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人争先恐后出国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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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开放、创业天下”，青田精神如是说，其核心是：自由。

自由，青田之魂。它是自主谋生，它是自主创新。

自由，也是缔造青田“华侨之乡”的唯一正确答案。当我们回答“青田何以成为中国著名侨乡”时，须“弹性解释”：是历史的，朝代的，时代的，时政的，青田石雕的，是地域文化的，等等，这些因素综合发酵使然。其中，“青田石雕”为青田华侨之乡的形成，善莫大焉，最早的青田华侨或是持青田石雕溢出国门而成的。但依我看，关键一条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人地矛盾”，它首先造就青田人的自由观念。

且看明朝末年，《青田县志》记载，“明末之崇祯十年（1637年），大饥荒，百姓上山挖蕨根为食，并以观音石粉与米粉蒸食充饥”。且看清初，“顺治七年（1650年），麦、稻无收，斗米值银6钱，百姓大批逃荒”。明末清初，改朝易代。兵乱不已，为了活命，被迫走他乡。于是，青田人开始批量走出国门，成为“青田华侨”。

嘉靖三十年（1551年）政府人口普查，青田在册17123户，人口41567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全县在册14893户，人口89667人。与今天青田总人口50多万、常居人口30多万相比，当时“人均资源丰盈”。但以当时生产力而论，“一岁一人之食，约须四亩，十口之家，既须四十亩矣”（乾隆时代学者洪亮吉所言），当年青田列出一个可怕的公式：

89667人*4亩/人=358668亩

养活当时青田县人民，需35.8万亩耕地！

当年青田耕地存量多少亩？查不到数据。2007年青田所有可耕之地约为17万亩！

这此要补充解释，青田自乾隆时代之后县域面积有调整：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1日，青田所有南田区的南田、西境．三阳、黄坛、岙里5乡和万源乡部分划给新建立的文成县”，同年8月1日，永嘉县的温溪、贵岙、黄坦、霞师4个乡和林福、界坑2乡的一部分划归青田县。一来一去，面积人口基本持平。

青田可怕的“人地矛盾”促使人口“溢出”。“溢”到哪里去？向内，向里，向祖国腹地，这并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向内向里也是农业区，何况那里总是人满为患。

全球人口流动有一个基本规律，从农业区向非农业区转移。这时，青田人的快移有一个“天赐的宝物”：青田石雕。它耐藏，自古以来就是远途商品；它文化，因人因地而价值递增，在本地值一，杭州值十，在欧美说不定是“花旗银”论。

说到这里，基本上就对“青田华侨形成的主动力”讲清楚了，“人地矛盾”是主因。

那么，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如何塑造这方水土的人民精神？如何为青田人民提供“自由”？

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孟德斯鸠认为，贫瘠的土地能够孕育人的进取精神，而肥沃的土地则养成的人的惰性心理。马克思也认为：“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向于多样化。”

毋庸置疑，地理环境虽不是决定人的精神的惟一因素，却是关键因素。另一个普遍规律是，获得生活资源将以牺牲自由流动为代价。对于肥沃地土的地域，人们往往对付土地就付出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而像浙江，像青田这些人多地少的地区，则意味着用少量劳动力就能对付那少而又少的土地，土地也难以束缚人，可以“闯荡一番”。但在计划经济阶段，人为地将人束缚在土地上，生计维艰。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长章乃器，回青探访，发现家乡还有饿死人的现象，遂含泪调拨了粮食回来救济。此举也是成为他“大右派”的一条口实。

“以国为本”到“以民为本”，再到当今“以人为本”，自由成为了普世价值。浙江人率先自由起来，于是，浙商开始成为“可怕的浙商”。

青田华侨因为有“出国的传统”，凭着沉淀下来的“华侨文化”，突然涌起出国淘金大潮，将自主谋生、自主创新两大主题推到历史高点，于是，“中国著名侨乡”就此诞生。

率先摆脱土地的束缚，青田人如虎添翼，自由流动，自由行动，自由思想，向着非农业国家移居，创富。正如犹太人，失去国家，失去土地，失去了农业，摆脱了以土地为基础种种制度和规则，游荡世界，自由创业，遂成最富民族。改革开放之后的青田人，敢为天下先，得风气之先，弥散全球，自主谋生，自主创业，炼就成功群体，也将青田带上“著名侨乡”之途。

自主谋生的自由的保证，是青田地域精神的主心骨。

刘基说：“青田青田，垒石为田”是一种物化的佐证。

一直以来，温州人称青田为“垒岩儿”。

许多人将“垒”字念成“擂”，认为青田人喜欢将高处的石头往低处擂。其实，“垒”通“累”，是将石头垒成田埂，生生地将“九山”中垒石砌成田埂做出“良田”。只要走进青田农村，随处所见“垒石成田”，真乃感慨系之：青田人有传化之力，绝少依赖政府，更多依靠自身。

自主谋生，自主创新，是青田被迫的举措，也是理性的选择。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自有理性的算计：亩产是多少，够几人活命。于是，农民不敢尝试新鲜事物，万一尝试带来不确定性和致使风险，弄不好将陷家庭于危机之中。在我少时，农村，隔壁大伯是杂交水稻种植带头人。为什么政府先要扶植新品种试种带队人？就是因为农民普遍不肯冒险，他们宁可过一种收入低微而相当安全的生活，直到邻居杂交稻试种成功的第二年也开始种植。

但当农民们面临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限制时，人地矛盾迫使他离开土地，尝试商品经济，勇于拼搏。这也是一种理性。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背井离乡，“温州发廊”遍地开花，“弹棉花郎”走南闯北。及至改革开放春风劲吹，温州针对全国各地需求，早人一步开办企业，以“温州模式”赚得盆满钵满。

青田人也然，由于本土无法像温州一样容量巨大，只得溢出国门，依靠岁月积就的亲戚关系网，降低风险与成本，在异国他乡将自主谋生、自主创新推向极致，生生地创造出新天地。

青田石雕，是传统意义上的青田侨乡的“自由通行证”。1935年英文版《中国年鉴》载：“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经商，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1835年青田人出现在南美洛易博览会上，1893年青田人出现在意大利都灵博览会上，1904年青田人出现在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上，1906年青田人出现在米兰博览会上，1915年青田人出现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并夺得工艺品最高奖……1920年中国派遣欧洲15万华工中有2000名青田人，1940年有3万青田人在欧洲创业。直到中国改革开放，青田人移民全球，以国际贸易、代工工场、中餐馆、连锁超市在世界各国各地安身立命，不负人生。

人地矛盾，迫使青田人热爱自由，拥抱自由。自由却是市场经济之魂。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青田人较少依赖政府和行政长官，更多地诉诸于个人努力与家族朋友圈子，绝大多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也造就了青田人自主谋生自主创新的地域精神。

青田山，登高自远。自由自主，永葆活力。

作者 叶肖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