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最年轻的“同传哥”传奇

海芬心语

他是年纪最小的高级口译专业毕业生

每天和联合国、外交部、经合组织打交道

报考这个专业却是因为有人在他肩膀上轻轻一拍

巴黎最年轻的“同传哥”传奇

石航：1986年生人，毕业于巴黎高等翻译学院（ESIT）口译系，现从事会议口译与同声传译工作。

文/石航

   当评委会主席面带笑容说出“祝贺你”时，终于知道自己从巴黎高等翻译学院口译系这所“变态学院”拼下了一纸文凭。从最初参与报考的600人，到复试200人，再到录取40人、升级考试20人，毕业时仅有10多位各国学生熬到这一步。

   接下来的几年，人生体验骤然加速：同声传译的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地和不同领域的人“亲密接触”。周一在某国际组织同传国际金融结算制度，周二到汽车工厂讲解风洞试验，周三陪同政府首脑进行礼节性访问，周四可能就飞到摩洛哥帮助搭建中非经贸桥梁了。在忙碌和奔跑的间隙，有时会看看工作的同传箱和下面的国际代表，仿佛变成了童年自己的画中人……

    考高翻和进入这行其实出于偶然，但初中第一次读到关于同声传译的媒体文章依然历历在目。十几年后我竟然在网上搜到了这篇采访一位同传学员的报道，其中将同传描述成心如止水的高手，两门语言同时在脑中流过，转换之间如行云流水，并谈到作为学院在布鲁塞尔欧盟的培训经历。当然这样的叙述给当时在远在中国中型城市读书的初中生可望不可即的距离感，但这幅画面好像一次结缘，在年轻人的心里种下一棵种子。

    十几年后种子生根发芽，第一次坐进同传箱的时候，老师却是这么描述口译的：口译像是烹饪，原文就像原材料的水、面粉和葡萄，译文像是香喷喷的葡萄面包。水和面粉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可葡萄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后来知道，这是本校创始人，世界口译理论的鼻祖SELESKOVITCH的著名比喻。开始的时候感觉这比喻像佛家所讲的机锋，语焉不详，很难理解什么是面粉什么是葡萄。但随着每天最少四五个小时、每周七天不间断的大量练习，慢慢理解了这句话的深意。的确有些像中国古代学功夫的套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口译学校确实不同于大多数高等学府，虽然是法国公立的硕士文凭，但是在这个学校的师生其实更像是传统的师徒关系。学习口译其实并非学习知识，而是学习一门技艺，因此没有讲义、没有教材，只有教师画龙点睛一般的启发和点拨，以及海量的练习。

    这一切在入学以前，其实完全不了解，觉得翻译不就是一个外语好的人把一门语言翻成另一门，实在太简单。高中毕业来法国读书，“简单”是最大印象。倒不是自己超乎常人，实在是法国公立教育节奏太慢。开始学习的时候毫不费力。

    一直记得儿时妈妈一个“赶公车”的比喻：看到一班公车快要离站的时候，你的反应应该是尽力去赶，如果赶不上也没什么，因为本身不属于你，如果赶上的话你就超越了平时的自己，做出了“不可能”的成绩。的确，人生只有一次，与其做正常的自己，何不做“不可能”的事情呢？

    我做的第一件不可能的事是：本科主修英语、德语，兼修法律。中国学生在法语国家零基础学习高等德语，并用这三门语言分别学习三国法律，学校德国老师马上给予德式的无情反应“不可能”，当时心里毛毛的，但学费都交了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没想到第一个学期竟然全过，没有一门补考，这才放心。接下来的五个学期越走越顺，感觉这座山峰算是爬上来了。

   一旦事情变得简单，就会失去兴趣，跑去寻找下一座山峰。于是本科顺利毕业后，决定同时报两个硕士，此为第二个“不可能”：两个学校来回要穿过巴黎，每天像明星赶通告一样来回穿插着上课，到校都气喘吁吁，老师一说下课马上冲出教室。

   然而很快发现，这座小山也翻过去了，下面该做什么呢？在踟蹰的时候，有人在学校走廊里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个文化交流活动，我当然欣然应允。

    命运的路线即使是偶然的，这条线也有时奇异的让人会心一笑：在文化活动中认识了被认为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巴黎高等翻译学院的笔译系学生，这两位学生建议我报考，并热情地借给我很多复习资料。那棵十年前种下的种子终于在土层以下蠢蠢欲动了。

    后来许多人问我到底怎么准备的高翻入学考试的，其实回答是基本没怎么准备。朋友借的复习资料是往年的考题：考试分为两部分，初试为笔试，是英文和法文的阅读，文章从两种语言的报章杂志中选取，一般探讨社会问题。通过初试后方可参加口试，口试主要是基本的翻译测试，评委会由任教的老师和在职口译员担任。

    在大概做了习题之后，最大的感觉不是难或易，而是自己非常享受口译的过程，并愿意以后为之努力。毕业后问许多同事，回答也都惊人地相似：其实都没怎么准备，而且也都是想尝试一下，失败也无所谓，似乎这个过程是水到渠成。入学后校长曾说，高翻口译系不是学习语言的地方，入选者应当已经具备相当的语言能力，并且最好具有足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和拿得起放得下的良好的心态。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准备良久，将进入高翻当作梦想的年轻人反而无法录取的原因。

    当通过层层关卡，进入高翻学习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学生口译语种各个不同，来自十几个国家，平均年龄近30岁，其中不乏曾经高等私立院校毕业、在政治经济部门任职多年的中年同学，另一个惊讶的地方在于学生的平均知识面：不同于一般学校涉世未深的学生和敷衍了事的老师，这里的师生人人都有多国文化背景，对于世界历史政治如数家珍。

    清楚地记得一位和中国并没有什么关系的老师在课上谈论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细节时，信手拈来地引用邓小平70年代末访问新加坡时候的讲话，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俄罗斯研究方向的同学用西班牙语解释巴拿马政治强人诺列加的趣闻，以及在法新社工作多年的前记者同学绘声绘色的回忆在韩国KBS电台担任法语主播时候的故事。各位老师在兴起时偶尔会讲起自己或同事工作中的一些趣事：从戴高乐的英语到苏联领导人的演讲，从小布什的口音到萨科齐的语速... 逐渐明白，来对地方了。

    在这里你的自尊心要暂时放下，老师会对你的每一次口译表现品头论足，言辞有时并不客气，每人都会不定期地被“打击”。曾经亲眼看到有人无法承受当场落泪，也听说别的语系同学和老师在教室外大吵起来，许多人不到一个学期就坚持不下去退学了事。

    这一切与人们印象中的“西方式教学”大相径庭，自己也曾经被一位以言辞恳切著称的殿堂级老师狠批，也曾心情低落很难平复，但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欣喜和期待。幸福是日常的，幸福是每天从早到晚几乎不停的练习，幸福是三年时间渐渐断掉的社会生活，幸福也是完成一段完美口译的欣慰和不断犯错的懊恼。其实专业口译译员需要训练的很多：各种题材的背景知识（大到气候变化国际欧盟银行政策，小到精密机械构造艾滋病病毒结构，都要有一个大略的了解，许多人被淘汰的原因是因为知识面不足）、语言水平（其实因为母语表达问题被淘汰的反而比外语问题的多）、分析能力（字面翻译是大忌），还有非常重要的翻译礼仪（何时该讲话、何时不该讲、讲话轻重、翻译对自我的隐藏、外交礼仪乃至为什么不能乱发名片）。

    高翻总爱说的一句话是，在世界最重要的场合，没有人想知道做翻译的是新毕业的还是老手，他们希望一开机听到的是措辞令人舒服的译文和演讲人的原意。因此高翻才会如此“变态”地严格筛选，也因此在外交界、国际组织和重大场合，只有高翻毕业生等正规口译员的身影。巴黎有十几位正规中文口译，每人都身怀绝技各有特点。

    在其它工作场合，也很容易看出谁是正规口译，谁是“临时工”，但可惜有时候“临时工”根本在流利地编故事，与会双方因为语言不通还认为自己找到了好翻译……

   作为同声传译，工作场合时常是联合国、外交部、经合组织等关乎世界局势和国计民生的地方，在这些“巨头”们的气场中压住场面，用令人信服的声音，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和欧洲的交流尽微小的力量，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