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婚恋故事》

海芬心语

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本文原载2012年第6期《同舟共进》，作者裴毅然，原题为《延安婚恋故事》，有删节。以下为作者原文。

革命+恋爱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1]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2] 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3]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4]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5]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6]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 + 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 + 性”。[7]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8]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9]

赵超构记述：

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10]

“保证完成任务” +  “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12] 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13]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14]一抗大女生拒绝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15] 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只能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16]海伦·斯诺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17]真正坚持“平等”，终属少数。

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18]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19]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20]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21]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22]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23]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24]还有“组织分配”。1937年，二十二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乃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组织一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25]19岁姑娘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

组织乱点鸳鸯谱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风景。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26]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开大会狠批一场。[27]

组织“乱点鸳鸯谱”，老干部窗前选美，认识24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演出”不断。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直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都是这样抱回佳偶。八路军的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学生中得偶。[28]他们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红妃”张宁（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1911—1957，追授少将），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29]

延安报纸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一些青年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沦为大干部附庸。在社会价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恋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30]

由于各级首长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1920—）乃倡议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但林颖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自破金身，“下嫁”给这位1930年的老红军。新四军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上海护校女生赵政。[31]

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权，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岁的团长高自如申请与二十九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高自如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32]许多恋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止，甚至批判，闹出一幕幕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根据地，《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因与地主女儿恋爱，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十分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33]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1892—1993），[34]分别拥有临时夫人，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他们向中共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35]

江西时期，中共就为李德物色“临时夫人”肖月华（团中央粤籍姑娘）。[36] 中共对干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现象，相当宽容。1948年太岳区薄书年有妻有子，参加革命后又与阎姓女子结婚，家妻携子找来，组织令薄与阎离婚，薄怀怨，杀阎与同寝室黄氏（副专员之妻），阎死黄残，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战夫人”的谢觉哉评论：“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37]意谓民若不举，官何必究？

浪漫指数

囿于条件，延安婚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1905—1998，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知青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举行庄重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38]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仅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新婚青年没有房子，十几孔窑洞专门辟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39]生活供给制、组织军事化、思想斗争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单位，无所谓家，夫妻在各自机关工作，每周见面一次，同一机关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

人多之处，爱情亦多。陈学昭：“爱情！爱情！‘前方正酣热于炮火，后方一切还照旧继续着，人们恋爱、嫉妒、相挤……’” [40]延安婚恋花絮多多，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医院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41]也有一些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风波，整风前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革命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国色。丁玲：“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42]也还有火夫们强奸并杀死女人的刑案。[43]

女性资源的缺乏，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根据最新资料，萧军与丁玲谈过恋爱，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1920—，榆中县长之女）订婚后辗转赴延，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谈起恋爱。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到会，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44]

禁欲主义毕竟是红色意识形态主旋律，“个人问题”终究与革命大目标有冲突——顾家难顾国、顾卿难顾党，沉溺于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组织至上，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也有个别反例，体现了革命时期的“自由”，胡绩伟就突破传统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传统，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公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48] 1943年春，石澜生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49]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追兵在后弃子）[50]，延安时期再保留这一“革命传统”，便带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体现了“革命高于人权”的价值逻辑，属于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乌云。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51]1949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52]亲历者浩然（1932—2008）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53]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进入“火红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恋也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54]舒同与石澜结婚40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澜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55]

李南央评母：“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评：“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56]1950年的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于“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骂婆婆：“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陈云听说李锐跪母：“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在等着。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励。1960年范元甄离婚不久，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57]

1994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

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作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她说：“我不找对象。”部长：“不行！”再曰：“那我转业复员。”“也不行！”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

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

改革开放后，55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得到黄宗英与80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58]

初稿：2007年10月下旬

注释：

[1]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9年12月第1版，上册，页207—208。

[2]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初版，页66。

[3]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译书图书部1939年3月30日发行，页41。

[4]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2。

[5]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19；下册，页234。

[6] 陈小津（陈丕显之子）：《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9年4月第1版，页233—234。

[7] 杨尚昆：《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1945年1月31日）。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377。

[8]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版，页80。

[9]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72；下册，页180、256。

[10]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第1版，页170。

[11] 王实味：《野百合花》，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3日、23日。

[12]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88。

[13] 陈企霞：《丘比特之箭》（长诗），陈恭怀：《悲怆人生——陈企霞传》，作家出版社（北京）2008年7月第1版，页127。

[14]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15]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49—350。具体细节：介绍人带女生到林彪处即离开，女生并不知情，静等校长说事，林彪一开口就是“我们结婚吧？”女生楞住了，等明白校长在求爱，推门哭出：“我不干！我不干！”

[16]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1。

[17] 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我在中国的岁月》（My China Years），安危、杜夏译，中国新闻出版社（陕西）1986年9月第1版，页284。

[18]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11月第1版，页259。

[19]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98。

[20] 赵云升、王红晖主编：《元帅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2月第1版，页140。

[21]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4、186—187。

[22]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6年11月第1版，页97。

[23]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7、15、17。

[24]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25]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8—189。

[26]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7月第1版，页244。

[27]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12月版，页68。

[28]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70—198

[29] 张宁：《红妃自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9月第1版，页4—5。

[30]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上册，页189。

[31]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92—195、172。

[32]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232—233。

[33] 李冰封：《并非家务事》，原载《书屋》（长沙）2001年第6期；参见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77。

[34] 野坂参三(のさかさんぞう)，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1919年7月赴英考察工运，1920年加入英共，1921年被驱逐，1922年回国与片山潜等创建日共。1928年3月被捕，1930年3月出狱，1931年1月任日共中委，同年2月—1940年任莫斯科第三国际日共代表；1940年4月抵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1月回国，4月任众议员；1955年日共第一书记，1956年7月参议员，连续四次当选；1977年辞去参议员，1982年辞去日共主席，任名誉主席。1992年因共产国际时期告密陷害山本悬藏事件公开，日共第19届八中全会开除其党籍。其延安临时夫人为总政敌工部24岁的庄涛。宗道一《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载《同舟共进》（广州）2010年第二期，页55—57。野坂参三回国后，庄涛嫁黄兴之子黄乃，旋离婚；再参见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8、517。

[35] 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页97。

[36]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1年9月第1版，第1069—1070。再参见宗道一载《同舟共进》（广州）2009年第11期，页69。肖月华（1907—1983），广东大埔人，1924年由彭湃妻蔡素屏介绍入团，1927年转党，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手下干事，不漂亮但为人厚道，在组织磨泡下，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嫁李德，生有皮肤黝黑一子。丁玲嗤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到延安后，李德追求上海影星李丽莲，肖月华哭诉至毛泽东处，坚决要求离婚，李德即娶李丽莲。1949年后，肖月华任湖南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后返部队，大校军衔。

[37]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下册，页1264。

[38]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0。

[39]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3。

[4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224。

[41]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4。

[42]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43]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39。

[44] 黎辛口述，马驰等整理：《“文艺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人”》，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2年3月15日，第八版。

[45] 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9年10月第1版，页343—354。

[46] 李锐：《我的延安经历》，载《争鸣》（香港）2010年11月号，页69。

[47]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140。

[48]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页117。

[49]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3—97。

[5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9。

[51] 周锡瑞：《“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原载冯崇义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页9—10。转引自岳谦厚、郝东升《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载《中共党史研究》（北京）2009的第六期，页83。

[52] 黄传会《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文汇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1版，页99、103、211。

[53] 浩然：《我的人生》，郑实采写，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10月第1版，页96、167。

[54] 丹丹：《“送烂桔子”朋友的信》，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62。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55]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252。

[56] 李南央：《她终于解脱！》，载《开放》（香港）2008年3月号，页70、68。

[57]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西安）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6、272、270、59。

[58] 越牛：《谁能告诉我…… ——一位离休女干部的辛酸情爱史》，原载《家庭》（广州）1994年第4期。《文摘报》（北京）1999年4月10日摘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