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说“司南像一把汤勺”了

小五

“磁勺状司南”的来历

国人鲜少有不知道“司南”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司南被等同于指南针，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人所发明的最重要的方位仪器，是世界上最早的磁性指南工具。

对司南的常见描述如下：

“汉代时人们利用天然磁铁制成指南工具，称为‘司南’。司南的形状像一把汤匙，放置在铜制的方形地盘中，地盘四周刻有24个方位。司南在光滑的盘中转动，当它停下来时，匙柄就指向南方。”①

图：50年代，依据王振铎的见解复原的司南模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款司南模型（形制如上图）。因为广泛宣传的缘故，这款模型成了国人对司南的最具体印象。约自2000年左右起，大众渐渐开始了解到这款司南模型的来历，知晓其乃是四、五十年代由历史学者王振铎根据个人见解所复制，真实的“司南”究竟是不是这个模样，迄今并无学界共识。②

王振铎之所以认为司南是一把磁勺，乃是基于东汉人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的一句话：

“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大众同时也了解到，同款磁勺状司南模型，在作为国礼赠送给苏联时，使用了古人所没有的现代工艺。此说来源，是自然科学史学者李志超。据李披露：

图：王振铎40年代绘制的司南复原模型图

“在笔者所曾执事的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老主任钱临照院士曾亲口对笔者陈述一段往事：1952年郭沫若率团访苏，要带礼物，决定做个司南。任务下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就由钱老先生主办。他们找到最好的磁石，叫琉璃厂玉工照王振铎的复原件做。做得倒是漂亮，可就是不指南。期限紧迫，只好拿那磁勺放在大电磁铁里做人工磁化。”③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曾在文章中称，留在国家博物馆内做陈列之用的司南模型，也是“用人工磁铁制作的”：

“王振铎先生根据他的理解制作的‘司南’，是在占栻的铜地盘上放置一个有磁性的勺。此勺当以何种材料制作？他说：‘司南藉天然磁石琢成之可能性较多。’可是天然磁石的磁矩很小，制作过程中的振动和摩擦更会使它退磁，这是一宗不易克服的困难。王先生于是采用了另两种材料：一种是以钨钢为基体的‘人造条形磁铁’，另一种是‘天然磁石为云南所产经传磁后而赋磁性者’。汉代根本没有人工磁铁，自不待言；他用的云南产天然磁石也已被放进强磁场里磁化，使其磁矩得以增强。这两种材料均非汉代人所能想见，更不要说实际应用了而后来长期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司南’中的勺，就是用人工磁铁制作的。”④

不过，王振铎生前的助手、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李强，并不同意孙机的说法。

图：西汉铜勺（图片引自：赵晓军，《西汉未央令官铜勺及其相关问题》，《洛阳考古》2014第4期）

据李介绍，王振铎的司南复原实验分两步。第一步是在四川南溪李庄进行，时为1945年10月。李庄环境艰苦，“第一，无法找到有一定磁力的磁石；第二，也没有合适的玉工和相应的设备。”只好因陋就简，“借用高校和研究院的设备，对钨钢做的勺进行磁化，来做磁勺的指南的实验。”第二步是在南京进行，时为1947年8月。王振铎“在万难中找到天然磁石，用传统工艺制成磁勺，进行了实验。”换言之，王并不是刻意违背复原工作的原则，要用古代没有的人造磁铁来做实验。

此外，李强还特别指出：“出土文物、后人复制模型、馈赠礼品是三种不同属性的事物”，“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通史陈列里，从来就没有，也没有必要使用人工磁铁制作的模型来做展示。”——值得注意的是：李没有否认作为礼物送往苏联的磁勺状司南模型，使用了古人所无的人工磁化技术。⑤

以上，乃是“磁勺状司南”的大致来历。

司南是不是“磁勺状”？

王振铎将司南复原为磁勺状的核心依据，是东汉人王充在《论衡》中的一句描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这句话具体该如何理解，至少还存在着另外三种学术意见。

（1）学者刘秉正等人认为，王充所谈到的“司南”，其实是天上的北斗。

王振铎曾用玻璃皿承托约6.4厘米长的磁石和约10厘米长的磁铁，做旋转试验，得出结论：磁石/铁条停止旋转时可以指示南北。刘秉正“用含铁64%的好磁石做成10.3*1.3*1.25立方厘米的条形磁棒”，重复了王振铎的实验，且在实验前“用电磁铁将磁棒饱和磁化”，但实验结果与王振铎所言截然不同。据此，刘秉正认为，王振铎的实验“不足以证明天然磁石做成的勺状物真正能够大体上指南”。因古代“杓”字也常用来指“北斗柄”，刘认为“司南”二字存在着被解释为北斗的可能。⑥

图：刘秉正重复王振铎实验示意图。上方长条为磁棒，中间半圆为玻璃皿，下方为玻璃板和抛光铜板

图：王振铎40年代所绘制的天然磁石/人造磁体指极性实验图

刘的上述意见，50年代即已提出，但直到80年代才得以公开发表。个中原因，据中科院自然科学史学者华觉明披露：

“大概在1974年，东北师范大学的刘秉正教授写了文章，他认为司南是北斗星。这篇文章寄给了《考古学报》，因为王（振铎）先生关于司南的文章是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考古学报》的主编夏鼐先生找到王振铎先生，谈该怎么对待这件事情。有一次，我和薄树人先生到王先生家，谈起这件事。王先生说：‘你们两人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看究竟这个说法对不对。’后来薄先生怎么回答王先生的，我不知道。我当时查了一些资料，仔细看了刘先生的文章，最后说了两点意见：第一，对司南的研究是有意义的；第二，说司南是磁勺没有绝对的证据。后来，夏先生到底怎么考虑这件事的，我不太清楚。但是，很可能刘教授的文章没有发表的原因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提到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一个注释说司南就是指南针。因此，如果和《毛泽东选集》的说法不一致，在当时的形势下就不可能发表了。这是我所知道的情况。”⑦

持“北斗”说的学者，还有罗福颐、刘文贵等人。

（2）学者孙机认为，“司南”就是指南车，与磁性无关。

2005年，学者孙机发表《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在学术界和媒体界引起很大反响。文章认为，王振铎所依据的“司南之杓”一句有误，正确的原文是“司南之酌”，所谓“司南”，其实是与磁性无关的指南车：

图：指南车模型

“王先生的引文所据之《论衡》的通行本，应是自明嘉靖通津草堂本递传下来的。但此外还有更古的本子，前北平历史博物馆旧藏残宋本，存卷十四至卷十七，为1921年清理清内阁档案时拣出的，后归南京博物院，《是应篇》恰在其内。可注意者，通行本中的‘司南之杓’，此本作‘司南之酌’。‘酌’训行、用。……‘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即言在地上使用指南车时，其横杆就指向南方之意。通行本中作为王先生立论之基础的‘杓’，其实是一个误字。”⑧

（3）学者闻人军认为，“司南”是一种“原始水浮指南针”

2015年，学者闻人军发表《原始水浮指南针的发明——“瓢针司南酌”之发现》一文。针对孙机的“司南之酌”说，文章补充了一项证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论衡》宋光宗刻本残卷，也作“司南之酌”。

不过，文章不能认同孙机将“酌”解释为“行、用”。对照上下文，鉴于与“司南之酌”并列的“屈轶之草”、“ 鱼肉之虫”中的“草”、“虫”都是实体名词，闻人军认为，“酌”不可能是动词，也应该是一个实体名词。酌有酒器（爵或勺）之意，与勺相通。鉴于“屈轶之草”即“屈轶草”，“司南之酌”其实就是“司南酌”。

那么，“司南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闻人军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漂浮装置，是后世的水罗盘的雏形：

“被磁石吸引过的钢针，而不是磁石，才是‘司南’的核心。历史上恐怕从未有过磁石勺指向器。 磁化钢针，承载它的小小勺状物，连同水碗之类组成的整个装置，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水浮司南，即‘司南酌’。”⑨

图：闻人军利用小葫芦瓢和水碗复原的“司南”。闻的实验称：“将磁化钢针两头嵌入小葫芦瓢，浮在水面能旋转自如而指南”“干透的薄壳小葫芦瓢很轻，用1-2毫米粗细的磁针驱动没有问题，较粗的磁针效果较好，小葫芦瓢的两头以大小均衡，能平躺于水面为佳。”

一道古文阅读理解题

综上。简而言之，“司南究竟是不是一把磁勺”这桩科技史谜案，之所以众说纷纭，其核心原因，乃在于如何结合上下文，正确理解“司南之酌/杓”四字。

《论衡》中的相关原文如下：

“故夫屈轶之草，……。司南之酌/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自然之性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圣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轶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怀奸心者，则各变性易操，为忠正之行矣。”⑩

2008年，磁勺状司南出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屈轶之草”，是古代儒者传说中的一种神草，生在庭中，若有奸佞入朝，草就会“屈而指之”。

这段话的大意是：王充不相信存在这种神草，认为这种草有“屈而指之”的现象，只是草的天性，好比“司南之酌/杓”能够指南，“鱼肉之虫”选择北行，都是自然本性。圣人假意宣扬“屈轶之草”能指认奸佞，只是为了震慑心怀不轨的百官臣子。

从这段史料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1、“司南之酌/杓”指南被王充视作“自然之性”，显见其是一种磁性指南工具，而非指南车这种依赖人力干预的器械。

2、形状如“酌/杓”的，究竟是指磁石，还是指整个装置？就常理而言，应该是指整个装置。

一者，对古人而言，制作磁棒/针，远比制作磁勺容易，磁棒/针的磁性，也要强于磁勺，实在没道理弃易就难。二者，现代复原实验已经证明，让磁勺指南的技术难度极大，借助现代工艺也仍不理想。第三，以磁棒/针为工具的水浮指南、悬线指南等手段，对工艺水平的要求并不高；东汉时已有“磁石引针”的记载，当时之人发现针可以被磁化，也是有可能的。

3、整个装置究竟如何运作，王充没有留下更详细的资料，后人只能围绕着“酌/杓”展开自己的想象。考虑到“酌/杓”皆可指酒器，该装置与水有关， 并非不可能。

图：部编本（2016年使用）初中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下册，仍认定司南是一把磁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