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昭陵二骏，如何流落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小五子

【摘要】本文讲述的是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入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故事。

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飒露紫”石雕

[size=15.9996px]作者：卡尔·梅耶、谢林·布里萨克

[size=15.9996px]【编者按】

[size=15.9996px]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人来到中国，从洞窟、宫殿和画商的密室里搜罗艺术珍品，带走了雕塑、家具、瓷器、书画等大量国宝。《谁在收藏中国》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段时期，以美国人为首的西方收藏家是如何想方设法获得中国艺术品的一段历史，这些文物最终催生了中国古董市场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中国人依靠艺术市场促使国宝回归的努力。

[size=15.9996px]本文讲述的是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入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故事，由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size=15.9996px]1935年至1936年，美国的中国艺术收藏家们首次在全球亮相。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位于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伯灵顿大厦的英国皇家学院举办。有240家机构向展览出借展品，其中不仅有美国博物馆，还有中国首次允许借给外国展出的一大批“国宝”。为运输93箱中的800多件中国宫廷珍宝，英国海军部提供了一艘名为萨福克号的军舰。乔治·尤摩弗伯勒斯和波西瓦尔·大卫德是当时英国的两位最伟大的收藏家。他们与大英博物馆的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著名古董商卢芹斋和山中定次郎一起工作，协助安排集中参展的艺术品。此次博览会据称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展览，轰动一时。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不乏批评之声。

[size=15.9996px]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举办的背景是日本占领了伪满洲国，并随时准备入侵中国。中国政府当局希望获得国际同情，希望全世界欣赏中国艺术。因此，东西方对中国艺术的鉴赏力，得以破天荒首次肩并肩相互媲美。当然，其间也有一些嘟嘟囔囔的埋怨之声。西方认为，中国并未拿出自己最好的绘画，觉得外国专家没有能力辨别好坏差别，因而将西方的奖学金项目推迟了几十年。中国方面，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学者们则认为，外国人得到了挑选展品的权利，不能确保中方出借展品的安全，“不应该把重要、有价值的珍宝送到国外”，而且，“一旦艺术品被大英博物馆征集，无论其价值如何，都不会允许它走出博物馆的大门”。中国政府的迫切愿望并未受到反对之声的影响。中华民国急于培养西方对自己的善意，为自己作为崛起强权的形象涂脂抹粉。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人群蜂拥而至，观众总数（有记录人次数为401768）打破了以往所有展览的纪录。当时，博物馆组织重磅大展的风气尚未形成，世界又深深陷入了萧条。正是在那种时刻，中国艺术闪亮登场！

[size=15.9996px]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将两幅壁画残片、该馆所获战利品——那尊敦煌菩萨像，以及作为受邀演讲人的兰登·华尔纳送往英国参加展览会。1933年，美国最新的博物馆——堪萨斯城的威廉姆·罗克希尔·纳尔逊美术馆刚刚开馆。它将25件展品，包括该馆著名藏品玉璧，以及该馆的未来研究员之星——劳伦斯·史克曼送往伦敦。阿比·洛克菲勒从基奎特庄园运去了自己的唐代菩萨像。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缺席了那次展览会。该馆大包大揽的捐助人、董事登曼·罗斯坚决反对出借艺术品藏品参加展览。因此，美国的主要中国收藏并未在伦敦的展览会现身。但是，那次展览会最受观众欢迎的藏品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所藏石刻“飒露紫”。那是该馆两件石雕中的一件，来自西安附近的唐太宗昭陵。

镂空龙虎饰卧蚕纹璧，河南省出土，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

[size=15.9996px]公元636年，唐太宗（庙号）下令为自己和皇后长孙氏建造陵墓，墓址选在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90公里处。昭陵的周长近60公里，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陵墓建于九嵕山上，太宗希望借以展示自己的王权。其建造者们也指望依靠山体预防盗掘。太宗题字碑刻书：“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

[size=15.9996px]若干年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路过昭陵，他写道：

[size=15.9996px]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

[size=15.9996px]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

[size=15.9996px]昭陵的设计者据说是名扬天下的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兄弟俩都是建筑师、画家和宫廷官员。陵墓依山凿石进入山体，设有五道石门；墓室两厢列置石函，里面安放陪葬品。虽然太宗皇帝早就采取了预防措施，五代十国时期的节度使温韬（约逝于公元926年）还是钻进了陵墓，发现里面“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

[size=15.9996px]在建筑设计上，昭陵复制了唐太宗在都城长安的住宅。它被分为三部分：皇城、内城、外城，与长安城布局无异。陵墓建造用了十三年，包括最近统计的近200座附属贵族、皇戚、在宫廷侍奉中表现优异的宠臣以及将军们的陪葬墓。

[size=15.9996px]在任期间，唐太宗制服了突厥人。突厥人前往长安，对唐王朝表示效忠。他们请求唐太宗担任“天可汗”即“可汗的可汗”。太宗答道：“我是大唐王朝的天子，将获天赐履行可汗职责。”突厥人被纳入了唐代帝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大唐帝国欢迎外国人——来自遥远社会的商人、僧侣和百姓——前往自己的都城。大唐帝国还允许异邦首领死后葬于唐代皇陵，与中国人享受同等待遇，这也是奖赏、安慰少数民族的一项成功措施。在皇陵陪葬是一种荣誉，也确保了异邦对“天子”和“可汗的可汗”的忠诚。

[size=15.9996px]公元636年，即唐太宗终于当上皇帝10年后，为纪念自己的主要战功，唐太宗下令为自己喜爱的战马雕刻浮雕像。2003年，考古学家对昭陵进行了发掘，出土的柱基表明，那些骏马石刻，曾被安放在一条长廊两侧的亭子之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所藏骏马，似乎曾被立于第5亭和第6亭。人们认为，阎立本（逝于公元673年）是《历代帝王图》卷轴画的作者，目前，它被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人们还推测，那些骏马浮雕的设计草图（长1.98米，高1.52米，厚度超过30厘米）也出自阎立本之手。对于唐太宗下令为自己所骑战马立像，有文献记载道：

[size=15.9996px]我参加战斗，那些战马载我冲破敌阵，救我于危难。其形象应被刻于石，置我陵墓左右，昭示“车幔车盖”公正。

[size=15.9996px]周秀琴博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高级藏品登记员，她写过有关昭陵及其骏马的论文和文章。她对中国帝王的“车幔车盖”习俗进行了这样的解释：“过去，主人通常保留车幔和车盖，将其与马、犬同葬，显示主人对它们的喜爱和公正。”

[size=15.9996px]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意为“拯救世界、抚慰百姓”。他为每匹马撰写了颂词，称赞“飒露紫”是：

[size=15.9996px]紫燕超跃，骨腾神骏，

[size=15.9996px]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size=15.9996px]唐太宗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征战。公元621年，他征伐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时，所骑枣红马就是“飒露紫”。那件浮雕展示的，是一个广为流传、有关丘行恭将军的故事：当一支弓箭射中飒露紫时，丘行恭将军翻身跃下自己的战马。他拔出飒露紫胸口上的箭，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太宗；自己则徒步追击，用战剑杀死数敌。

[size=15.9996px]“拳毛騧”的意思是“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赢得“卷毛”绰号的，是太宗皇帝于622年平定刘黑闼叛乱时所乘战马。太宗皇帝对它的赞语是：

[size=15.9996px]月精按辔，天马横空，

[size=15.9996px]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size=15.9996px]目前，“飒露紫”和“拳毛騧”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展出。其余四匹骏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示。六匹骏马中，有两匹马为立马，包括“拳毛騧”。另外三匹马都伸展四腿作“飞奔”状。六匹骏马全都束尾，将马鬃装饰成独特的锯齿状。那种装束被称为“三花”，表明骑者贵为太子。

[size=15.9996px]唐太宗的统治开创了一段和平繁荣时期。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延续了将近四个世纪。军事上的成功使太宗皇帝把帝国扩张至许多今天已不再属于中国的地方：越南、蒙古，并往西进入中亚，最远可达当今的哈萨克斯坦疆域。唐太宗统治的特点是根据能力和受教育情况选拔幕僚，由此建立了功能良好的管理体制。（他担心被暗杀，除掉了两个兄弟。迫使父亲退位后，自己篡夺了皇位。）

《昭陵六骏图》

[size=15.9996px]唐朝的成功，所依靠的是马，是它建立的骑兵。唐太宗在战场上发现良驹时，会让自己的大将擒获骑手，夺取战马。唐朝初期，马的数量有了巨大增长，从3000匹增加到超过70万匹。其中绝大多数拥有突厥马血统，通过进贡或与西部部落贸易获得，包括起源于康国的著名费尔干纳马。唐太宗的六骏，似乎都源于进口马匹。太宗在马背上长大，超乎寻常地喜欢马。曾经有一次，太宗的一匹爱马丧命，他竟愤怒地要下令杀掉马夫。经过皇后谏言，才算保住了马夫的性命。唐朝期间，不仅战场需要马，贸易之路、丝绸之路也需要马。马成了连接中国与北部和西部前线的有效手段。那些道路需要马匹开展邮政，长安与唐朝另一都城洛阳之间的驿站也是如此。

[size=15.9996px]唐太宗不是中国最后一位诗人皇帝，也不是第一位喜欢马的皇帝。两千多年前，汉武帝面临着来自西北武装游牧部落的入侵。在大草原上生活的那些人被称为匈奴。他们衣着装饰华丽，住帐篷或带蓬马车，以牲畜数量计算财富。匈奴男人善骑射，在与汉武帝的步兵作战时尽显骁勇。此时，汉武帝需要骑兵，他们的战马还要快于匈奴人的草原马。

[size=15.9996px]汉代曾尝试在本地繁衍进口马，未获成功。显然，那里的土壤和水缺钙。于是，汉武帝派出自己宠妃的兄弟李广利大将，让他率领一支由40000人组成的军队向西进发，希望从费尔干纳盆地获得汗血马，此举几乎葬送了汉代帝国。

[size=15.9996px]这种被称为“天马”的马最初由汉帝国派往西域的使节张骞提到。它精力充沛、高大灵活，远优于草原矮马。张骞报告说：在费尔干纳，他见过一种令人吃惊的马，它流出的汗像血。在汉代宫廷祭祀中，有这样一首诗赞美“天马”：

[size=15.9996px]太一况，天马下，

[size=15.9996px]霑赤汗，沫流赭。

[size=15.9996px]志俶傥，精权奇，

[size=15.9996px]籋浮云，晻上驰。

[size=15.9996px]体容与，迣万里。

[size=15.9996px]有一种理论认为，天马的“汗血”源于一种寄生线虫，常见于俄罗斯马。寄生虫吸附于马的皮肤下面，引发马身上小结节流血。另一种理论假设，长时间跳跃奔跑后，马的血管破裂导致“汗血”。

[size=15.9996px]起初，中国人希望从费尔干纳首领那里购买获得“天马”，出价是一千锭金子和一匹金马。那位首领拒绝了中国人的报价，还处死了汉武帝派去的使节。随后，汉武帝派遣李将军率领军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但是，抵达费尔干纳（大宛国）时，那支军队已是筋疲力尽，忍饥挨饿。于是，天子又派遣60000人翻越帕米尔高原，前去征服费尔干纳。通过切断供水，中国人最终结束了长达40天的围攻。之后，费尔干纳国王被手下人砍了脑袋。费尔干纳人同意向汉都长安发送3000匹马。然而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或许只有30匹，属于“优等”即“天马”血统，有2000匹马死于运送途中。汉武帝没有食言，亲自迎接那些马匹抵达玉门，他还写下了如下诗句：

[size=15.9996px]天马徕，从四极，涉流沙，九夷服。

[size=15.9996px]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

[size=15.9996px]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

[size=15.9996px]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

[size=15.9996px]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size=15.9996px]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size=15.9996px]2009年，考古学家在汉武帝陵墓内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在两个巨大的墓穴内，有20个陪葬坑，里面有80匹种马的骨骸——它们是陪伴武帝死后享受荣华的殉葬品。也证实了亚瑟·韦利的理论，即那些神奇的马匹更多用于仪式，而不是作战。未来的DNA检测应该可以核实它们是否源于阿克哈·塔克马。那是一种速度极快、活力四射的突厥马。

[size=15.9996px]汉武帝与费尔干纳的作战，代表了印欧文化与中国之间的早期接触，带来了丝绸之路的鼎盛期。唐朝期间，马匹仍被作为主要陪葬品。那么，唐太宗所喜爱的坐骑呢？他去世时，那些骏马浮雕曾沿着陵墓北门“神道”竖立。陵墓曾包括一个祭祀大厅“朱雀门”，以及一座有围墙和许多房屋环绕的“下宫”。那些地面建筑如今几乎荡然无存。

[size=15.9996px]1924年，在首次前往敦煌探险时，兰登·华尔纳和贺拉斯·杰恩曾访问过西安。他们在报告中写道：余下的四件浮雕已被“滑轮搬运”离开了原址，“六骏中的四匹马，已被运至西安城里。我们在那座小博物馆里看到，它们被寒酸地靠着花园墙壁而立，但很高兴安全远离了我们的美元。另外两骏，则多少有些被劈裂、打烂，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骄傲。”

[size=15.9996px]昭陵六骏是无以伦比的杰作，被认为是中国的“埃尔金大理石”。对它们的掠夺，常被作为美帝国主义掠夺的例证。那么，它们又是如何抵达费城的呢？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登记员周秀琴博士，利用该馆档案，再现了“飒露紫”和“拳毛騧”从西安来到费城的惊心动魄的旅程。（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有一个值得称赞的政策，即不隐瞒该馆藏品征集的历史。）

[size=15.9996px]1909年，法国学者爱德华·沙瓦纳看到昭陵六骏仍在原址。他拍摄的照片，是它们被移出昭陵之前的唯一文献。周博士做研究期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档案馆发现了1921年的一封信，来自巴黎艺术经销商保罗·马龙，他声称已通过北京的一位中介格罗让先生寄去了一大笔钱，那位中介又派遣加兰奇先生，设法将六骏运走。“1913年5月，六骏浮雕从昭陵运离，不幸的是，浮雕的搬运者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攻击。那些珍贵文物被扔到一处断崖下面。”（马龙补充说，他损失了预付购买六骏浮雕的“一大笔”钱。）

昭陵六骏邮票

[size=15.9996px]之后，那两件浮雕被运往陕西省旧总督府，送给了该省督军陆建章，以“博取他的欢心”。随后，袁世凯总统把它们正式运往北京，袁曾经是掌管陕西省的军阀。从那时起，巴黎古董商卢芹斋的名字开始与六骏浮雕有了联系。我们在哈佛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一封信。它表明，若干年后的1927年9月11日，卢芹斋给兰登·华尔纳写信，透露了自己购买六骏浮雕时遭遇的难题：“你会吃惊地发现，这封信寄自符拉迪沃斯托克，而不是北京。因为，我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听说，由于出售唐太宗六骏浮雕，中国现任政府想要逮捕我……说到六骏浮雕，你和全世界都知道，它们曾于1912年被外国人盗窃。”卢芹斋宣称，自己是从北京的古董商赵何方手中买下了两骏浮雕。赵何方认识袁世凯的儿子，提议用六骏浮雕装饰袁家的御花园。当时，袁世凯准备自己当皇帝，正为那场仅持续3个月的皇帝统治忙忙碌碌。袁家提供了特别印章，允许昭陵六骏浮雕离开西安运往北京。卢芹斋在那封信里为自己的行为进一步辩护说：“如果从总统手中购买一件东西不合法，那么，谁还有权出售？如果当时合法，现在又不合法，又会有多少古董商和收藏家遭遇相同处境？”

[size=15.9996px]极可能在袁家协助下，卢芹斋得以把两件骏马浮雕运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18年3月9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乔治·拜伦·戈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库房见到了六骏浮雕。卢芹斋把它们租借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并提出“免除租借费，那两件石刻，展现了来自古都西安府的高浮雕骏马”，并且在1921年之前都可以以1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后来，狡猾的卢芹斋抬高了价格，称自己的代理“冒了入狱、甚至是生命危险”。卡车将两件石刻运往费城。5月8日，抵达宾夕法尼亚大学。为购买浮雕实施的筹款计划进展缓慢，直到一位天使现身。那位金主天使是埃尔德里奇·约翰逊，他是“胜利留声机公司”的创始人，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董事会成员。他付了12.5万美元（1920年协商价），将自己的名字置于浮雕之下。此后不久，时任该馆亚洲艺术研究员的毕士博评论说：“或许，没有任何已存世马匹，像那两匹马那么著名。”至于阎立本，“对于精心创作那些杰作的艺术家，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但是，）那些雕刻的本身，证明了他是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最伟大艺术家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以那种方式，套住了唐朝皇帝的两匹骏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