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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讲述了1937年13位秦淮河妓女在南京大屠杀中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而挺身而出，闪现人性光辉的故事。

《金陵十三钗》是一部艺术上已臻上乘，但叙事上的诸多瑕疵又让它难以登顶的遗憾之作。瑕疵来源于影片商业和艺术上全球化的欲望对创作的干扰，出于商业和荣誉目的的理性算计和安排，是注定讲不出完美故事、立不起丰满人物的。虽然张艺谋导演对此矢口否认，然而当“神父、教堂、教会女学生、大篇幅的英文对白，上帝拯救待宰的羔羊，西方人挺身而出保护受难的东方人，风尘女子们以肉体的牺牲救赎灵魂”，这些具有明确指向的符号和意象，有迹可寻的西方艺术母题构成了影片骨干时，否认它没有对某些目标的主动迎合，无异于掩耳盗铃。判断上述事实不需要多高的学识，走进影院的任何观众都会一目了然，问题是面对  《金陵十三钗》的这一  “策略”，我们该如何确立我们的评论立场？支持还是批判？否定还是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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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十三钗》并不是向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首发者。可以说，中国电影，甚至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整个艺术、文化、理论领域，二十年来一直都让我们笼罩在这样一种  “面向世界”(主要是西方)的纠结中。问题的背景在于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与货币的国际通用、商品的自由流通、甚至技术的交易与转让不同，文学和艺术等精神产品里夹杂着意识形态和民族认同，其全球化的道路不仅事实上磕磕绊绊，理论层面也存在颇多争议。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既有伟大的历史及其造就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有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容否定的相对落后的现实局面的国家里，谋求世界/西方的承认，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买卖”。



　　世界——西方承认，有两个层面的指向，其一是艺术上的承认，主要表现为被西方电影节所认可。自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以来，中国电影生产中的顶尖之作，一直都谋求着西方电影节的承认。  20年来，共有20余人次登上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捧回金奖7个。然而，承认者与被承认者不对等的关系，造就了这些获奖影片在“后殖民批评”视域内的两种“东方主义”景观，即“审美东方主义”和“审丑东方主义”。前者呈现的是一个奇观化的中国，一个充满异域情调和独特民俗的中国，一个只有空间性而没有时间性的抽象中国。后者则呈现中国的落后、专制、冷漠、压抑、呆板，缺少自由和民主，缺少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采取东方化策略的中国电影人，对两种东方主义倾向，既有单向强化的，例如《我的父亲母亲》《洗澡》等刻意营造温情浪漫的故事、淳朴善良的人物，《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盲井》中则凸现黑暗的现实、残忍的人性，但更多作品是相互杂糅的，例如《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活着》等等。
　　两种相反趋向的东方主义对应着西方两类东方记忆：一类是自马可·波罗以来西方对文化中国、文明中国流传甚广的神话和传说，在这里无论是故事、人物还是风俗往往都带有他者的神秘性和奇观效果，符合赛义德所谓的“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一个发明，亘古以来就是一片浪漫之地，充满珍奇异物，萦绕不去的记忆和风景，千载难逢的经历”。这种东方主义又可称为“文化东方主义”。另一种东方主义则建立在新鲜的冷战记忆上，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敌对性，这种可以称为“政治东方主义”。无疑，前者常常引发对中国的美化，后者则更关注问题中国，前者常常指向没有时代印记的抽象的东方，例如古老的武侠世界  (《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一系列武侠大片)，共产主义尚未渗透到的前现代中国(《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即便是共和国时期，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也相当模糊和扭曲(例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洗澡》《我的父亲母亲》)。而一旦当影片带有明确的时代印记，指向共和国的中国时，政治东方主义就会占上风，表现贫穷、落后、刻板、压抑、人性与人道主义匮乏，展现政治悲剧的影片就会更受关注。



　　尽管中国电影人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西方电影奖项，但来自中国大陆的电影作品一直未被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奥斯卡承认却不能不成为压在中国电影人心头的一块石头。奥斯卡情结如同诺贝尔情结一样成为中国科学和艺术获得世界承认，即中国终于摆脱了落后、赶超上了世界水平的重要表征。无需遮遮掩掩，《金陵十三钗》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承担了冲击奥斯卡，完成中国人艺术登顶的光荣使命。值得关注的是，《金陵十三钗》改变了20年来中国电影谋求承认时一贯采用的两类东方主义路径。那两种东方主义都还是将中国封闭起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足的故事空间来呈现，而“十三钗”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找到了一个国际化的故事空间，打造了一个几乎原汁原味的西方人唱主角的“西方故事”。我们可以预期，这一策略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和认同。然而，一个中华民族的灾难题材，一个付出了30万国民生命，每一条生命和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建构一个故事空间的历史事件，竟然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谋求获得西方艺术和历史的承认，这又不能不令人纠结乃至悲哀。
　　更让人纠结的是，中国电影的全球化策略不仅是艺术的同时也是商业的。即中国电影同时肩负着一个占领世界电影市场的重任。为了占领西方市场，按照西方观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讲故事，似乎又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把讲述西方人拯救东方的故事沾沾自喜地说成策略的时候，为什么西方人不需要讲述纯粹东方的故事来迎合东方？为什么美国的故事就可以变成世界的故事？或许，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在艺术水平的高低，而仍然源于综合国力、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整体差距。假如东西方实力上的差距是不容否定的事实，那么在目前情况下，《金陵十三钗》的道路就无可厚非了，它不过是东方崛起道路上东西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即东方以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西方接受这故事同时也接受历史。故事中东西方元素的比例在博弈、妥协和协商中，此消彼长，直至纯粹东方的故事也可以变成全球化的产品。当然，我们并非狭隘地希望东风压倒西风，我们期待的是一个真正民族平等、文化多元、鼓励独创和个性的艺术世界。