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钢 胡劲草
公元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他们便是清政府设立的留学计划中第一批留美学生。他们的故事，奇异而曲折。 他们是文学巨匠马克·吐温和斯陀夫人的忘年朋友。他们曾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他们曾亲眼目睹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看见贝尔等人发明电话机，看见留声机在爱迪生手中出现。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在这些大学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入学登记卡、照片和简历，甚至他们赠给同学的留念册。 这个经容闳―――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努力了10年之久，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计划，原本长达15年之久，却在进行到第10年时，因保守势力强烈反对，半途夭折。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884年中法海战、1894年中日海战中阵亡；一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他们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凯的顾问。一些人成为清政府的大臣和驻外大使；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也出自他们中间。 然而多年以来，除了“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中国铁路开拓者―――的故事为人熟知，其他却语焉不详。 2002年，我们应邀到哈特福德访问，研究课题是“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在一位又一位对中美关系历史、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怀有热情的朋友的帮助下，120个幼童的形象，开始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栩栩如生；故事的轮廓，被一笔笔勾勒清晰。
“他们不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还在另外一些场合让我们心碎” 位于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今天或许是个不起眼的城市。然而100多年前，曾经辉煌一时。它是美国保险业中心、制枪业中心、出版业中心。打字机和手术麻醉药是在这里问世的。在哈特福德，聚集着有影响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其中包括1851年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女作家斯陀夫人、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当年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大楼也坐落在这个城市。 今天的哈特福德高中，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中学，创建于1683年。包括晚清外务大臣梁敦彦、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在内，曾有28名中国幼童在这里就读。 “回想起我在哈特福德的中学时代，奇怪地发现我的记忆中最亲密的那些朋友竟然全都是那些来自中国的孩子。他们拥有迷人的东方气质，还具有天才般地接纳新事物的能力。” 故事的讲述人是中国幼童的中学同学，后来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菲尔浦斯教授。193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其中一个章节的题目是《中国同学》。 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如果辫子松了，那可是给对手一个太强的诱惑。我们玩的所有的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样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当自行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学校第一个买它的是曾（吴仰曾）。我现在仿佛还可以看到，他骑着这奇怪的家伙在避难山路上走。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我们玩橄榄球选人分队时，聪（邓士聪）一定是首选。因为他又矮又壮，身材天生接近地球，跑动起来像只小猎犬，躲闪的功夫又像只猫。如果说邓在速度和风度上占优势，那么康（康赓龄）则是力量型选手。他身材健壮，脸上永远挂着善意的微笑，他可以穿越四五个美国同学的封锁，闯过目标线。在棒球场上，曾（吴仰曾）是最佳投手，他投的球几乎没有能被击中的可能。 我在高中最亲密的朋友是CHO，他严肃而庄重，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有教养懂世务的人。在课堂上听他解读恺撒是一种博雅的教育。几乎每个周末，CHO和我都要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猎，主要是打金翼啄木鸟和草地鹭。CHO有一把超过12磅重的猎枪，他可以终日毫无怨言地扛着他的这把宝贝枪，并且具有百步穿杨的好枪法。最后，当这些孩子令人遗憾地被召回时，CHO把他的这把猎枪赠给我，作为我们永久友谊的见证。在中国，听说他参加了海军，可后来没有了下落。我们之间有过几年的书信往来。（这位“CHO”是曹嘉祥，他后来是北洋海军镇远舰枪炮大副，再后来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笔者注） 这些男孩不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他们还在另外一些场合让我们心碎。当这些中国年轻人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时候，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他们对女孩的态度，有优雅的恭顺，是我们学不来的。我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他们，是因为和东方人共舞的异国情调，还是真的受到他们言谈风度的吸引？但事实就是，在舞会上，在一些招待会场，那些最漂亮最有吸引力的女孩总是会挑选这些东方男孩。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美国男孩痛苦的神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他们心仪的女孩特意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接受他们的对手―――那些中国男孩的邀请……那些中国男孩的舞跳得真是很棒。
“因为他们（哈佛大学）总在我们的后面” 钟文耀是“留美幼童”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人。他是第一批留美幼童，祖籍广东香山，来到美国时12岁。1879年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成为了耶鲁大学校划艇队的舵手。 在一张划艇队的集体照上，其他队员膀大腰圆，只有钟文耀矮小孱弱。不过身材矮小恰恰是作一名舵手最基本的外型要求。因为划船比赛分不同重量级，除了划船队员自重外，船上其他任何分量都要降到最低，当然也包括了舵手的体重。 钟文耀在耶鲁划船史上颇有名气，可不仅仅因为他超人的体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他担任耶鲁划船队舵手的两年，在和哈佛大学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两次比赛中，耶鲁均取得了胜利。 起源于1852年8月3日的哈佛―耶鲁划船比赛，算是历史最悠久的美国大学校际赛事。到2003年138届，总比分为哈佛85比53，应该算是大胜耶鲁了。因此，耶鲁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小胜，就更让耶鲁人津津乐道。 作为划船队的舵手，主要职责有二：其一，为比赛中快速行进的船掌握方向。其二，使全体队员动作协调一致，并激发他们的战斗力。第一条属于技术活，学会了就掌握了；第二条可就不是太容易了，他完全靠舵手用肢体动作、用特殊的语言去振奋、感染所有的队员，让他们斗志昂扬。如果中间夹杂些粗话、叫骂，效果更佳。 面容娴静若此的钟文耀如何担当此任？ 菲尔蒲斯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果真记录了中国舵手钟文耀令人担心的那一面。 他比赛时指挥船安静得像是他们在自己练着玩呢。据说之前教练告诉他，舵手必须要学会斥骂划船手，大声指挥，这样才能激励他们发挥到极致。而他总是儒雅地坐在船头。大声咒骂看样子不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他的性格沉闷，甚至有些冷漠。但是，教练对他反复训练，一遍遍告诉他舵手必须学会大声呵斥。终于，有一天，他这么做了，据说他突然间开始机械地，毫无重音地，反复地大声重复着“DAMN！”“DAMN！”“DAMN！”（相当于“他妈的！”）结果令所有的队员莫名其妙，哄然大笑，最后是央求他停止这羞涩的“叫骂”。但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在钟文耀做耶鲁划船队舵手的1880、1881两年间，耶鲁队大获全胜。 关于钟文耀的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若干年后，他偶遇一位哈佛毕业生，当两人谈起哈佛耶鲁的划船比赛时，哈佛生怀疑地看看钟文耀，说，你见过哈佛划船队吗？钟文耀颇有风度地承认，他没有见过。稍作停顿，他说，因为他们总在我们的后面。
“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我们发现了一份1876年6月23日上午一次纪念会的学生演出节目单。在总共9个演出节目中，竟然有4个都是由中国幼童担纲。 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也举行毕业班学生讲演比赛。发表演说的通常是杰出学生代表。我们从中发现了数份中国“留美幼童”的演说稿。 1878年，梁敦彦（后曾任清政府外务大臣）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北极熊”的演说，围绕俄国―土耳其战争，分析俄国处理事件的方式。梁把俄国人描绘成穿着警察制服的小偷，有着狐狸一样的狡猾和老虎一样的残忍。如果不遏制俄国企图霸权的野心，那么不久以后，欧洲将被这一巨大的霸权控制。 “俄国是窃贼！”梁声泪俱下。他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当时的报纸说梁被召唤回台上谢幕，这种情景在哈中历史上很少发生。 第二年春天，又一度毕业典礼演讲比赛。这天天气恶劣，但丝毫没有阻止人们观看60多位男女学生演说的热情。这天出席的贵宾包括康州教育局长诺索布先生、NEWBRITAIN市长、前任州财政大臣CAMP先生，有广告商，有康州其他一些中学的校长。这一年有3名中国幼童从“哈高”毕业，他们今天都要参加学校的毕业讲演。 哈特福德《每日论坛》报为我们留下了毕业典礼的详细情景。3位中国学生独树一帜，他们身着华丽的丝制长袍：一位是橄榄色缎子，另一位在橄榄色长袍上系着华丽的珍珠色缎子腰带，第三位身穿非常名贵的浅褐色丝袍，打着黄色缎带绑褪。为了和服装款式相配，第三位学生手中还拿着一把扇子，并戴了一顶满清式的缀有红钮扣的帽子。中国学生卓尔不群的打扮无疑要吸引太多的目光。 《每日论坛》评述到，那天最精彩的当属中国学生黄开甲（耶鲁大学肄业，曾任1904年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副监督）的演讲。他的题目是讲述法国大臣JEANBAPTISTECOLBER（1619―1683）的一生。尽管黄的英语口语略带口音，但是他极其出色地运用了优雅的表情―――尤其是恰到好处的手势。黄的遣词造句非常得体，段落组织精妙绝伦，成为当天演讲比赛的一个楷模。 紧接着黄开甲出场的是蔡绍基（耶鲁大学肄业，后任天津北洋大学校长）。他的演讲题目是“鸦片贸易”。蔡说，他最有资格演说鸦片，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影响。蔡说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出售名为“神奇抚慰者”、“无价之宝”的鸦片。如果人们知道了服用它的后果，他们就会把它称作“可耻的污垢”和最可怕的毒药。蔡展示了一位鸦片瘾君子生前和死后的可怕照片，讲述了父亲们用出卖子女的钱来购买鸦片。 当时，西方一共向中国出售了30多万磅的鸦片，收入有6000万美元。出售此毒药给一个人比用刀谋杀他还要恶劣。蔡谈到了鸦片战争，从此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口岸。他认为，虽然中国的政府官员在许多方面需要谴责，但是大英帝国以此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其罪孽更加深重。 蔡的讲演在结束时获得了观众给予的最富热情的掌声。他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
“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他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由于美国东部政治家大多主张对华友好，留美幼童暂时置身“避风港”中，但留学事务局却因此命运莫测。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 呈奏当日，奉上谕：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李鸿章心情矛盾。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 这时，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了最后的抗争。当他感到留学事务局的生存受到威胁时，立刻向当地的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Porter）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这封信指出，各大学对中国学生毫无歧视，他们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到校参观，可是监督轻视其事，从不接受这种邀请，连代表也不曾派。各位校长严正否认“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马克·吐温描绘过那天的情景： “过程很有趣。JOE（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一份请愿书上签上他的名字。结果是，推切尔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出具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转眼间，JOE（推切尔）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成了零。就好像他来向人借一美元，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元。” “在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写到：“格兰特的信被送到了哈特福德马克？吐温那里，从那寄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然后转交到天津总督手里。信一共有5页纸，写得非常漂亮，从他本人的角度出发，直接切入主题，我想一定会起到作用的。上帝保佑它。” 1881年3月10日，推切尔收到容闳的信：“严格保密。……格兰特将军的信发挥作用了。总督给吴子登（当时留学事务局的监督）的电报让他不要现在就把学生带回去，而是咨询一下陈兰彬（留学事务局首任监督）。陈和我一同经营了这项留学计划，他怎么也不可能让这项计划流产。……你看你在这项事件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上帝和你同在。我想肄业局已经度过了它最危险的难关。你能否找时间拜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马克·吐温，偷偷告诉他他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但一切并没就此好转。 3月19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鸿章接到陈兰彬的电报。这份电报显示，陈兰彬和吴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问题上发生矛盾。他让李鸿章决定要不要“撤局”，同时拒绝再管理留学事务。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1881年5月16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20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李鸿章此举，原想一举两得：既解了国内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以这20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 1881年7月9日，容闳写信给推切尔牧师：“昨天又收到一份中国来的急电，所有的疑团全部解开。肄业局结束了！”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心碎的场面” 1881年8月21日晚，避难山教堂。推切尔牧师为即将离开的中国幼童举行告别晚会。 许多“留美幼童”已经在这熟悉的钟声里生活了10年。他们已经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他们中有50多人进入了美国各所大学，人生的崭新蓝图就要展开，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 美国舆论密切关注着中国留学计划中途夭折的事件： 1881年7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有迹象表明，大有前途的中国留美教育计划项目很快就要终止……如果对这个项目的放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将非常遗憾……这些从中国优秀家庭挑选出来的孩子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处处受到人们的喜爱。” 1881年7月16日，《纽约时报》评论：“提及计划被终止的原因其实并不隐秘，因为中国的官员担心，这些没有保持严格传统教育的中国青年将来无法真正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政府开展了这个留学项目，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对于这项事业的意义远没有容闳博士看得那么远。” 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 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惟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这个政权如此的复杂神秘，以至于他大多数高贵的臣民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的准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幼童分批撤离美国。第一批幼童离开哈特福德时，在火车站，他们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人们已经对这批孩子非常熟悉了。学生们身穿西式服装，像大街上每天穿着考究的绅士们一样。长长的黑发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身后，底端细心地卷起放在了衣服旁边的口袋里。不少人戴着眼镜，悠闲雅致的神情就像当地的新英格兰人。许多他们居住的美国家庭的成员都来火车站送别，大家都希望这次召回只是短暂的。 最后一批孩子于9月26日离开哈特福德，又一次有大批的人前来送行。所有孩子的外套钮扣眼里，都挂着一条告别的黑白丝线。 10月6日，推切尔牧师收到幼童容尚谦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他说，你那天没有到车站去送中国学生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心碎的场面。” 老师望着这个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充满疑惑地问，你说的是真事还是你编的故事？ “留美幼童”被召回时，有两人抗旨不遵。其中之一是谭耀勋。他秘密逃跑后，“留美幼童”同学们集体凑钱帮助他。1883年，谭耀勋完成了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获得了在纽约中国总领馆的一个职位。但就在这年秋天，他却因肺病客死他乡。他死后，葬在曾生活过的美国家庭的墓地里，至今墓碑仍在。 另一人，就是被后代称为逆子的容揆。他当年的所为，桩桩件件都可谓惊世骇俗。 据说，容揆曾写信向父亲宣称自己已经信奉了外国的宗教。做爹的哪听得了这一套，闻罢即暴跳如雷，他写信给留学事务管理局，请求他们将自己的儿子遣送回国，并表示将痛揍逆子，令其改邪归正。这件事发生在1880年，离幼童集体被撤回还有一年。 但最终，老父想法没有能够实现。在从哈特福德前往波士顿，准备从那里被遣返中国的路上，火车途经春田车站时，容揆称需要和照顾自己多年的主人道别，但却从此销声匿迹。 他对语言的领悟力极好，他不仅很快克服了英语障碍，而且还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1880年要被留学事务局遣返时，19岁的他刚刚从春田中学毕业。由于学业优秀，在中学毕业典礼上，他被选为学生代表发言。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 做出逃离留学事务局控制的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作为一个学生，离开事务局意味着连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无法保障。而在当时，容揆似乎已经无法忍受在幼童留学事务局受到的一切――特别是最后一个委员吴子登。 在后来给孩子们留下的回忆文字中，容揆说，“吴子登对于我们胆敢直盯着他的脸的行为感到震惊，居然还敢对他嘴里说出的话不言听计从。”容揆意识到自己将要回到一个他将永远遭受此等蹂躏的地方时，他的逃跑就毫不奇怪了。对于这一切，容揆的叔叔容闳不会视而不见。 他委托推切尔牧师和容揆在春田见面，把500美元转交给容揆，作为他在美国生活学习的费用，条件有三个。其一，他必须进入耶鲁大学读书；其二，他毕业后必须供职于和中国有关的事务；其三，在他经济独立的时候偿还这笔费用。 1880年，容揆已经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容闳却坚持容揆就读耶鲁。当幼童被召回时，在所有已经进入美国大学的幼童中，就读耶鲁的占了一半。耶鲁大学在1847年率先成立以教授自然科学为主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幼童詹天佑和欧阳庚都毕业于该学院。当年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学习军事、矿业、铁路、制造。容揆的确是遵从了叔叔容闳的嘱托，于1884年毕业于耶鲁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 容揆的另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是关于爱情的。 在春田，他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姑娘梅。他们就读于同一所高中，容揆寄住家庭的女主人和梅的父母是好朋友。按照当时梅在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回忆，说梅当时在大家心目中是性格最腼腆的，甚至没有可能嫁给自己班级以外的另一个男生。然而她却在春田制造了一个爆炸新闻，和中国人谈恋爱。 梅的家庭首先反对。但是反对的方式倒也奇特。梅的爸爸说了一个条件，他让容揆在一个时间段之内不能和梅见面，也不许以各种方式联络。容揆照做了。尽管在他们订婚的时候，梅的父亲早已经去世。他们的订婚日期在1893年，容揆滞留美国后13年。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恋爱故事。 容揆的孙子丹纳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祖父和祖母恋爱的故事：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梅在楼上的窗口焦急地等待，她看见容揆朝自己家走来，但步伐非常沉重，而且心事重重。但最终他走到了门前，敲响了家门。在那一刻，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定会结婚。 1893年，容揆开始供职于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直至1943年去世。 在他的一生的许多选择中，能够看出他在两种文化背景中的徘徊。他一辈子生活在美国，但他始终在中国驻美使馆任职，这既是他的叔叔容闳当年资助他滞留美国不归时提出的条件，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养育了7个孩子，所有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没有教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说中文，这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保护自己的孩子尽量不受种族歧视伤害的一种办法。但是他却在7个孩子的名字当中，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全名YUNGKWAI给了他们，作为中国血统永远的印记。 容揆的孙子理查德的太太告诉我们，他们的小孙女在学校参加讲演活动，把自己高祖父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述给她的同学听。走下讲台后，老师望着这个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充满疑惑地问，你说的是真事还是你编的故事？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几乎参与了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首先应该被铭记的，是他们大多参与了清末对抗列强侵华的海上战争。 1881年，中国海军的基础建设已大规模展开。被清廷召回的94名幼童中，有41人被分配到包括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大沽鱼雷局在内的海军系统学习。 1884年中法海战中，就有6名留美幼童参加，4名牺牲，其中3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至今，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档案中，还留有他们阵亡的记录。 10年后，一些幼童已成长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军官。他们和清末派往欧洲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一起，组成了清末海军的领导系统。可以查实的资料证明，至少有7名留美幼童作为舰长、大副或参谋，参与了19世纪末最激烈的海上战争―――甲午海战，他们是：济远号帮带大副沈寿昌，致远号帮带大副陈金揆，广甲号舰长吴敬荣，广甲号帮带大副宋文岁，广丙号帮带大副黄祖莲，定远舰参谋吴应科，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其中3人阵亡。
马关条约谈判桌的两边 李鸿章等人数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甲午战争中，海军中的留学生们或死或伤，或是被日军俘虏，或是被朝廷革职。“留美幼童”原本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中国自强培养的，可是一些“留美幼童”却成为自强运动末日的目击者。 1895年1月31日，第四批幼童梁诚，作为清廷全权议和大臣的随员，随代表团到达日本广岛。30岁的梁诚已经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当年被“召回”后，他曾是“电报生”，后来考上总理衙门的章京（秘书）。1886年到1889年，梁诚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20世纪初，他成为中国驻美公使。 在梁诚的外交生涯中，1895年赴日和谈是最屈辱的经历。他们到达日本的那天，威海刚刚陷落，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刘公岛尚未被攻克。为了推迟议和，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难中国议和使臣，指责中国与世界各国背道而驰，称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议和大臣不具有缔约的全权。他们要逼出“名位极崇能肩重担”的最高代表李鸿章，到日本议和。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在李鸿章随员名单中，有一位“留美幼童”林联辉。林联辉是李鸿章的医官。他也是第四批幼童，曾和梁诚一同就读麻省安道渥（Andover）的菲利普学校。 他是李鸿章身边的医生，比常人更能体察这位72岁的总督的身心创痛。战争无可挽回地失败，李鸿章知道失败的苦果只能是“割地求和”，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战败后的妥协仍是卖国，他决不愿受万世唾骂。在光绪皇帝召见时，他有言在先：“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又说：“割地是不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直到光绪最终做出“割地”的决定，授予他“商让土地之权”，他才勉强接受使臣之命。 1895年3月24日下午，在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了3次唇焦舌敝的谈判后，李鸿章返回驻地，当他的座轿行至行馆附近时，一名日本年轻男子忽然从人群中闪出，在离轿不到两米的地方，举枪射击。子弹击碎了李鸿章眼镜的左镜片，击中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方。 林联辉疾步赶上来，只见李鸿章流血甚多，鲜血溅满袍服。他迅速为李鸿章止血裹伤，李鸿章稍稍苏醒，却晕眩难支。他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事件。消息传出，世界各国纷纷指责，日本呈现狼狈紧张的气象。日本害怕列强干预，决定无条件停战，接着提出苛刻之极的和约草案。 病榻上的李鸿章致电朝廷，日本索取的赔款过巨，中国“万不能从”；日本要中国割让东北，中国“万不能让”。李鸿章说，如“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4月17日，经清廷最后批准，中国和日本签订著名的《马关条约》。这个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共十一款，包括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 谈判桌的两边，聚集着中日两国一批欧美留学生。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 李鸿章身边的3位“参事官”，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曾是香港执业大律师，在轩尼诗任总督期间出任立法局议员。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手。 李鸿章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决无可能涉足政治，决无可能影响决策，决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继甲午战争，中国又经历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清廷重新起用已经贬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收拾残局，李鸿章在草签比《马关条约》更加苛刻的《辛丑条约》后，吐血而死。 在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有一位“留美幼童”，作为幕僚，始终陪在他身边。他是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吴应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在苦难中成熟。他们目睹了洋务运动的落幕和李鸿章的离去。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老泪流过面颊。 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 詹天佑和京张铁路的故事，是大家都熟知的。不过多数人不熟悉，在接手京张铁路工程之前，詹天佑已经为中国的铁路建设工作了近20个年头。其间，他参与了李鸿章计划修筑的天津至通州铁路的测量设计；参与了天津到山海关铁路的修筑；参与修建了至今犹存的滦河大铁桥。 准确地说，“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不是京张铁路。1901年，慈禧结束逃亡返回北京，第一次坐火车给她留下良好印象。她提出，两年后要坐火车到西陵祭陵。于是清廷紧急筹措修建京汉铁路高碑店站到梁各庄皇陵的支线。时任关内外铁路总办的“留美幼童”梁如浩主持此事，他推荐了詹天佑。詹天佑崭露头角，在不易施工的冰天雪地，指挥工程迅速完竣。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修筑的铁路，虽然它只有37公里，而且颇具有讽刺意味：这是为一个人祭祖修筑的铁路。 修筑京张铁路，是袁世凯的决策。起用詹天佑，和西陵铁路的成功不无关联。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京张铁路有显而易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修路的消息传出，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也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独立修筑，双方可都不伸手。在英俄看来，落后的中国完全无此能力，他们等待着中国人陷入僵局时来向他们求救。 1906年5月3日，詹天佑写信给在美国读书时的“家长”诺索布夫人：亲爱的夫人： 真高兴接到你3月22日的来信，真出乎意料之外，我细读再三，直似旧日聆听你的谈话。过去我们与你同在的时光，是何等快乐！啊！我多么热切希望能重游美国，再晤昔日好友，特别是你，这位负责我们早期教育的老师，该是何等兴奋之事！ 是的！我现为7个孩子的父亲―――三女四男！我现任“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本路长约125英里，将凿隧道3处，其中最长的为四分之三英里。本路为第一条全部由中国工程师负责兴建之铁路，企望吾人能顺利完成！ 罗国瑞现在中国浙江杭州，他是那边新造铁路之总工程师。旧金山大地震是何等可怕呀！你可知道欧阳平安否？问候你、苏菲及威利。你忠诚的詹天佑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因从北京城南向西修筑，经过大量坟地，阻碍太多。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西直门经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这一线峰峦迭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近60米。 1906年10月24日，詹天佑在信中说：亲爱的诺索布夫人： 6月3日及9月9日的来信均收到。对啦！那贴两分钱邮票的信，也平安到达。最近忙于我的工作，因而忘却我的老朋友，敬请原谅！ 诚然，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好像我成为中国最佳的工程师，因此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也为全体中国工程师和所有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将来不会再被人们信赖！ 在我受命此工作前，即使出任之后，许多外国人公开宣称中国工程师绝不可能担当如此艰巨的重任，因为要开山凿石，并且修建极长的隧道！ 但我全力以赴，至今已修成一段。特附上剪报一份，使你知道当年在你监护下的一位中国幼童，现在已完成和将来继续要完成的任务。他早期的教育完全受惠于你！你最忠实的詹天佑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这一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米。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有靠工人的双手。 1906年12月11日，在工程最紧张的日子里，詹天佑给诺索布的儿子、他少年时的朋友威利的信中写道：“目前，中国正处于极不安定的情形下，她正在进行代价很高的试验，也力求革新。但是将来怎样，无人可以预卜。”“我现在这条铁路，要求我只许用中国人来修筑。如果我有权，就乐于介绍给你一个工作，可惜，我现在奉命不得雇用外国员工。” 在京城近旁修筑铁路，常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铁路要经过一个前任道员家的坟地，他是皇室的亲戚，在朝野均有势力。此人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可是北面、南面、西面都是权贵的墓地，要大改道不知要造成多大的浪费。詹天佑忍辱负重，花费许多时间跟权贵周旋，终于让铁路从墓墙外通过。但为保持“风水”，答应另修一条河，派官员拈香设祭，路成后，再立碑纪念。工程人员忿忿不平，但詹天佑表示，只要铁路能修过去，其他小事都可容忍。 京张铁路第三段工程中遇到的困难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在詹天佑的正确指挥下，大桥顺利建成。 京张铁路原计划6年完成，在詹天佑的努力下，提前两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线通车。工程不但没有超支，还节余白银28万两。 詹天佑留给后人的照片，似乎都不苟言笑。他是个严谨的工程师，务实，精细。但是偶然间，也会流露出美国留学生涯带给他的情趣。 在通车典礼上，有人问詹天佑：在整个京张铁路工程中，你感到最困难的是哪一段？ 詹天佑答：是今天我的致辞。 “这个共和国如今和它当初的理想背道而驰了多远？我们只需看看他们通过的排华法案即可” 120名“留美幼童”中，李恩富也是个不能遗忘的人。 早在1887年，他就在美国波士顿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生动描述了当年他是如何从中国南方小镇踏上赴美留学之路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记住另一个李恩富：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能够用尽他生命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去换取的李恩富。记住，在19世纪末的美国，在反华浪潮的风口浪尖上，他为在美华人争取平等的人权所做的一切。 1884年，回国两年多的李恩富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再次返回美国。回国前，他在耶鲁大学完成了一年的学业，1887年，他从那里毕业。这名中国学生在英语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让人惊叹，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在英文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之后他又在讲演、辩论等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赛中充分展示他超人的语言天赋。 早在10年前，李恩富的语言天赋就被容闳发现，中学时，容闳特意把他送到有近200年历史、以语言学习为长的霍普金斯学校。第一年过后，他的成绩已经是全班的第五名。第二年期末，他的拉丁文得了第一名，以全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被耶鲁录取。 1887年是李恩富生命中一个光芒四射的年份。这年他26岁，从耶鲁毕业后，波士顿LOTHROP公司出版了他的书《我在中国童年的故事》，这是华裔作者，甚至可能是亚裔作者第一本在美国出版的图书。更令他欣慰的是，他和新英格兰的伊利莎白小姐结婚。当地报纸称两人的婚姻让人震惊但人们又很兴奋。此时是美国排华法案通过5年之际，在美华人的生活正步入最艰辛的时刻。显然，人们已经完全忽略了这位中国青年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带有的种族印记，他已经完全进入了美国人的社会。 但李恩富选择了让他陷入最为困苦境地的生存方式。他用他的嘴和手中的笔，为他的同胞呐喊。他在新英格兰四处发表演说，准确剖析中国华工问题，提供强有力的论证，言辞激烈辛辣，强烈谴责反华运动的支持者，他的言行当时在耶鲁、在新英格兰引起极大反响。 李恩富一篇最有名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人必须留下。文章的标题刻意模仿当时反华浪潮中一条最为有名的口号“中国人必须滚开！”之前，他试图通过反映华工的生活艰辛，获得美国人的了解和同情。而在《中国人必须留下》一文中，他开始了新的论争。他猛烈攻击华工遭受的和其他种族工人不平等的待遇，呼吁美国政府必须要为它的领土上发生的难以接受的种族歧视、种族暴力问题负全部的责任。不仅如此，他还反击美国的所谓民主的崇高理念，质疑如今的美国人是否真的秉承了先父开国时创立的自由平等信念： 看看现如今的美国人是如何对待其他人种的吧，人们难以想像这个国度，在她诞生之初，亚伯拉罕？林肯将其立国之本归于自由。它靠着对其他民族的欺压而膨胀，这就是他所谓的自由吗？靠着建立在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压迫掠夺之上的自由吗？这个共和国如今和它当初的理想背道而驰了多远？我们只需看看他们通过的排华法案即可。 李恩富一针见血地列举种种事实证据，指出所有这些不平等、压迫、种族歧视都和美国的立国精神相左。 1880年年末，为了将声音传递到反华浪潮最为激烈的美国西部，他决意西行。此时，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他的西部之行最终导致了婚姻的快速破灭。 而他牺牲一切为自己的同胞所做的努力也在西部灰飞烟灭。他希望能够唤醒同胞为自己的平等权利去做努力，但面对一群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同胞，他力不从心。他们已经惯于忍受白人的欺压，宁愿蜷缩在中国城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也不愿意站出来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作证。他希望帮助他们成立中国劳工工会，将人们组织起来去为权利斗争，但结果西部华工却像一盘散沙。 失去一切的李恩富开始了漂流生活，他居住过许多个美国城市，曾为许多家美国的报纸工作。他再一次结婚，有了两个儿子。1927年，66岁的李恩富再一次失去了工作。此时，他早已加入美国国籍，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留在美国，却孤独地回到香港。 他最后一次和他的美国朋友联系是在1938年的3月29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战争，一场惨无人道，野蛮的战争。日本人的飞机每日在城市上空盘旋轰炸。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 在他去世5年之后，1943年，持续了61年的美国排华法案终止。
顽固派咒骂：唐绍仪不是议和，是在馈献江山 武昌起义爆发前，晚清社会有三大政治力量：坚持“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的专制势力；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以颠覆皇权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党。这三种力量中，都有留学生。在“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新政”时期留学欧美的学生，大多支持改良。“留日生”中出了不少革命军的骨干。还有少数留学日本的“贵胄子弟”是捍卫帝制的死硬派。 戊戌变法时曾背叛光绪的袁世凯，1908年慈禧死后被罢斥，这时重被起用。他曾厉行“新政”，力倡君主立宪，现在一被请出，就提出“开国会”、“解除党禁”、“组织责任内阁”等条件。他班底中的许多“留美幼童”，因此身处急流漩涡。 他们中有袁世凯的外务大臣梁敦彦，邮传大臣唐绍仪、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国公使刘玉麟，驻德国公使梁诚，袁世凯的重要幕僚蔡廷干、蔡绍基。他们多为温和的改良派。但“欧风美雨”的熏陶，使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很自然地倾向共和。 这就是唐绍仪受命参加和谈时犬牙交错的背景：他是大清王朝的全权代表，但在他的身后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而他自己的内心，又怀有着和袁世凯大不相同的“共和思想”。 谈判场景极为有趣：作为朝廷命官的一品大员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西装，领带，法式皮帽，呢大衣，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从1911年12月18日到12月31日，双方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进行了5次谈判。有关政权更迭的实质性会谈，在南阳路上一位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家中秘密举行。 在“公开”的场合，伍廷芳和唐绍仪都向中国和世界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那是两位欧美留学生之间的精彩碰撞，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在倾诉对中国政治的肺腑之言。 曾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担任过中国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说，我原先也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今天中国的情形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今天中国人的程度，可以实行共和民主了！人心如此，不仅留学生们这样看，连素称顽固的老先生也这样说。他们说，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差别仅仅在选举大总统这一点上。今天各省的咨议局、北京的资政院，都已经民选，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清廷专制二百多年，使中国败坏到今天的样子。即使一间银行的总经理败坏了信用，都必须辞职，何况一个国家？今天中国必须实行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 唐绍仪：共和民主，我们从北京来的人没有反对的意向。 伍廷芳：很好！ 唐绍仪：今天如果没有清廷，马上可以实行共和。但既然存在着清廷，我们想要共和立宪，就必须有完美无缺的共和立宪……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们汉人是没有不赞成的。不过我们需要筹措妥善的办法，使局势和平解决，以免清廷横生阻力。我有共和的思想，可比你要早啊！我在美国留学，一向接受的就是共和思想。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谋求用和平手段去实现它的办法…… 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提出“召开临时国会解决国体问题”，请袁世凯代奏请朝廷。接到电报的次日，清廷就同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令唐绍仪就会议代表的选举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和谈向着成功步步逼近。但唐绍仪的态度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咒骂，唐绍仪不是议和，是在馈献江山。唐绍仪本是袁世凯信任的重臣，但精明的袁世凯一开始就清楚他们之间理念的分别。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袁世凯真正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权力。谈判开始后，袁世凯对唐绍仪拟订的许多有利于南方的条款感到不满。正当伍廷芳和唐绍仪就召开国民会议的细节达成初步协议时，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愤怒的袁世凯宣布拒绝接受协议，撤消了唐绍仪议和总代表的职务。袁世凯的决定，半是对唐绍仪不满，半是对孙中山施压。他要确保用取消帝制换取他的大总统一职。 唐绍仪没有离开上海，仍在幕后发挥沟通南北双方的作用。而袁世凯也不敢全盘推翻伍廷芳和唐绍仪商定的协议―――中国步入共和已经不可逆转。 1912年2月5日，另外两位“留美幼童”―――驻德公使梁诚和驻英公使刘玉麟发电报，敦促清廷承认共和。在此之前，两位“留美幼童”吴应科、宋文岁羽已经随海军投向革命。在南京临时政府，“留美幼童”唐元湛成为电报局长，而温秉忠是外事官员。 在反复磋商后，清廷终于同意清帝退位。孙中山履行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是“留美幼童”唐绍仪。唐绍仪是袁世凯任命的，同时也是革命党所认同的。在宣誓就任总理时，唐绍仪已经宣布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员。 唐绍仪内阁的全部12人中，有9人是早年的美国留学生。
一句话引发的留学计划 20世纪初，仿佛一夜间风气大开。曾国藩、李鸿章当年为了派遣留学生，费尽心机；而仅隔30多年后，一下子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官派和自费的旅日、旅欧美的留学生。其中较著名的官派计划，便是“庚子赔款留学计划”。而这笔资金，却是留美幼童之一梁诚，硬从美国人手里要回来的。 1904年12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为了中国对美的庚子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引起他的注意。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时，有“浮报冒报”。敏感的梁诚不再去纠缠赔款用金用银之事，而是向美国政府郑重提出“减收赔款”的要求。 经梁诚不断奔走，老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12月3日国会咨文中，要求授权“退还”庚款。这一议案被正式通过，但规定应退还的美金10，785，286．12元必须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这就是“庚款留学计划”的由来。 为选派学生赴美，1909年，在京师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第二批留学美国的幼童、外务部主事唐国安担任帮办。这年，在630名参试者中仅录取了47人。据说因为有这样的插曲：唐国安代表外务部的意见，主张招收16岁以下的幼童，像他自己那样，从小送美培养，否则对外国语言“绝无专精之望”；学部则坚持招收30岁以上的学生，不然的话，“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双方针锋相对，评阅考卷时，外务部所取的英文第一名，在学部一分未得；而学部所的取第一名，在外务部受同样的待遇。 于是有了折中方案，将游美肆业馆办成正式留美预备学校，先在国内有计划地训练，以便培养合格的毕业生送美留学。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所以预备学校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唐国安任学堂监督，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唐国安任校长―――他由此被称为清华大学草创期的校长。 第一批“庚款生”中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第四批留美的幼童邝国光的儿子邝煦。第二批“庚款生”中有胡适、赵元任（著名语言学家）、竺可桢（著名气象学家）。从1909到1918年，共499名学生使用庚子赔款的返还部分留学美国。此事大大推动了留学美国的潮流，其他各类官费留美和私费留美生迅速增加。到1917年，在读的留美学生达1170人，已回国的留美生400人。 1911年，经过考试选拔的第一批11名“庚款生”赴美，由唐国安护送。有趣的是，他们在旧金山登陆后，走的路线和近40年前“留美幼童”完全一样。他们坐火车横穿美国，下车的第一站，还是春田（Springfield）。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是当年政府“召回”幼童时逃跑的容揆。 “留美幼童”作为一个群体―――一个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产生、为清王朝的自我改良而培植的留学生群体，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已然谢幕。他们满口地道的英文，保留着西方的生活习惯，但在一个“革命”了的社会，他们不但会被人看成“前清遗老”，还有“洋奴”之嫌。 二战结束时，绝大多数“幼童”已不在人世。最后一位离去的“幼童”邝荣光，1965年103岁时在天津辞世。 （感谢旅美华人学者高宗鲁先生，留美幼童后裔詹同济、梁赞勋、顾菊珍、理查德·李、钟安民、丹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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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5 15: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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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9 08:4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