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无奈：挟私带利真美德

海芬心语

人性的无奈：挟私带利真美德 (2014-09-04 09:10:49)下一个

毛泽东给接班人留下不少整党治国的锦囊妙计，遇事选用可矣。比如改革开放，成绩卓著、危机四伏。一用上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分析方法就发现：官场腐败是“亡党之虞”的首要原因；再翻“红宝书”，赫然写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央于是决定开展“官德培训”。悬想，内容不外重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奉公守法、舍己为人之类，遗忘已久的老调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正式开创了《伦理学》，其关于人生目的、智慧、行为和美德等的许多论述被后世转述和发挥，惟独“美德蕴含于卑鄙的心灵中”的观点，后人一直绕着走。大概是亚公说的太直接了，事关人类本能，令人羞于面对吧。古今中外的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其它方式委婉地承认着这个事实。

比如，乾隆皇帝下江南，行至镇江金山寺，远眺长江航运繁忙，不由感慨了一声：百舸千帆竞渡，所为何事啊？随侍一旁的法磬禅师轻声答道：老衲只看到两条船往来。乾隆不解，和尚又道：一条为名、一条为利而已。然而，正是由于士农工商不懈地争名逐利，造就了有清一代的“康乾盛世”。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合理的利己主义”，也是此意：支配人们行为动机的决定因素在于利益。怎样做更愉快、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人就怎样做，其出发点就是放弃较小的利益或满足，以获得较大的利益或满足。车氏所言说明“利他之举”与“贡献社会”，其实是“利己”的副产品。即便主动为之，也是为了彰显个人的境界与情操。套用于贪官污吏，不妨理解为：立项、分肥，喂饱捞够之余，让社会、民众沾点光。

人类行为的本质，如本能的贪婪、被迫地掩饰、示人以德行，这三个层次，早就被弗洛伊德用“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概念归纳成理论、被人们认可了。所以，人们制定法律、采取暴力，约束人的本能，当然同时也宣传谦让、公益和利人的公德，劝人行善。甚至有人指出，世间万物，只有人类受此折磨，是为文明的一大特征。古圣今贤当然不甘于此，想了许多办法让美德纯粹起来，但是成效有限。看来，光凭教育和培训是不够的，还得有奖励做诱惑、用惩罚做威胁。以致遇到好人好事，竟然难以分辨其动机。所以，十七世纪的法国政治家、作家拉罗什富科在其所著《箴言集》中失望地说：“美德淹没在个人利益中，就像河流汇入海洋。”分不清哪一涓涓滴滴所为何来。

拉罗什富科又说：如果利益不与美德同行，美德是走不远的。这一断言许多人不服。比如毛泽东。他认定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做通思想政治工作，就能让人任其驱使。这一招曾经是他克敌致胜的一大法宝。比如，1927年北伐成功在即，蒋介石、汪精卫突然清党、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瞬间失败。托洛斯基随即指出：旧军队靠不住，还是先走议会道路吧。毛则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支部建在连上”保证“党指挥枪”。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利益被理想遮蔽。毛之落入“拉罗什富科的窠臼”是解放以后的事。

如果按理想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兴盛与衰落，把建国六十年分成阶段，会大致地看到：建国至文革中期，相对其后而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为人津津乐道；雷锋精神蔚然成风，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的官员颇不乏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大约十年，社会风气开始改变，官员作风逐渐堕落；贪污是羞羞答答、渎职须遮遮掩掩。从那之后到如今，说到党风如何，只消中央一句声嘶力竭的：贪污腐化将导致亡党亡国！就知道其普遍和程度了。伴随其间，政治教育未曾停歇，党纪国法日益严苛；时间的平行线上、变化的惟有利益，或曰社会风气、生活方式。

仅就物质生活而言，建国之初，气象更新、进步在望，易于以教育培训为主，提升官员的个人境界；那二十年，党员干部队伍，贪渎尚为“害群之马”，程度较轻，不伤大雅。甚至曾有焦裕禄等好干部涌现。大陆就是这样进入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每一个经历者，政治风险极大，生活改善全无。党内党外，迷茫、恐慌而又无奈。作为一个阶层而非单一的个体，为公利他有年，但普通官员自己基本一无所得，生活仍为票证所困，怎能不像运转中的机械，得不到补充而失去动力？

改变不了社会现实，人的注意力自然返回自己的生活。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吃一口香的，喝一口辣的，非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不办。社会不是修道院、干部不是清教徒。面对生存的需要、享受的本能，他们羞愧地发现，先前付出的美德，其实是一种投资，希望得到住户面积、医疗照顾、特供物资等回报。既然组织上不能给予比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些待遇，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的思路和方法倒是现成的。风，起于青萍之末，流布林莽之间-----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改变，也是这样不知其所来、不见其所止的。

这又正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那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个个穷怕了，遇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良机，那些惯见朝令夕改的干部，惟恐时不再来，像一群饿扁的臭虫，疯狂地吸食起来。不料，时代真变了，以权谋私的机会越来越多、方法越做越多、路子越走越宽；美德倒成了迂腐。一来二去，就形成了新的党内风尚、干部作风，并且直接传给了接班的梯队。

虽然如此，与“人性的无奈”同行的“理想与正义”，事实上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四个坚持、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德育未止；双规双开、干部考查、举报纪检……惩戒不停。但是，贪官污吏前仆后继、滥权渎职日甚一日。其势如飞蛾扑火，不可抑制。因为，形势比人强，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风气的堕落，比一切训导和惩罚的更有感染力、更易接受，比一切形式的培训效率更高-----利益也者，唾手可得；社会及民众都有份哦，何乐而不为。

其实，公元五世纪时，意大利学者鲍埃修就说过：“人类的错误在于把真正的、完美的东西和虚假的、不完美的东西截然分开。”并试图去恶存善。结果不仅劳而无功还误人子弟。但是，两者间的平衡点、适宜的比例、分配制度谁也没有找到过。所有的研讨和方案，都成了缘木求鱼、智力游戏。

我们看到，社会道德滑坡乃至沦丧时的挽救之道，有的时候，是来一场革命，一举改变生产和生活资料所有制，建一套新的文化风尚。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招用了一个历史阶段，已成强弩之末。于是要重定社会发展方向，用国家机器的力量，逐渐改变现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反正不能指望任何形式的培训与说教。手机段子不是说了吗：最大的贪官学校是各级党校，海瑞进去、和珅出来……。就像监狱：小偷小摸进去、江洋大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