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为戴高乐将军造像撰文（二）

小五

戴高乐是心中只有“法兰西”三字，而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的伟大人物，他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准将军衔。当形势危急时，在太平景升之世以为重要的一切头衔都无关宏旨。戴高乐就说过，圣女贞德（Jeanne d'Arc）不过是一个平民女子，而她却是自由法兰西的象征。自1940年到1944年五年中戴高乐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使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斗争统一到他的麾下，而且使自由法兰西战士与所有的地下英雄们合二而一，其中包括共产党。这表现了将军的高瞻远瞩，使他排除了一切党争的偏见，目标直指：自由的法兰西——战斗的法兰西——独立自主的法兰西，这是全法国人民的未来！也只有凭藉法国自己的力量解放法兰西，才是法国这一伟大民族夺回光荣和自尊的唯一道路。当戴高乐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飞行大队和一支浩浩荡荡的步兵师团和无可数记的地下武装时，法国从战败国走向胜利的光明才突破阴霾。这是不依赖盟国的王者之师，也只有这样，罗斯福、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斯大林（Staline）才不再忽视法国的存在，尽管他们都是反法西斯的巨人，但政治家各有谋略也属难免。譬如罗斯福也曾动过舍戴高乐而取吉罗将军的念头，俾可兵不血刃地帮助盟军夺取巴黎。但这和戴高乐的民族自尊格格不入，严遭拒绝是必然的。

1945年2月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雅尔塔协定（Conférence de Yalta）和其后的波斯坦公告（Conférence de Potsdam），排斥戴高乐，不让其参会。这主要是罗斯福的方针，丘吉尔不是阻挡的主力。斯大林有些打算，心中想着未来世界有一个桀骜而不驯的戴高乐，也不失一种牵制美国的力量；而罗斯福和斯大林的想法异曲而同工，出于和苏联抗衡，也想把法国当作可掌控的重要砝码。倘若每个人都像戴高乐表里一致，当时盟国的很多问题容易解决得多。戴高乐将军终于震怒了，这雷霆万钧的震怒使杜鲁门（Harry S. Truman）（罗斯福四月去世）、艾德里（Clemen Attlee）（丘吉尔下台）、斯大林不得不在戴高乐高大的身躯前俯就，波斯坦会议不仅确定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而且成为联合国的五大发起国之一——中、美、法、英、苏。

范曾先生伉俪与沃塞尔先生伉俪在范先生所作戴高乐像前合影。（吴钢 黄冠杰 邹玉利 摄）

法国人民从艰难颠厥之中崛起，厕身世界大国之列，读者诸君可以岁月先后回顾以下伟大的历史场景，这些场景是戴高乐将军对法兰西无限忠诚的标尺，也是使法国走向胜利的里程碑。

场景之一：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向丘吉尔借用英国BBC电台发表他具有历史性的讲话，不啻是一篇讨伐法西斯德国的檄文，他告诉法国人民——

“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不，绝不！”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的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场景之二：1944年6月6日，诺曼底英、美等盟国组成的两栖部队的登陆堪称历史上最宏阔的战争，德国法西斯自以为固若金汤的诺曼底防线，在盟军前仆后继的冲锋前彻底溃塌。而此时戴高乐1944年所组织的法国陆军则奋起追击，戴高乐号召所有的法国地下抵抗组织配合作战，他们早非散兵游勇，而是集体地、有领导地、有计谋地阻断道路，摧毁桥梁、铁路，剪断电线，使德国救援诺曼底的部队如盲人骑瞎马，四处被击。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对此有热情的赞颂，称法国地下战斗组织和法兰西自由运动的战士，所起的作用抵得上十七个盟军的兵团。英美对诺曼底登陆行动一直保密，直到前一天才告诉戴高乐，在他们看来，法国人浪漫的本性，保密工作容易出纰漏，戴高乐对此毫无怨词，而是热烈地赞扬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才能卓越，登峰造极。戴高乐的赞词暗示：只要丘吉尔对法国不抱成见，那将军不会因诺曼底登陆计划的保密耿耿于怀。

戴高乐当时向全法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最后的战斗开始了，当然这是法国的战争，也只是法国的战争！……凡是法兰西的儿女，不论他们在哪里，也不论他们是谁，他们唯一神圣的义务是尽一切力量打击敌人……在我们血和泪所凝成的乌云后面，现在正在重新出现象征着我们伟大的太阳。”

巨人已看到法兰西经历了法西斯蹂躏之后，迎来的是辉煌的胜利和民族的光荣。

场景之三：盟国大军兵临巴黎城下，戴高乐对艾森豪威尔提出不容商量的建议：巴黎必须由法国的军队首先进城，即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的第二装甲师担负解放巴黎的任务。艾森豪威尔作为军人，有他的正义感，作准备同意戴高乐建议的姿态。然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心存戒备。罗斯福不愿意法国成为一个自己解放自己的大国，而希望美、英成为法国的解放者，这无疑令戴高乐将军怒不可遏。罗斯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甚至梦想让投降派重新召集议会的计划成功，据说是他唯恐戴高乐成为“独裁者”。罗斯福以“民主”政体的旗号，掩盖着号令天下的霸权主义。戴高乐却深知党派各怀鬼胎，营利为私的议会斗争当此国家存亡的关头，非徒无益而有害。当务之急是用实际行动维护法兰西的伟大和尊严。

希特勒已经下了彻底毁灭巴黎这座举世无双的名城的命令，巴黎城命悬一丝，目下最重要的是对法西斯展开猝不及防的攻势，以挽救巴黎，艾森豪威尔不再犹豫，急令勒克莱尔第二装甲师开进巴黎，戴高乐亲率车队与之会师后，巴黎终于解放。受命毁灭巴黎城的法西斯分子肖尔蒂茨（Dietrich von Choltitz）不愿成为千古罪人，拒绝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向法军投降，并拆除所有绑在宫殿、桥梁、铁塔、博物馆的数十万吨炸药。这一方面是保命，也不排除这个法西斯分子良知未眠。但据说他后来因此而功罪两抵，减免其刑罚，他却得意过头，自诩为反希特勒的英雄，不亦过乎？戴高乐对此目笑存之，不以为意，宽容永远是将军的美德，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法国民众的怒火，指向了为虎作伥的叛国者，每天法院上报的法奸死刑者，有三分之二被戴高乐赦免死刑，改为终身监禁。被剃光头的女性大体是巴黎沦陷时的媚德者，决不是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游街时群众怒目视之，而嬉笑诟骂、前后跳腾者大体是登徒子而非抗德英雄。最难办的是对贝当元帅和赖伐尔的审判，贝当正襟危坐，沉默寡言，陪审团以14票对13票判其死刑。戴高乐念其年事已高，且怀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功勋，免其一死，改为终身监禁。而赖伐尔则巧言令色，百般辩说，证明维希政权不只无过，亦且有功。然而在叛国的铁证前他难逃一死。颇有幽默感的是他在被枪决时高呼“法兰西万岁！”怀有圣人之心的戴高乐将军对这些战时在泥淖中爬行的败类，也有恕词，以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忘情于法兰西。当然，宗教的慈悲和法律的尊严并不矛盾，在米开朗琪罗的名作《最后的审判》中也有地狱。

场景之四：坚守法兰西尊严的立场，则是决定将军一切行动的不二原则。1944年12月法军攻克斯特拉斯堡，这是被德军划入自己版图的阿尔萨斯的首府，将军认为这次胜利无疑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然则德军以前后包抄之势围困斯特拉斯堡，艾森豪威尔以保存法军实力为由，嘱将军撤守，盟军指挥权在艾森豪威尔，然而戴高乐为法兰西的光荣计，军令有所不受，尽管总司令从军事战术出发，他的撤军之令不无道理，但在民族的尊严和耻辱之间唯一的选择是焦土坚守并击溃德军，在将军的号召下，将士无不沫血饮泣，法兰西的勇士们彻底打垮了德军的攻势，使之溃不成军。接着戴高乐挥师向德国本土进发，无论如何，法国必须占领德国法西斯的领土，这是此后法、英、美、苏共管德国的前提。将军的卓识远见于此令人拊掌！今天协和广场上阿尔萨斯碑的一块遮羞布永远被掀掉，使人们回忆起将军当机立断的勇气和英明，油然产生无限的崇仰之情。

场景之五：1944年8月25日晚在巴黎的市政大厅戴高乐将军发表了他激动人心的解放宣言：

“巴黎！被敌人蹂躏过的巴黎！横遭破坏的巴黎！受尽千辛万苦的巴黎！巴黎，到底是解放了！巴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巴黎是他自己的人民在法兰西军队的协助下，在全法国、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远的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下解放的。”戴高乐重新点燃了凯旋门上的圣火。将军从香榭丽舍到协和广场到巴黎圣母院一路过来，倾城倾国，几百万的人群簇拥着自己的领袖，这欢呼声今天在戴高乐纪念馆里依旧震响——这是永远难忘的法兰西的记忆。

次年11月11日戴高乐在一次烈士追悼会上，再一次呼吁：“为了医治遍体鳞伤的法兰西，我们应该团结如手足，如手足！”这时他深知当此百废待兴之际，法国唯一能维系统一意志的是：“我以整个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的政府，在将军无私的、凛不可犯的言辞前，所有想乘光复之机而分一杯羹的政客们都应自惭形秽。

戴高乐对第四共和的失望和建立第五共和的伟绩，都是战后复杂的政治斗争史。这其间戴高乐经受了一切凶险的人生波涛，譬如叛变、骚乱、暗杀和政治掮客们的诽谤。在第五共和期间有几位法国的伟人德布雷（Michel Debré）、马尔罗（André Malraux）、埃德蒙·米什莱（Edmond Michelet），是戴高乐将军忠贞不渝的战友，他们的名字，将与第五共和流芳千古。

澹泊寡欲、不务浮名，是将军的性格。在他退休之年，法国国家和人民都希望授予他无限崇高的荣誉，甚至法兰西元帅。但他坚持准将是他的最爱，这准将的肩章上曾烙印着法兰西的痛苦和灾难、斗争和崛起、光荣和尊严。他表示只接受准将微薄的薪金。廉洁无瑕的一生，非圣人而何？归去来，归去来，回到科隆贝教堂村，他陪伴着深爱的妻子伊冯娜 (Yvonne de Gaulle)，走在法兰西的土地、旧居的芳草上，他归根结底是法国人民的儿子，而绝非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独裁者。

也许将军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他安排1970年底的中国之行，戴高乐所领导的法兰西正是第一个与中国在1964年建交的西方大国。他希望与毛泽东会见，他也希望看看长城、西安和北京。他对这“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深怀好感。周恩来总理对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Etienne Manac'h）说：“我们对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然而天不假年，1970年11月9日在他写回忆录的时候，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这是世界历史的遗憾，倘若东、西方这两位巨人果真相会，那么也许会改变世界的格局。

此时打开将军故去十八年前，戴高乐曾经交给蓬比杜（Georges Pompidou）一封只许在他死后启封的信。将军只想静静地死去，而拒绝一切厚葬。他的坟茔则尽可能简单，墓石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墓地必须在他的女儿安娜安葬地之侧。世界上没有一位伟人的坟墓和最普通的村民在一起，有一个亭子在墓边，亭中24小时有宪兵站岗，这是四十多年来，法国人民对戴高乐将军的永恒的怀恋和无限的敬意。

我们记得戴高乐将军和他的爱子菲利普·戴高乐在诺曼底登录前的告别，也许壮士一去不复返。今天九十高龄的菲利普·戴高乐（Philippe de Gaulle）海军上将可谓不负家翁的厚望，用中国的赞词为：将门虎子。

我拜托将军的忠实追随者，前巴黎大区省长、九十三岁的沃塞尔(Lucien Vochel)先生将一幅我水墨画的戴高乐将军肖像赠送给菲利普·戴高乐，因此有了以下两封往返的信件，它们将永存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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