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笨的产物八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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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盛兴于明清，有广阔的社会基础，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从先秦的养士到汉之辟举，直到隋唐之科举考试。各时代选拔和录用官吏的制度，一直都在摸索之中。   

　　科举制度的产生，对于打破士族豪门垄断政权的局面曾起过积极作用，一些有作为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也曾经利用科举作为政治改革的工具，他们以科举来选拔政治管理人才，使读书人获得入仕的进身之阶，因对考生的年龄没有限制，很多人考不上就一直考，到老了还在努力往上考，所以，七老八十的秀才也有，这种制度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其制度本身也是对读书人的道德与知识价值的高度肯定，只要你发奋读书，你就有出人头地的希望，很多大官的确都是出身寒门。   

　　因此，科举取士，历来被看作选拔和录用官吏的“正途”。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在盛兴中显现出势利和腐朽，开始完全丧失了现实的合理性，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工具了。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因此，明元璋称帝后，首先安定民心，让老百姓回归正常，重新有秩序的生活，还要安定好读书人，这些人有文化，想法多，若不安置好，就会生出无数是非。于是，实行开科取士，通过科举收买知识分子，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消除广大人民流离失所的反抗情绪，以巩固明王朝的统治。   

　　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级进行考试。县，府一级称为院试，被录取的称为秀才，秀才参加省一级的考试，称为乡试，被录取的称为举人，举人到京城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经过会试，复试和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三种考试之后，被录取的称为进士，进士的第一，二，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中了举人进士就可以做官，获得种种社会特权，所谓：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天下读书人都挤破头要去参加科举考试，三年不中，等下个三年考，再考不中就再等三年继续考，读书人都忙于年复一年的参加考试，根本没时间去想别的，这样，科举制度就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向上爬的阶梯。   

　　科举考试的内容，开始考的是命题作文，就是从四书五经中挑一句话或一个词，然后，考生就这句话或者词写文章。明元璋在位时，对文章的格式没有什么要求，你只要文章功底好，见解独到就行了，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的考试就变味了，有人专门弄了标准文章格式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八股文，又称八比文，时文，制义，四书文，这是明清两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内容方面必须发一定的议论，即所谓"代圣人立言"。就是说，读书人在发议论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作为"圣人”的代言人，不仅要依据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还得遵守一定的注释，例如《四书》，就只能用朱熹的"集注”，这种由官方规定的注释，人们就称之为"高头讲章”。《红楼梦》八十四回，贾代儒要宝玉讲《论语》中的”后生可畏”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两章，就是用的”集注”的观点。   

　　在形式方面，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全篇字数也有严格的规定，超过了就不及格，这下可难为读书人了，命题作文本来就不太好写，还弄了个标准格式，思想完全被束缚起来，读书人都想方设法按照这种格式来写文章，思想愈来愈僵死，观念愈来愈变得毫无生气。结果，写出来一群迂腐之徒。   

　　这种僵固而教条的人才培养与发现模式，将读书人一个个驱向了势利之途，造成了一大批的无知无识无能。这种八股文取士，在行为上给予读书人错误导引，在价值观上给予读书人甚至整个社会一种错误的方向，使得人们在思维和观念之中，把"举子”和"举业”当作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八股文这种形式，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见了。《红楼梦》第八十四回中提到宝玉的《窗课》，就是三篇八股文的破题和承题部分，虽然不是全篇，我们也可以看出八股文究竟是什么货色。   

　　这一科举人才培养模式，为当时社会聚集了一大批文化流浪者，他们以京城为中心地带流浪，既无生存家园，又无精神家园，他们是一批以头巾为标志的混食者，他们被科举儒学培养成文化的渣滓，社会的废物，他们对天下大事，国计民生茫然无知，他们知识贫乏，达到惊人的程度，有的人中了进士，还不知道《史记》的作者是谁。   

　　鲁迅说：身为"大学士”，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也是决不相信的。可见，"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   

　　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生命，就这样在寂寞的书斋中白白地葬送了。一些进入"仕途”的，不是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鹰犬，就成为残害人民的刽子手。而那些致力于道德人格建构的士人却又难以与政治，社会环境相应，只得退而持一己之守，保有一份本然情性。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害，他借王冕之口批评科举制度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通过儒林群丑的形象描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鲁迅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就同时被忘却，恰好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   

　　真是：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臂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们骗得高官，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很自然地就让人想到《红楼梦》中的贾政，贾雨村，贾代儒这群腐儒的典型形象。   

　　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越来越腐朽，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也就成为封建社会末期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清康熙即位以后，本来统治阶级对八股取士亦存在着分歧，所以，曾一度停止，但是，后来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康熙七年又加以恢复。乾隆三年，统治阶级内部在八股取士的问题上又一次发生争论，然争过去论过来，他们又何尝不知道八股文是无用的东西，”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