评价盘锦的岁月，是单纯而充满激情的。

　　“在辽河的18个春秋，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是我锻炼成长最重要的阶段。会战的实践，使我锤炼了品质，丰富了知识，加深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定了为石油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辽河人的博大胸怀、英雄气概和求实作风，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脉相承，始终激励着我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奋斗。”

    然而，他最终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在离开盘锦29年后，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