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这个词，是从雍正那会儿开始流行的

小五

近些年流行一种很奇怪的意见，说晚清并不存在严重的“满汉矛盾”，是革命党人刻意煽动，才造成一种对“满清政权”的强烈不满情绪。

我们略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种意见，是幼稚的。

例1：军事改革歧视绿营

清廷高层“区别满汉”的心态，由来已久。

比如，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鉴于当时的满官文化水准普遍太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

“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官奈何反生异议？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言尔?”

李呈祥被免职下狱，流放盛京。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心机叵测：

“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再如，康熙时有规定，“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曾去旨严责：

“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

这种军事上的满汉之分，在满洲八旗与汉人绿营的身上，体现得极为充分。八旗驻屯务求集中，绿营驻屯务求分散；八旗使用最优良兵器，绿营只允许使用普通兵器；京师禁卫独由八旗负责，绿营不得参与；八旗无差役，绿营如劳工；……这些，都是满汉之分的具体表现。

及至晚清，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军事力量的重心，从中央八旗转移到地方绿营。

作为补救，在洋务运动中，清廷再次在政策上对八旗和绿营实施区别对待——八旗被选定为军事改革的主体，绿营则被限制乃至禁止学习先进的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

比如，在选派军事人员出洋接受训练这件事情上，八旗出身者在数量上完全碾压绿营出身者。

据罗尔纲《湘军新志》统计，清廷在19世纪中后期约有25万八旗兵，64万绿营兵。但在洋务运动中选派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绿营人数比例，却是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上谕，选派八旗兵450名，绿营10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这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商议的结果。

军事器械方面，也延续了康熙时代的限制政策。

同治三年，恭亲王上奏，谈及学习洋枪洋炮事宜，明确主张严禁八旗之外的绿营掌握新的“精秘之器”：

“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

图：晚清八旗兵的军事训练

例2：同文馆“专用旗人”

为更好地与外国交涉，在奕訢等人的主导下，晚清最高决策层创立了“同文馆”，迈出了管窥世界的第一步。

但是，奕訢同时还强调，同文馆的学生，须选自八旗之人，让汉人学习外语，然后与洋人打交道，他不能放心：

“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

同治元年，奕訢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典型的旗人学堂。

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名额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对象同样限于八旗子弟。（附带一提：俄罗斯馆曾发生过一件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也不知道他叽里呱啦每天教的，究竟是什么语。）

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虽不愿倡导满汉之分，但满汉之分仍不可避免地会渗入到他们的事业当中。

比如，同治十年（1871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而无只字提及满汉比率问题。恭亲王奕訢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在幼童的挑选上，又特别含蓄地增入了“八旗子弟优先”的原则。

这种扬满抑汉的心态，在满官内部可谓根深蒂固。同治十年，已升任大学士的两广总督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情形，再次主张以后只招旗人学生：

“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奴才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

这一奏请，得到了奕訢的同意，同治皇帝御批后下发，成为了政策。

图：同文馆学生学习洋文

例3：谕旨、御批和奏折里的“汉奸”

最能体现清廷最高领导层心底深处之“满汉分野”者，莫过于“汉奸”一词的出现和流行。

“汉奸”的今义，指的是“背叛了汉民族（中华民族）利益的奸人”，但在清廷统治者的语境里，“汉奸”指的是“对清廷心怀不满、对清廷造成利益损害的汉人奸民”。

比如，雍正曾指责派弟子策反岳钟琪的曾静，说他是“苗疆内多年汉奸”。

据王珂的研究：

“在清代之前的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存在‘汉奸’一词。……直到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清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对汉人抱有强烈的敌对意识，‘汉’才逐渐变为一个民族集团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汉’中的坏人便成就了‘汉奸’一词。”

“汉奸”一词在清代的流行，始于雍正的谕旨、御批和奏折。捉拿、惩处“汉奸”，是“改土归流”期间，雍正最重视的事情之一。

比如，雍正二年，皇帝下旨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督抚提镇官员，其中特别提到“汉奸为之（土司）主文办事，助虐逞强”。

雍正四年，鄂尔泰上奏建议在贵州搞“改土归流”，并提了十六天办法，其中的一条，就是“除汉奸”。

雍正五年，皇帝向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督抚下达任务，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抓捕汉奸”。

图：允礼绘雍正像

自雍正朝起，“汉奸”一词开始频繁见于统治机器的来往文牍之中。

此后，几乎每一次出现社会冲突，当局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将“汉奸作乱”视为缘故之一。晚清外患频仍，这种思维定势，也就变本加厉。当局甚至得出了“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防范汉民，要优先于防范汉兵；防范汉兵，又须优先于防范外寇）的结论。

比如，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中：

（1）战前，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公开表示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汉奸”——“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

（2）战争期间，向道光皇帝汇报前线战事失利，主因也皆被归咎为“汉奸带路”——广东的奕山、隆文，在奏报里大谈“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琦善也奏称：“汉奸人面兽心，……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营兵无别，往往混入军中，真伪莫辨。”浙江的奕经等人奏报称“江、浙一带，汉奸极多”“（宁波等地）人情险恶，半系汉奸”“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钦差大臣裕谦汇报定海之战失利，说洋人在当地“驱使闽粤汉奸，舍死登岸……约计总有万余人。”

（3）战后，奕山复盘战事总结教训，其结论竟然是： “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是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清廷领导层在文牍中如此爱用“汉奸”一词，显示其对汉人始终怀抱着高度的警惕与歧视。这种歧视发展到极致，就是将所有汉人视为敌对。

比如，咸丰八年（1858年）9月，广东省城遭英法军队蹂躏，广东巡抚柏贵，在奏折里如此解释他的处置之法：

“粤东省城骤遭夷乱，……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意即：如果不是为了保护城里的几万旗民，这位柏贵大人，可就要“省城大可不问”了。城内汉民，并不在柏贵大人的保护名单之内。

时代往往“表里不一”

这种满汉之别，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于1900年，奉命北上处理义和团善后事宜的李鸿章，在香港秘密会见港督卜力时，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李鸿章：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假如北京所有的公使都被杀害，列强进行干预并宣布要立一个皇帝。你们将会选择谁？

李鸿章（停顿了一下，未待卜力回答）：也许是个汉人？

问出“也许是个汉人”这样的话，李鸿章在1900年的心态，可谓相当微妙。

值得注意的是，内部文牍中的“汉奸”这类表述，从未大规模地出现在清廷的公开宣传之中。

相反，通过文字狱等手段，清廷长期致力于消灭任何有可能突出满汉之别的宣传品（包括出版物、戏曲、说书等等）。这种控制，直接导致生于1895年的钱穆，在学生时代，甚至不知道清廷的皇帝是满人。钱在回忆录里写道：

“伯圭师（钱伯圭，一位革命党人）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

对于“满汉分野”，体制内的李鸿章洞若观火，体制外的小钱穆一无所知。时代的表与里，执政者的言与行，往往如此南辕北辙。晚清的革命党人所做的，不过是将这种“表里不一”，戳破开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